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年轻成年人来说，最近这三年有点残酷。企业裁员大潮导致失业率飘升。虽然对新冠严酷的“清零”措施已结束，但它们对未来造成的不确定感仍在。
对许多人来说，最近的混乱是推迟重大人生决定的又一个原因，这导致结婚率创下历史新低，并让政府避免人口危机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
技术工作者格蕾丝·张（音）长期以来一直对婚姻抱着矛盾的态度。去年，上海市政府的封控措施将她限制在家中长达两个月。被剥夺了自由行动的能力后，失控的感觉导致她的状态不断下降。看到封控措施向其他城市蔓延，她的乐观情绪逐渐消失了。
去年12月中国重新放开后，31岁的张女士离开了上海，开始远程工作。她怀着换个环境能让自己恢复积极心态的希望，从一个城市旅行到另一个城市。
现在，由于中国经济状态不佳，她看到周围被裁员的人数不断增加，她不确定自己的工作是否足够稳定，能让她考虑在未来建立家庭。虽然她有男朋友，但他们没有马上结婚的计划，尽管她父亲经常催她早点安定下来。
“这种生活的不稳定，就会让人越来越畏惧去产生新的生活的改变，”她说。
中国的结婚人数已连续九年下降，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已减少了一半。据政府上个月发布的数据，去年约有680万对夫妇登记结婚，是自198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远低于2013年的1350万对。
尽管2023年的登记结婚人数与上年相比有所增加，但离婚人数也在增加。今年第一季度，结婚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万对，离婚人数则增加了12.7万对。
调查显示，让孩子经历中国残酷的教育体系的代价导致许多年轻人不想生孩子。随着城市女性的经济独立能力和受教育水平达到新高，对她们来说，婚姻从经济角度来看不再是必需的。男性说他们负担不起结婚的费用，他们指出，文化压力迫使他们在开始约会之前就必须拥有房屋和汽车。
过去三年的不稳定性加剧了这些压力，影响了许多年轻人对建立家庭的预期。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对社会各个方面施加日益严格的控制，其结果可能会对结婚率产生影响。
“如果年轻人对未来没有信心，他们就很难考虑安定下来，结婚成家，”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彭秀建说。
未婚伴侣或单身人士生育的情况在中国极为罕见，因此，结婚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有直接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范围饥荒以来，中国人口在去年首次出现萎缩。
执政的中共开展了鼓励结婚生子的宣传活动，甚至办了国家赞助的相亲活动。政府正在20个城市进行提倡“新时代”婚姻的试点项目。“新时代”婚姻的宗旨之一是丈夫和妻子应该分担抚养孩子的责任，等于承认了中国女性传统上承担着不平等的负担。中国东部的一个地方政府已推出了一款婚介应用程序。
但导致这么多人抗拒婚姻的焦虑并不容易解决。
对23岁的大学毕业生徐冰倩（音）来说，新冠病毒大流行打乱了她去西班牙学习并申请研究生的计划。她有一名来自古巴的教授，由于旅行限制无法返回中国任教。随着封控将她困在宿舍里，室友们之间开始吵架。她说，她们为失去了受教育机会感到悲哀，也几乎没有发泄这种悲哀的途径。
徐女士现在东部城市青岛的一家书店工作，她说，计划受干扰已导致她对生活采取更“保守”的态度，避免做出重大决定，比如找男朋友。
“我不能确定他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坏的，”徐女士说。“我还是不太想这种不确定性进入到我的生活中。”
上个月，一段视频在微博上广泛传播后，婚姻问题成了网上热门话题。在该视频中，一名男子因家庭纠纷开车多次碾压妻子，将其杀害。许多评论警告女性不要结婚。最近一个有关拒绝婚姻的微博标签已获得了9200万的浏览量，评论者指出，中国有关离婚和家庭暴力的法律缺乏对女性的保护。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学教授王峰的分析显示，年龄在25到29岁的中国城市女性中，从未结过婚的比例已从2000年的8.6%上升到2020年的40.6%。
许多男性说，他们推迟婚姻是因为缺乏经济安全感。在政府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该政策已于2016年结束）的年代里，由于中国的重男轻女文化，导致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了约3500万，加剧了婚姻的经济竞争感。
30岁的徐曦（音）今年离开了一家跨国技术公司，跳槽到了一家国有企业。他想得到更多的工作保障，尽管他的薪水减少了50%，他现在的年薪大约20万元。
换了工作后，他觉得自己有了明年向女友求婚的准备，但他说，他们不打算生孩子，因为养育孩子的费用太高。他说，尽管中国正在变得更繁荣，但许多人感觉自己更穷了，这种情绪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对婚姻的态度。据中国人口学家称，按人均经济产出调整后，中国是世界上养育孩子成本第二高的国家，仅次于韩国。
“当下还是求稳，看看这个经济到底怎么回事，”居住在西南城市成都的徐先生说。
直到2020年，35岁的艾琳·王（音）曾一直对在中国生活持乐观态度。后来，她看到政府打击私营企业，在此过程中扼杀了就业机会，以及对疫情采取了严酷措施。她对日益专制的环境越来越担心。
“我觉得我没有信心把小孩子生在中国的，”她说。
最近，她从事的财务咨询工作令她精疲力尽，所以辞职从杭州搬到上海寻找新职业。她希望上海能有比杭州更多元化的约会对象，她说她杭州社交圈子里的很多男性只是想找一个听话的妻子，愿意为生孩子牺牲自己的事业。
她曾在美国工作过四年。今年4月，她去美国各地转了转，看看是否应该搬回去。她目前仍住在中国，但正在设计离开的计划，将一些资金转移到外国银行，同时研究申请海外签证。
“我也蛮想结婚的，”她说，“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也不会觉得就活不下去了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