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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精子库:男性开始提前冻精 合格率太低(组图)

新闻来源: 一条 于2023-04-04 1:31:21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今年2月,

云南精子库发出号召大学生捐精的倡议,

因为疫情影响无人捐精,

全国多家精子库库存告急,

而捐献合格率不足20%,

一时间,关于精子供不应求,

精子质量大滑坡,

男性生育的问题开始频频上热搜。







相关讨论频频登上热搜


中国最大的精子库保存着18万份精液,

每年能帮助4、500个孩子出生。

它背后,是上万来捐精和求精的普通人。

在中国,每6对夫妻就有1对无法生育,

其中男性问题占4成,

精子库成了他们最后的选择。

除了不孕不育的人,‍‍

也有想生育的单身女性去门诊咨询,

提前“冻精”,保存生育力的年轻男性,

也是精子库的常客。

我们采访了卢光琇,

她是我国著名的生殖医学与医学遗传学家。

1981年,

她在长沙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目前也是最大的人类精子库。

42年来,精子供需变化曲线,

精准踩在了每一个生育政策、

技术进步的节点上,

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变化中的中国人生育观。

撰文:张雅兰

责编:倪楚娇







医院里的冷冻精子库(图源:纪录片《奇妙的蛋生》)


当浓缩着一个人性格、相貌、智商的精液被装进一个50毫升的排精杯里,在通过遗传病筛查、病毒筛查、浓度和形态检测的层层审核后,会被分装进1毫升的冻存管中。

随后,关于它的具体信息被输入电脑,样本被存入精子库——等待随时被取走,孕育出新生命。

在这座中国最大的精子库里,编码存放着18万份精子。它连接的另一端,是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在这家医院工作的卢光琇,被称为“试管婴儿之母”、“中国儿女最多的奶奶”。她从80年代开始研究辅助生殖技术。今年84岁高龄,依然在科研和临床第一线,很多不孕不育,情况复杂的患者都会交到她手上。





卢光琇正在和病人沟通

无精症、少弱精症,这是男性常见的生育问题。他们得到检查结果,在长期的治疗无效后,会选择精子库,用他人的供精完成生育。这也是他们最后的选择。

走进诊室的男性,大多是沉默的。他们不太擅长表述问题,看起来也有些不好意思。大多数情况下,是女方和医生全盘托出,她们知道更多关于疾病的专业名词,有时候甚至能解释得绘声绘色。男方则点头应和。

当卢光琇提出“只能使用精子库的精子时”,“难以接受”、“难过”,是男人们竭力隐藏的情绪,还有些男性会有些木然,长时间沉默。

比起延续血脉,女性则更担心,使用他人的精子是否影响夫妻感情,未来的孩子可能面临什么?但最终的决定权,一般都在男性手里。





医院里等待进行胚胎移植的女人们(图源:纪录片《奇妙的蛋生》)


在和数十万患者打交道,研究辅助生殖技术的40岁多年里,卢光琇也感受到了生育趋势的明显变化。

标准病人,即30岁以下碰到生育问题的人数,在逐步递减。“以前的病人可能有60%是30岁以下的,后来开始递减,占40%、20%。这两年,只有9%,剩下的91%,全都是高龄或情况复杂的夫妻。”





电影《热带雨》剧照,电影中一对夫妻多年要孩子无果,最后妻子选择用丈夫冷冻的精子做人工授精手术

单身女性也常常去门诊咨询精子,数量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她们希望能不婚生育。

今年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出,放开单身女性冻卵,今年2月,四川省发布政策,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事实上,单身女性早就是卢光琇门诊的“常客”。

卢光琇记得,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个北方女人来找她。她30岁出头,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大龄”。

女人边哭边分享了几段失败的恋爱故事,满脸绝望。她不相信婚姻,也不相信两个人的未来会更好。“我不想做妻子,但想做妈妈”,那个年代,这样的宣言是有些叛逆的。

40多年来,总有这样的单身女性陆陆续续跑来。30岁上下的人数最多,其次是40岁,已经很难生育的。但因为政策不允许,卢光琇每次也只能安慰。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2018年,中国的不孕不育夫妇约有4780万对,预计2023年不孕不育夫妇将会增至5030万对。未来,随着平均生育年龄的不断后移,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环境污染加重,育龄夫妇不孕不育率也将从2018年的16.0%上升至2023年的18.2%


精子需求最大的一次爆发,是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之后。

仅仅第一个月,就有1000多个家庭来找卢光琇。他们年龄集中在40岁到55岁,有些孩子甚至已经上大学,他们不顾孩子反对,坚持要生二胎。

其中很多家庭对生二胎早有准备,早早在精子库冻了精。所以政策出台的第一个月,就有一大批高龄男性来精子库取精生子。

最近几年,男性也开始有生殖焦虑,“冻精”成了他们主动的选择。

生育力保存,曾经是癌症化疗病人,以及和有毒物质接触的人才会做的,但现在,冻精人群更加广泛,因为早婚早育已经越来越难。

比如曾有人毕业两年后,就来精子库做生育力保存。他每天8点出门,凌晨两点才睡,多次体检也发现他有心悸、脂肪肝等问题。工作繁忙也让他没有时间谈恋爱。对于未来的焦虑被前置到眼前。于是来精子库冷冻精子,期限是10年。

这几乎是一种普遍情况,每个月都有几个,理由也都差不多:还不打算结婚,想给未来一个保障。







精子冷冻箱内部,有不同的隔间,可以旋转((图源:纪录片《奇妙的蛋生》)

精子也有鄙视链。

双盲,是精子库和生殖中心严格遵守的规定。但求精者依然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权。这些要求被传递到精子库,医生再检索出能对上号的,供患者选择。

身高是他们最看重的。“越高越好,至少175cm以上”。在某些北方的精子库,提出180cm,185cm以上的占6、7成。身高越矮的夫妻,对“改善基因”的要求就越迫切。本身就比较高的夫妻,“180cm以上”就是底线。

其次,就是长相和学历,长相里大家又钟爱双眼皮、白皮肤。学历越高越好,本科是基本要求。只要能选,大家的要求只会多不会少。

此外就是血型,为了避免让未来的孩子找到“破绽”,原则上都会找一个和受者丈夫血型一致的供精者。

实在没有,又会涉及一套完整的生物遗传逻辑:首先排列组合一番,“推演”夫妻两人原本生的孩子可能有哪些血型,之后找能匹配的精源,确保和女方生育的孩子,能和那些“推演”出的血型一致。

因此,精子库里的一部分精子会因为很多“软性条件”而滞留了下来。尤其是早期一批170cm以下的精子,便可能一直存储下去,无人问津。





医生正在对收集到的精液样本进行冷冻存放





医生正在分装精液,一个供精者的精液最多供5个女性受孕


也正因需求者对精子的要求多而高,“精子质量”也成了每一个捐精的人都绕不开的问题。

朱文兵是中信湘雅男科学部主任,他见到过上万个来捐精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人单纯好奇,也想做个“生育体检”,还有人为补贴,大部分人还是想帮助别人。

因为之前的新闻让精子库被更多人关注,现在每天都有30到40个男性忐忑不安地走进这家精子库。但成功的只有6、7个。

因为捐精就像“闯关”,要通过综合考试。首先要“面试”, 身高170cm以上,不能秃顶,没有高度近视,体貌端正。此外要体检排除疾病,做遗传病筛查等等,最重要的是考验精子。要求数量、活力,形态等等。因为还要经受冷冻考验,因此要求极高。

虽然收到的精子质量下降,但朱文兵也不敢断言这是普遍问题,“精子质量下降是个有些争议的问题,因为精子库的样本数据局限在特定群体,而且有些人单纯因为个人生活习惯导致精子质量不好。”





日本电影《怒》剧照


捐精要求年龄在20岁到45岁,但大部分来捐精的人都比较年轻,集中在22到27岁,单身。也有些已经结婚的男性,他们往往是“秘密行动”的,不能让妻子知道。

有些男性无法接受自己精子不合格的消息,会一连追问医生很多问题,“什么原因?质量差到什么程度?怎么好转?是否影响生育?……”

当然,捐精有3次机会,只要有一次符合质量要求,就能成为预备合格捐献者。所以第一次不合格,很多人会回家调理几个月再来。连续3次都失败的,非常多。

5年前,中信湘雅人类精子库提出了生育力保存的举措。只要精子合格,并且完成整个捐献周期,就可以另外排精,申请免费保存自己的精子5年。某种程度上,这也带动了更多人来捐献。

精子库还有其他作用,比如有一对夫妻要做试管婴儿,但夫妻异地,于是丈夫就提前冻精,等到妻子取卵的时候可以直接取来用。他可以不用出面,就实现精卵结合。



对于精子库的作用,很多人也并没有清晰的认知。

卢光琇之前碰到过一个男性,他从东北坐了一夜火车来到长沙,提出要捐精,“我自愿捐精,不是为了钱,但希望以后不管谁用了我的精子,都告诉我。”

原来,他只生了一个女儿,又赶上计划生育没法继续生。他觉得自己基因优秀,只生一个孩子太可惜。男人甚至提出,以后可以供孩子上大学,但只要告诉自己孩子是谁,在哪里。

卢光琇拒绝了,“你捐精是做公益的,不是来做父亲的。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卢光琇每次都会告诉来捐精的人,捐精就像献血一样,只是一个人道主义行为。







卢光琇(右一)和科研小组的同事们在一起


时间倒回到45年前。当时中国还没有人类精子库。公益捐精,更是无从谈起。无法生育的男性也是一群“隐形人”。他们被社会忽略,同时主动保持缄默,没有选择。

直到1979年,卢光琇的父亲卢惠霖转给她一封信:

“卢老师,现在牛这样的动物都有精子库,为什么人没有?我很想要一个孩子,但我是个无精症患者,我愿意接受别人捐精,生出来的孩子我也当亲生的。我愿意第一个做实验。”

这封信给了卢光琇极大触动。虽然当了很多年医生,但很多时候,人们都将生育和女性捆绑,她那时才知道,原来男性还有无精症。





实验室里的卢光琇


39岁之前,卢光琇在广东梅县当外科医生。她的父亲卢惠霖是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1978年,英国诞生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卢惠霖觉得试管婴儿是推进优生优育的好契机。卢光琇也想跟着父亲一起开创这项事业。

要做生殖科医生,既要懂妇科,也要懂男科。既然如此,她也要知道如何冷冻精子,理由很简单,“因为老百姓需要”,她去到北京郊外牛的精子库,学习了精子冷冻技术。卢光琇心想,说不定还有很多男性都有类似的需求,不如趁这个机会建立人类精子库。

卢光琇买来液氮,准备好设备。才发觉根本没有精子可用。当时的研究小组里一共4个人,只有她一个女同志。男同事们没有一个愿意“挺身而出”提供做实验的精子。她到临床去要,也连遭拒绝,“在那个时代公然提精子,就是耍流氓。”





卢光琇在和同事探讨精子冷冻的流程

连续3个月,她都无计可施。实在没办法,卢光琇只好动员自己的丈夫供精,好在丈夫很配合。卢光琇拿着来之不易的精子,去烧伤实验室,放进了液氮罐。随后里面冒出水蒸气,当时的卢光琇还不太懂,以为那是在“冒烟”,她担心爆炸,和同事抱着罐子守了整整一夜。

经过一夜,再把样本拿出来在显微镜下观察,他们发现了完好的精子。卢光琇兴奋到发狂。那是中国第一份冷冻人类精子。

冷冻精液成功后,卢光琇给那位来信的病人的妻子做了人工授精手术。1983年,我们国家第一例人工授精的孩子出生了。

但因为那时候提起精子依然有些敏感。卢光琇他们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1983年中旬,北京某自然博物馆在做一个关于优生优育的展览。不知道怎么暴露了消息,“长沙的卢光琇在做精子库”。





在实验室和同事讨论科研的卢光琇(左一)

一时间,大批患有无精症、少弱精症的男人“仿佛一夜间从地底下钻了出来”,纷纷涌向长沙。有时候,医院一天就要接待几十位。对于男性来说,无法生育是一件尤其隐晦难言的事,大家都是偷偷摸摸来的。在问诊时,也总是支支吾吾。

但这件事也在当时的中国闹翻了天。全国各地的信件就像雪花一样飘了过来,每天都有一麻袋。大部分人都很鼓励,觉得人工授精宝宝的出生,对中国未来辅助生殖科研是个鼓舞。

还有很多患者的来信。卢光琇被那一个个真切的字触动,“那些信里,充斥着压抑和痛苦”。中国有一大批无法生育的男性,但在那个年代,他们就是一群“隐形人”,无法生育这事压在他们妻子头上,即使自己心知肚明,也不向外透露。想要孩子也没有办法,只有无尽的煎熬。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有人咒骂卢光琇把人当成牲口。“每次出现新鲜事物,总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的。因为他没有遭受过没有精子的痛苦,所以没法理解。”



1981年,卢光琇在种种声音里,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人类冷冻精子库。此后20多年里,为全国提供了大约75%的精子。

一直到2002年之前,精子一直供不应求。因为当时只有6家正规精子库和一些地下精子库。就在2002这一年,国家出台了技术规范,精子库慢慢多了起来,如今全国共有29家,精子逐渐进入供需平衡状态。





此后的42年里,随着精液保存技术进步,精子库也不断发展完善。卢光琇慢慢发现,大家的生育观念,以及对于精子库的态度,也在悄然改变。

在早期,即使走到了要用他人精子生育的地步,大家还是“保守主义者”。那时候,让卢光琇感触最深的,是女性在面对生育时,身上沉重的担子。“中国的女性真的太伟大了”,这是卢光琇反复提到的。



卢光琇还记得早期的一对夫妻,他们治疗了很多年依然没法生育,女方一直对外宣称是她的问题。后来,丈夫了解到精子库,他一再劝说妻子,表示自己可以接受,说服她来了医院。

体检,化验,做准备,一切进行得顺利。等女人做好排卵检测,就剩最后一步就要和精子库对接精子了。

过了几天,女人找到卢光琇说,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每次来医院做检查,那男人都听安排,没什么情绪,医生也看不出端倪。

但等回到宾馆,他就开始骂她,“好了!你现在要用别人的精子了,你去跟别人生孩子吧!”但到了第二天,他又像个没事人一样来了医院,不发表什么意见。

到了人工授精的关头,他还是过不了心里那关。后来,卢光琇和那个男人聊了很久,“你要是没想好就不能做,真有了孩子,不是说不要就不要的。”对方也终于承认,他确实没想好,只是受不了家里亲戚朋友的目光。最后他们还是选择放弃。







医院辅助生殖门诊外等候的人们


在精子库建立早期,也有些患者没有保护隐私的伦理意识。

比如有对夫妻用供精者的精子生了孩子,后来两个人闹离婚。女方为了得到抚养权,没有遵守保密协议,在法庭上大声宣布,孩子是用精子库的精子生的,和男方没有血缘关系。甚至希望精子库出来作证,闹出不小的风波。

因此,卢光琇每次都会一再告诫患者,如果选择用他人的精子,一定要严格保密,甚至最好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说。“用供精生子,背后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它关乎一个生命,和一个家庭的未来。”





日剧《产科医生鸿鸟》剧照

在前2、30年里,病人在得知只能使用他人精子的时候,都不会立刻接受。中间还有很多环节:辗转全国各地看病,回家找老中医调理身体,有些人甚至要拖几年再决定。

到了最近4、5年,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大家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很高。”同意或者拒绝,都会更加直接。

曾经有一对年近40的夫妻找到卢光琇。卢光琇的记忆里,“两个人高高大大就像模特”,在描述问题的时候也很轻松。他们20多岁的时候结婚,婚后两年,女方怀孕,但觉得还年轻,不太想要孩子,最终做了流产。

后来丈夫得了腮腺炎,这种病毒最容易侵犯睾丸和卵巢。他得了无精子症,在多处看病没有结果后,他们找到卢光琇。但他的睾丸已经开始萎缩。卢光琇建议他们使用供精生育一个孩子。

听完卢光琇的建议,两个人有些惊讶,但也很直接,“那是不可能的,这个选项我们想都没想过”,如果不能生,他们宁愿丁克。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要孩子不是必选项,他们也只是想要自己身体健康。即使高龄不能生育,后悔的情绪也不会那么强烈。”





图片与文中文物无关

从开始研究辅助生殖技术,卢光琇就毫不避讳地自称,“卢奶奶就是早婚早育宣传大使”。因为她知道生育和年龄有巨大关联,也见过太多人到了高龄无法生育,难过后悔。

但这两年她也慢慢发现,有些人想尽一切办法要孩子,反而影响了夫妻关系,也有人耗费时间精力,终于有了孩子,却依然婚姻破裂。孩子,不等于幸福。

现在,她更倾向于敦促大家早点做生育力保存,“对男性来说很方便,把精子冻起来,等以后想清楚了,再要孩子。”

			
网编: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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