美国高级官员最近对中国的访问都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虽然拜登政府官员继续强调与中国交流的重要性，但包括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人称拜登政府的对华接触是“僵尸”外交。中国也表示，美中关系正经历严重困难。这是否代表美中之间只能走向“零和”了？
军事“零和”与“安全困境”
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
7月19日结束了在中国的会谈。除了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接触外，美中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此前，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财政部长杰尼特·耶伦(Jenet
Yellen)对北京的访问，也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美国最希望与中国进行的军方之间的交流依然为零。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 7月18日在阿斯彭安全论坛(Aspen Security
Forum)上说，过去两年来，他与他的中国同行只进行过一次视频对话。他曾经向中国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的司令员提出过对话的要求，但是他的要求要么被置之不理，要么被拒绝。他还曾尝试邀请中国防长李尚福出席8月份在斐济举行的年度国防部长会议，但遭到了中方的“无视”。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也提出与李尚福在6月初举行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会晤，但中国以李尚福尚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中为由，拒绝了奥斯汀的会晤要求。去年8月，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后，中国宣布暂停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包括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气候变化商谈，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
一些人认为美中已经陷入“冷战”，另一些人认为目前的美中关系与美苏“冷战”不同，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在军事领域，两国关系基本上为“零和”。
约瑟夫·奈(Joseph
Nye)是阿斯彭安全论坛的共同主席，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他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论坛说：“在军事竞争的顶层，确实像冷战时期。我们和苏联人的军事竞争接近于零和。不过，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仍然是佼佼者，是全球的军事力量。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但它不能像我们一样，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抵御军事力量。”
他把美中竞争看作是在三层立体棋盘的竞争，军事关系位于最高层—第三层；经济关系为第二层；两国在气候变化和其他跨国挑战上的关系为第一层。他认为，目前的美中关系从整体上来说算不上“零和”，因为在第一层和第二层美中依然有合作的空间。
奈认为美中之间是“非零和”关系的第二个理由是美中互相不构成生存威胁，因为美中对彼此来说都是“太大了，而无法侵略或是改变”。但他又警告：“唯一让彼此变成生存威胁的可能就是我们错误地陷入战争，而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你（两国关系）就会从‘非零和’走向‘零和’”。
两国军方高层没有交流，而双方军机和军舰越来越多的近距离接触令人担忧。今年5月，中国一架战斗机从一架美国飞机前掠过，可以看到战机飞过引起的气旋造成美国飞机剧烈晃动。6月，一艘中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差点与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美国驱逐舰碰撞，当时两舰相距不足150米。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葛琳娜(Naima Green-Riley)说，两军高层一直无法对话令人尤其担忧。
“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确实有这些险些发生的状况。军机和军舰距离如此之近，而掌舵的又是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头脑发热，导致我们陷入不想要的冲突。你需要在顶层有这样的沟通。我认为这是个大问题，在某个时候，必须处理的（问题），以允许这些类型的对话进行。”
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美国学者代表团的一员，葛琳娜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在对美中关系最攸关的台湾问题上，她说，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令她担忧，包括“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不会被中国人接受。她说，她与中国精英的接触令她感到，中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言行不一；第二，由于美国多元体系，行政部门并不能控制其他部门的说法，即使拜登政府有表态，中国精英们依然会认为美国好战，并支持“台独”。
6月29日，美国国防合作安全局宣布了总额为4.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行动。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10次对台军售。在被问到，美国希望把台湾打造成“豪猪”的战略能否对中国形成有效威慑时，葛琳娜认为，在台湾问题是美中的确存在经典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美国现在所做的每一步都会被中国视为“好战”。
“小院高墙”和“我必犯人”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美中关系并非“零和”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两国在经济上依然有巨大的联系，但是，美中经济关系目前也面临巨大的挑战。拜登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都有一种共识，美国需要与中国在关键的经济领域“去风险”。
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的话说，美国需要在关键技术领域设置“小院高墙”的战略。沙利文今年4月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美国正在用“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s)来保护我们的基础技术。也是在那次讲话中，沙利文借用了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说法，美国寻求与中国“去风险”而不是“脱钩”。
7月21日，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沙利文再次解释了“小院高墙”的意义。他说，“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继续关注‘小院’内应用于国家安全的基础技术，我们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绝大多数贸易和交流将不会受到这些国家安全应用的影响。但我们也不会回避基本的东西，即美国及其盟国的技术不应被用来破坏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因此，我们将继续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应用的技术进行非常有针对性、非常具体的限制，并做出严谨、仔细、有条不紊的判断。”
他说，去年美中贸易的增加，以及美国企业依然在中国市场获利都显示，“小院高墙”针对的范围真的很窄。
但是前美国驻欧盟大使，商业圆桌主席克里斯滕·西尔弗伯格(Kristen
Silverberg)担心，“小院高墙”很难做到，最终会波及更广泛的经济领域。
“这很难做到。一是很难确立限制的原则。如何界定这些技术，而中国体系（军民两用技术）的性质使其更加困难。第三，还有（中国的）‘针锋相对’。美国可以尝试降低风险，但随后会引发反应，导致更广泛的脱钩。”
7月19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参加阿斯彭安全论坛的专场对话时已经明确表示中国要对此作出报复措施。他说，如果美方继续实施新的对华制裁，中方面对挑衅不会袖手旁观，将会予以回击。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有报道说，拜登政府有可能会在8月底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尖端技术投资的限制政策，并称这些政策可能会禁止在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对华新投资。高层官员说，目标是在美国9月的劳工节前完成对行政令的审查。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实施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的能力；白宫称这些芯片可用于制造武器、侵犯人权并提高其军事后勤行动的速度和准确性。
中方已经采取了报复措施。今年5月，中国对美光公司发布了禁令，随后又决定自2023年8月1日起对镓和锗两种关键金属实行出口管制。
商业圆桌主席西尔弗伯格担心，美中“以牙还牙”式的竞争，最终会导致“馅饼变得越来越小”，从而出现“负和”境况。
“我们知道在‘零和’的情况，馅饼的大小保持不变，问题只是谁抢到了哪块而已。但在一种情况下，馅饼会缩小，竞争的本质意味着安全性和繁荣度都会降低。”
是否“零和”，由中国决定？
虽然拜登政府近两个月对华密切接触遭到了国会和其他一些人批评，国务卿布林肯7月21日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还是为其进行了辩护。
布林肯说：“我认为这些接触、这些沟通是必要的，事实上，不去做这些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我们确实在努力取得进展--不仅是为了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而且是为了在我们有共同利益的某些领域寻求合作的方式--
我们不是尝试这样做，那是我们的责任。”
他以芬太尼为例，解释美中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布林肯6月访华的一项“成就”就是两国同意在堵截芬太尼贸易上成立工作组。
气候变化是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另一重要领域。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克里的访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据报道，克里此次对中国方面要求，讨论气候议题应当与政治议题分开。克里称，气候变化是一个“普遍威胁”，应该与更广泛的外交问题分开处理。
但是，分析人士担心，中国不会分开处理。克里也曾表示，他与中国官员的会谈富有建设性，但很复杂，双方仍在处理包括台湾在内的政治“外部因素”。
美国前贸易代表、外交关系协会主席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认为，美中能否合作，是否“零和”关系取决于中国的选择。
“我认为美国的做法实际上非常微妙，表明我们将在某些领域进行竞争，在哪些领域有合作的可能，在哪些领域会有潜在的冲突，需要管控。我们把两国关系的各个要素都分开了，这与冷战中我们对苏联不一样。那个时候，联动是主要的发展方式，每个问题都与其他问题相关。现在是中国人这样回应：我们不太愿意谈论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除非你表明你愿意接受我们对台湾或南中国海关键利益的看法。”
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今年3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线上讨论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中国对与美国在打击毒品、预防大流行病、应对气候变化、反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并非真的有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把合作当成杠杆，迫使美国在台湾等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让步。
他说：“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都努力过，在我们认为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对全人类都有利的问题上就合作展开对话。但是北京并不希望这些对话有实质性的进展，或者北京想利用我们在这些对话中的兴趣作为杠杆，让我们在那些我们看来与合作领域毫无关联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美国的最终目标：颠覆共产中国还是与之共存？
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还被问到美中竞争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对此沙利文回答说，美国并不寻求“结束”中国，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中国共存。
他说：“我们将不得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存，中国将永远是世界格局的一部分。作为大国，我们将必须学会共存。这是我们（对华）策略的基本战略前提。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束一个国家，而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一个从根本上有利于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和价值观的稳定国家，因为我们认为这样世界会更加稳定、繁荣和安全。”
他说，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与中国共存的目标。不管是应对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军事建设，以及在关键供应链方面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以及与盟友联手，共同对抗来自中国的侵略、胁迫和恐吓等。
不过，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的葛琳娜指出，虽然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同意中国对美国形成威胁，令人担忧，必须要应对，但对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共和党和民主党有所不同。
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就认为拜登政府与中国的接触是“僵尸”接触。7月20日，特设委员会还特别举行一场听证会，讨论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加拉格尔在听证会上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对中国的强硬的措施本来不错，但是这些行动被拿去作为“僵尸接触政策的牺牲品。”
葛琳娜指出，甚至拜登政府内部并没有形成共识。她说：“有些人的目标非常宽泛，与意识形态有关，与反击独裁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有关。有些人的观点相对狭窄一点，只是希望保护美国利益、加强美国的工业和经济，以对抗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能力的中国，并与之竞争。”
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应该与冷战中的美苏不同。美国对前苏联的遏制战略，激化了苏联内部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它的最后垮台。他说，但是中国不同，中国如果垮台，世界是否更加安全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美中发生战争，这场战争将会旷日持久。所以，美中关系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管控型竞争”还是“合作型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