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人邓聿文认为，尽管青年失业率相对偏高是一个国际性的普遍现象，但中国的数据畸高表明导致这种现象有一些非正常的因素。
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青年群体的失业率高达21.3%
人民日报近日的一篇评论，要青年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引发人们对中国青年高失业现象的关注和讨论。先不谈所谓正确就业观的含义是什么，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又创新高，很多毕业生到现在尚未找到工作，这给本已严峻的青年就业又增加了一道压力。
青年失业率指的是年龄16-24岁人口的失业率。中国是从2018年才开始统计这一年龄段人口的就业状况。最新的统计数据该群体的失业率高达21.3%，且还在恶化。毫无疑问，这个数据高出绝大多数国家的同类数据，尽管青年失业率相对偏高是一个国际性的普遍现象，但中国的数据畸高表明导致这种现象有一些非正常的因素。
其实，从统计数据看，中国24岁以上的成年人的失业率比较稳定，这几年一直在5.4%左右徘徊。为什么青年失业率就如此高？多一岁失业比率就剧烈下降？一些人可能会想到是不是成年人的失业率造假。这里面的原因是，16-24岁的年龄段意味着很多人初中和高中毕业后即参加工作，这个年龄段首先是就业用的知识储备不足，其次是就业经验和技能不够，第三，即使大学毕业，一个人很可能学非所用，没有工作经验，难以找到合适工作，所以，青年失业率天然就比成年人要高。当然这也好理解，同样是一个初中或高中学历的人，在经过几年找工作过程中的历练，他会积累工作经验，比如会接受职业培训，等到他长大为成年后，再找合适的工作就相对容易，失业率也就降低。
民众的消费力度不强
当然，年轻人工作所需的知识储备和经验不足只是构成他们高失业率的一个因素，而且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同样的情况在疫情前他们的失业率就没有现在这么高，因此，还必须到当下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本身去寻找原因。人们看到，伴随青年高失业率的，是中国经济在上半年的复苏乏力和全球需求的不景气。中国在疫情解封后，外界曾有乐观期待，认为压抑三年的需求会有一个报复式的反弹，但这种现象没有出现，即便出现过也是昙花一现。春节、清明、端午几大节日虽然游人如织，又恢复到往昔繁荣，可消费明显不敌疫情前。出国旅游更比以前少很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民众的消费力度不强。不是人们没有消费的欲望，而是现时对工作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的预期都不好，从而不敢去消费。在各种消费需求中，对大宗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更是下降得快，尤其房地产业萎靡不振，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手段刺激，就是不能提振购房的欲望。同样，世界经济在今年上半年除了少数经济体外，整体表现疲软，需求不足，表现在中国的进出口上，上半年只有微幅增长，特别是5、6两月，进出口尤其出口暴跌。
服务业、房地产和出口制造业，都是中国容纳就业的"大户"。有经济学者计算过，当前中国青年在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近3.6亿，占国家就业总人口的48%。而青年就业人员中从事服务业的比例更达61%。过去三年防疫对服务业有极大压制，现在放开后其后遗症恐怕还要延续一段较长时间。除房地产外，教培、平台经济等传统上都是职位创造较多的行业，这几个行业在过去几年也都受到国家强力的宏观调控和政策监管，再加上宏观经济环境的不景气，导致企业用工快速萎缩。出口向来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主打，然而，美中对抗、政府强监管、疫情以及外需不足也让相当多的民企倒闭，外资外迁，损害了它们对劳动力的吸纳，技术和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遭到解雇。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即经济的持续下行，也会带来新增就业职位减少。据统计，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除医药、电气机械、通信设备、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等少数高景气行业，大部分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相较疫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缩，原因在于整体经济未见好转。在上述因素外，国有部门和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亦加剧了年轻人的失业状况。
根本还是要经济持续增长
在青年的高失业率中，虽然不排除一部分年轻人的择业观有问题，比如过去几年互联网大发展时期，很多年轻人都想通过互联网创业来一夜致富，然而，即便按照人民日报的看法，年轻人树立了正确的就业观，到艰苦的地方和行业去工作打拼，或者发动新一轮的"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振兴乡村，对解决青年的失业问题也是杯水车薪。因为艰苦的地方和行业容纳的就业人口毕竟有限。市场经济条件下，寄望于乡村也不切实际。不说农村本就是往城市输出劳动力，毛时代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得以成行，有三个前置条件，即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和粮票、布票等配给制度，再加上毛个人的威望，但现在这些条件都没有，仅靠动员是不管用的。
要将青年的高失业率降下来，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调整高校的专业设置，强化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培训，放松对房地产、平台经济的监管，想方设法促进出口，可能会起到部分作用，但根本的还是要经济持续增长。然而，经济持续增长不能仅靠政府采取的刺激措施，虽然后者对挽救经济的急剧下降有用，关键还是要靠社会和市场每一个经济主体对政府和国家有信心，信心就是信任。有了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民间资本才会在政府号召下，再配合利好政策去投资，民众对职业的保障和对未来的预期有信心，才敢去消费。所以在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里，没有对政府和政策的信心和信任，一切都免谈。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舆论是负面情绪的
人们看到，今年以来，中国相继发生了多起年轻人相约自杀的事情。或许这些自杀行为有他们各自的具体原因，但也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对现实和未来的绝望，它使得社会舆论自动把他们和青年的高失业率等挂钩。另外，今年流行的一些词，如躺平、佛系、内卷、孔乙己的长衫，都反映了舆论的悲观情绪。负面和悲观的情绪无疑具有极大的社会感染力。导致社会这种负面情绪和观感，以致让年轻人"不思上进"，对生活失去信心，追根溯源，最大的、本质的原因是习近平的一人统治，用一种锁国的思维方式治理，阻断与人类的主流文明交融，致使年轻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方向和目标。
群体生存环境的恶化往往跟国家的发展战略和路线息息相关。过去十年，尤其过去五年，习对内实行政治高压，对外采取与美国对抗，一方面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封锁；另一方面当局也有意识地采取封闭的发展战略，主动和西方脱钩。中美的对抗和冲突，全方位地呈现出来，让中国深受其惠的全球化嘎然而止，严重冲击中国的经济。尤其是三年疫情，由于当局采取错误的防疫对策，几乎让社会停摆，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号的监狱或囚笼，人人都囚在笼中，严重打击年轻人的心理，破灭了他们的希望。因为年轻人本来血气方刚，对未来充满好奇和幻想，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成长于改革开放，普遍没有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的生活艰难，技能又偏弱，抗压性不强，当局的做法硬生生将他们的希望扑灭。可以说，此种社会环境对年轻人的打击是非常残酷的。时至今日，要扭转社会的负面情绪，不是那么容易的，官方舆论宣传基本对此无能为力。
这需要等到中美对抗有一个明确解？
对年轻人的此种社会心态，要说中国官方不清楚，是不对的。习近平比他的前任，更看重青年和青年工作。中共20大报告，特意加了一段对青年工作的论述，号召年轻人"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强调"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在前不久选出新的团中央后，习还特意同团中央一干人马谈话，以示对中国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重视。但显而易见，习近平的这些尊尊教导，并未让年轻人对这个所谓的新时代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
目前的状况似乎陷入一个死局，表现为一种集体的迷茫。要解决中国青年的高失业问题，使他们不再对现状和未来感到无助和绝望，也许这需要等到中美对抗有一个明确解，中国经济有一个明确向好的转变，以及中国当局的治国路线和政策有一个明确调整。这段时期可能不短，对置身其中的个体来说，这个等待会相当的煎熬。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