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2022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一经发布，便引起广泛关注。该《公报》信息显示，2022年广州常住人口1873.41万人，比2021年减少7.65万人。这是5年来广州第一次出现人口下降的情况，同时也标志着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同时出现人口负增长，全部发生常住人口减少的情况。

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2022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别减少4.3万人、13.54万人、7.65万人和1.98万人。其中，2022年末深圳常住人口1766.18万人，而2021年末深圳常住人口1768.16万人，减少1.98万人，是深圳建市以来首次出现常住人口减少。

经济日报在《如何看待一线城市的“人口信号”》的文章中指出，在全国人口总量达峰、地区流动活跃等背景下，受城市治理理念、产业结构调整、生育观念转变、户籍政策、生活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城市之间人口此降彼长的特征未来可能更趋明显。对于北、上、广、深的人口负增长，需要予以重视但不应过度焦虑。长远来看，一个国家或城市的人口红利，要看总量，更要看质量；要看人口，更要看人才。

一些在一线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去了别处。他们为何离开？去到二线或三线城市的他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找到平衡了么？关于“大城床”或者“小城房”的选择之惑，似乎始终都存在。日前，红星新闻记者对话了多位离开或者计划离开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听到了他们选择背后的故事。

人口减少意味着人才流失吗？

人口减少意味着人才流失吗？据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3》，一线城市中，北京人才净流入占比上升、沪深广占比小幅下降。北京前期因严控人口、疏解产业，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直至2020年有所回升，2022年继续创新高，主因是收入水平较高、人才引进政策放宽等。上海2022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全国第一，主因是上海新经济促进政策初见成效、落户政策放宽等。

“最顶尖的人才肯定是留在大城市，只是我们这些在专业领域上有一些成就的人会发现，自己的小成就不足以让自己做一个大城市的‘普通人’。无数个我离开大城市，大城市也不会缺少人才。”计划离开北京工作的小柴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曾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谈及超大城市面临的挑战，陆铭表示，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城市化过程当中，为了顺应人口增长，还需推进人口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市民化进程，与土地相关的土地资源再配置，或者说优化配置，以及在规划、建设模式上要形成跨行政边界的一体化发展态势。

陆铭的《向心城市》一书，第一章名为“向心城市：就业、居住与通勤”，而这几个关键词也贯穿了红星新闻对已经或即将离开北、上、广、深的年轻人的决策，面临裁员风险的就业情况、很难上车的超一线房价与日复一日的艰难通勤，出现在他们离开北、上、广、深的故事中。

离京的留学生：

回到小城景德镇创业的她

比在北京更忙碌

回忆两年的北漂生活，花花给出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地铁。

“单程40分钟，我觉得时间应该还算可以，但是4号线真的人太多了。”困扰花花的不是地铁没有座位，而是在拥挤的早晚高峰，连挤进地铁，对花花而言都是个问题。

花花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挤地铁最严重的两次，她挤到眼前发黑，肚子疼又想吐。“很难受的感觉，那时候我一面想下车，一面在想如果下去我就上不来了，上不来我到单位就要迟到，然后我就咬着牙到换乘站下车。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坐地铁对我是比较煎熬的，特别是人多的时候，很难受。”

花花对红星新闻记者回忆道，在她想下车的时候，她看到每站地铁停靠时“开了门但没有人能挤得进来”。“我如果下去，得等多少趟地铁，才能再挤上这趟车？”花花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这样挤地铁不是因为考勤标准有多么严苛，而是因为做她喜欢的工作，她对自己有自律的要求。

在地铁上挤到双眼发黑的花花，仍然会在上下班路过天安门的时候给天安门拍摄一张照片，多云的、下雨的、夏天的、冬天的……花花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每次见到天安门都十分喜欢。







↑花花拍摄的天安门照片

2019年在英国毕业，学成归国，自小受景德镇陶瓷文化影响的花花，在本科毕业后选择到家乡博物馆工作。为了专业知识得到更多的积累，事业有更好的发展，花花来到英国学习博物馆相关专业，希望回国后能进入国家博物馆工作。

“笔试过了，面试没过。”但因为实在喜欢，花花选择以合同制雇佣身份进入国家博物馆下属企业工作。但这份工作并没有支撑花花对“热爱的事业”的想象，也没有带给她可以在北京扎根的经济支持。

在家人身体健康出现问题之后，花花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后的花花，考取了教师岗位，同时围绕自己热爱的陶瓷文化开始了创业。花花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景德镇，她比在北京的时候更忙碌。

计划离京的金融从业者：

想要离开北京

因为在相亲市场上受挫

年入40万的金融相关行业从业者小柴，在北京工作。尚是单身的她，曾一度陷入相亲的“怪圈”。她说，在北京相亲市场的评价体系中，她看不上的那些人都比她“优秀”，这让她看不到自己奋斗的意义。

小柴自认自己很幸运。在她工作过的公司和接触的同行中，她的本科学校平平，但是从本科到保研、再到秋招，她每一步都踩到了“幸运的节点”上，拥有了很满意的工作和事业发展。

自认幸运的小柴之后遇到的挫折，更多来源于相亲。单身的小柴被催婚后，反复去见各种相亲对象。只是，她在学业、工作上的幸运并没有延续到相亲市场。家长、领导介绍的相亲对象都有一个特点——有北京户口。但在“北京户口”的条件之外，这些相亲对象或“生过二胎离异的”，或“在北京本地读大专”，或“长相十分不雅”，这些都让小柴无法接受。

“结果很多还看不上我，他们觉得自己有挑选的空间。我一开始觉得可笑，后来时间长了，明白这是规律。”小柴说，她工作中遇到的同事许多都是大学校园恋情，早早做好了一人拿户口、一人拿高薪的工作分配。也有许多没有户口的高薪单身同事，根本没有成家、生育的打算，而这两种生活方式都并不属于她。

一位会员制相亲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告诉小柴，她的条件在北京这里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小柴在相亲市场上的际遇，让她下定决心要离开。如今，小柴向香港、杭州、上海等地投递的简历已经陆续收到面试通知或者正在面试中。只是做好离开北京的决定后，小柴还没有决定好自己下一个目的地。

离开深圳的引进人才：

房贷压力下

选择回到家乡当了老师

深圳，曾经被称为抢人大战中走在最前面的城市。与北京、上海严苛的落户条件不同，在“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号角下，不少毕业生将深圳称为最友好的一线城市。

2010年，深圳市启动“孔雀计划”，大规模、大手笔、成体系地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纳入“孔雀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可享受160万至300万元的奖励补贴，并享受居留和出入境、落户、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的优待政策。

“但是现在，对毕业生最友好的深圳也不行了。”一位计划毕业后到深圳就业的应届毕业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从本科到研究生毕业，她看到深圳友好人才政策“告一段落”。

2021年，深圳人社局发布公告，对人才政策作出调整：自2021年9月1日起，新引进人才不再受理发放租房和生活补贴。这份文件表明，深圳全日制本科及硕士学历人才补贴即将成为历史，博士人才年龄门槛也被限制在35周岁以下。

2017年，留学海外、硕士毕业归来的七七，领到过5万块左右的深圳人才引进奖励补贴。“我当时只拿到了市一级的补贴，区一级的（补贴）应该也有几万块，合起来可以拿到10万左右。但是区一级的（补贴）要求工作地和落户地在同一个区，我刚好不在，所以没领到。”七七回忆道。

作为人才被引进的七七，仍然感觉在深圳生活有诸多力不从心之处。“跟我老公，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我们毕业后一起选择深圳。生活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深圳压力实在太大了。”

七七说，影响她作出离开深圳决定最重要的因素是房价。“我们这种都是三四线职工家庭的，要在深圳供一套房子非常不容易。”七七说，买一套房子，除了首付金额较高以外，每个月月供也高。如果考虑市区通勤时间和未来孩子的学区，基本上一平方米都是10万元起。如果还要保障居住的幸福感，一套房子下来近千万，每个月要背上几万块的房贷。

每个月固定还几万块房贷，是目前的七七和丈夫难以保证的。七七和她丈夫都是硕士留学、毕业来到深圳的。丈夫在身处的房地产行业经历了重大震荡后准备转行离开，七七也在互联网裁员浪潮中面临随时丢失工作的风险。

“觉得我们的工作十分不稳定，我以后在深圳一方面要面临房贷压力，也有可能存在失业风险，生活压力感觉很大，当时就想要不退一步，去一个房价稍微舒服一点的城市。”七七给自己的选择打了一个总结。

如今的七七，已经回到家乡汕头，成为一名大专院校老师，而深圳曾经带给她的那些隐形压力，在如今平淡的日子中轻轻掠过。

离开深圳的电商从业者：

曾经一天忙到只吃一顿饭

但仍然感谢“深漂”经历

拿到offer的第二天，瓶子花了100多块钱叫了辆顺风车，来到了深圳。“一路上我都在拍视频更新我的动态，给我的好朋友分享。终于离开佛山啦，我就要一个人住啦，就要到深圳啦，开始新生活啦，太激动啦。”

瓶子是一个电商从业者。把瓶子从佛山吸引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内容有关亚马逊跨境电商。她到深圳的路上，都在脑补自己每天在高档写字楼里面工作，打扮得很精致，下班之后跟朋友去吃饭，周末去玩。

但是后来决定离开深圳时，瓶子的生活并没有如愿。相反，因为忙碌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她食欲不振，身体开始发出警告信号，大把地掉头发。

在电商这个领域，瓶子在同事当中做得很不错，业绩突出。但考虑到长远发展，瓶子决定转型。

“我从助理开始做起，从后台打杂开始，然后整个（直播流程）做下来，虽然直播蛮辛苦的，加班是常态，但是我做得很开心，因为我每天都可以跟团队小伙伴沟通交流，也可以跟直播间里面的粉丝交流，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方式。”

瓶子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此前因为疫情影响物流，对他们线上业绩产生了很大影响。整个部门被裁撤后，瓶子进入漫长的空窗期。“差不多有三四个月，当时压力是蛮大的，因为我还要租房子，也没有把我的情况跟家里人说，就自己去承受。”

“在出租屋里其实压抑过一段时间，感觉自己抑郁了，然后我就去招聘软件上不断找工作，不断去面试，收到满意的offer就觉得还是有机会，我也没有那么差，只是当时的行业环境没有那么好而已，我就去了另一家公司。”

但在新工作维持一年之后，瓶子的身体开始发出警示信号。瓶子回忆，做直播的时候，她一天到晚在公司的时间超过10小时，每天凌晨三四点睡觉是常态。作息颠倒，大把掉头发，一年时间没和朋友出去玩过。

如今，已经选择回到佛山继续从事电商行业、做直播的瓶子，依然十分感激自己深漂的经历。

“在深圳遇到了行业的专业人士，认识了很多大老板，也拓宽了交际圈，让我的朋友圈不是局限于同龄人。日常进行一些行业上的交流，比如说抖音上政策改变，直播新玩法，都会让我自己产生一些念头，这都是深圳带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