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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亿万富翁包凡是中国知名的投资人和资本中介，以撮合科技巨头并购闻名。

上个月，科技行业投资人包凡失踪，重新点燃了人们对近期中国一个现象的兴趣——消失的亿万富翁们。

华兴控股创始人——其客户包括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被认为是中国科技行业里巨人般的存在。

包凡案件的走向，有前车之鉴：失踪几天后，其公司宣布他“目前正配合国家有关机关的调查”。

跟以往类似案件如出一辙，哪个政府机构正在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以及包凡的下落，都还没有明确消息。

在包凡之前，中国商界领袖的消失时有发生，包括阿里巴巴的老板马云。

虽然消失的亿万富翁关注度高，也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中国公民参加诸如反政府或人权抗议活动后失踪的案例。

包凡的失踪再次引起人们关注，有观点认为这是习近平加强对中国经济控制的方式之一。

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国宣布多年来最为重大的金融监管系统改革计划。

中国将成立一个新的金融监管监督机构，用以监管大多数金融部门。当局表示，这将填补目前由多个机构监督金融服务业的不同方面所造成的漏洞。在中国，金融行业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

观察：衡量中国金融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尺是什么？

一个月之前，中国金融领域迎来一项重大改革——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一改实施了三十多年的核准制。一个难得的制度革新，让金融环境随之一松。

一个月之后，“两会”上又迎来一项更重大的改革——成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环境又为之一紧。

很多观察者认为，这一改革是为了更严密地监管金融服务业。实际上，相比于在产权、外贸，甚至国企等领域的大力改革，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动作一直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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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虽然开启改革开放，但路线摇摆不定，直到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路线问题才尘埃落定。那一年，中国迎来了一位主导之后十年改革的“经济沙皇”朱镕基。

1993年也是中国金融混乱达到顶点之时：体制内有“苏三山”事件；体制外有“沈太福”集资案；刚刚成立仅两年多的上海股票交易所，一取消交易价格限制，整体股价3天暴涨570%，甚至有新股一上市翻了30倍。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

等到朱镕基着手改革国企时，受到韩国模式的启发，认为韩国的金融与实业融合的大型财团，助力该国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首屈一指的工业国。中国应该按此模式，培养国有企业。

然而，1997年金融危机来袭，中国人眼中的“好学生”却在危机中倒闭不少。韩国大宇集团最终巨亏倒闭。这条改革之路前方的亮光被戛然掐灭。

此后中国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上始终审慎，比如股票上市注册制，从讨论到最终落地，历经九年。

即便如此，在中国特殊的经济制度下，金融还是累积了巨大的风险。比如投资和信贷大多给了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的城投公司，而非民营企业。这造成地方政府负债达到危险的高位，而民营企业只好用利率更高的影子银行，“挤出效应”明显。

这种资源错配，使资金流向低效率领域，进一步加大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一旦经济不景气，企业利润难以偿还利息，将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根本上讲，金融监管的放松与收紧都只是过程而不是目标，问题在于要打通投资的管道，让资本更合理地流动，从而释放私营部门和科技领域的潜力和推动力。资金注入更有效率的地方，使违约风险降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才能进入更良性的循环。

新一轮的金融改革成不成功的一个衡量标尺，就是能否打通这个良性的管道。

仅在2015年，就至少有五名高管失联，其中包括复星国际集团的董事长郭广昌，该集团因拥有英超足球俱乐部伍尔弗汉普顿流浪者队（简称狼队，Wolves）而为西方人所熟知。

郭广昌于当年12月失踪，当他再次出现后，其公司才宣布他一直在协助调查。

两年后，加拿大华裔商人肖建华在香港的一家豪华酒店被带走。他曾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去年因腐败被判入狱。

2020年3月，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因习近平对疫情的处理而称其为“小丑”后消失了。同年晚些时候，仅经过一天的审判，任志强就因腐败指控被判处18年监禁。

最引人注目的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消失。这位当时的中国首富批评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后，于2020年底消失了。

他旗下的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的上市也被搁置。尽管他向“共同繁荣”基金捐赠了近100亿美元，但他已经两年多没有在中国内地露面，也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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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的下落仍然不清楚，尽管有报道称最近几个月来他在日本、泰国和澳大利亚出现过。

中国政府坚持，对一些中国富豪采取行动完全是出于法律原因，而且一再表示要根除腐败。但是，中国政府的行动与过去几十年来造就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化相悖。

这种开放风潮造就一大批亿万富翁，他们拥有巨大财富，并拥有行使可观影响的潜力。

有观察者称，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想要夺回这种权力，而完成这项任务的方式通常蒙着一层神秘面纱。

其背后的逻辑是：大企业，尤其是科技行业，在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政策下，权力不断增长。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的重点是传统的权力中心，包括军队、重工业和地方政府。

在保持对这些领域严格控制的同时，习近平的关注范围扩大了，他将更多经济领域置于其控制之下。在“共同富裕”政策下，大部分经济领域都遭受严厉打击，其中科技行业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经济学人智库（EIU）马志昂（Nick Marro）向BBC表示，“有时，这些事件是精心策划的，目的是发出信号，特别是针对特定行业或利益集团。”

他补充说：“归根结底，这确实反映了对经济的某一部分进行集中控制和收权的尝试，这也是习近平在过去十年中治理风格的主要特征。”

全球咨询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的中国和科技政策主管崔奥罗（Paul Triolo）说：“中国政府仍然专注于确保大型科技平台公司和参与者不会发展出自己的品牌和影响力，那样他们将难以控制，更有可能违背中国政府的想法。”

共同富裕的关键还在于法治，法规必须同样适用于富人和穷人。

北京坚持认为，该政策旨在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可能会破坏共产党的地位。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据说习近平面临着来自极左派的压力，他们希望向党的社会主义根源靠拢。

亿万富翁失踪背后的谜题，以及外界对中国政府处理商业问题的更广泛关注，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一些中国观察者认为，政府这样做有可能会使新的商业人才绕道而行。

崔奥罗说：“中国政府把科技富翁作为目标，潜在的危险是给那些希望成为下一个马云的科技企业家带来更大的压力。”

习近平似乎意识到扰动商业情绪的风险，在本周对人大代表的讲话中，他强调了私营企业对中国的重要性。

但他也呼吁私营企业和企业家“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

除了宣布成立新的金融监督机构外，上个月中国的银行家们还被警告不要效仿西方富豪的“享乐主义”。

评论家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习近平对金融系统的重视。

马志昂说：“最近几个月，我们一直看到‘共同富裕’开始慢慢渗入金融服务领域，特别是在高管的薪酬和奖金方面，以及管理层和初级工作人员之间的薪酬差距。”

习近平对亿万富翁的打压是否能帮助他加强对权力的控制，还有待观察。

但肯定会带来风险的是，对中国金融市场、企业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