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行长易纲 路透社资料图片
以曾经的美国“终身教授“为荣的中共央行行长易纲其实是当年中共官派至美的优秀共产党员，日后返国”报恩“中共政权，正应了习近平的所谓”不忘初心“。如今即使已经被习近平内定了”到点下车“，也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失宠。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了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一九五八年三月出生的易纲也是因为“三上四不上”的原则，未被提名中央委员候选人。那么他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上，是否也会被依照“周小川模式”办理，以非中央委员的全国政协党内副主席的身份再兼任一届央行行长，值得讨论。
这里先说明一下，中共当局对外公布的易纲简历中，只说他是中共党员，不似其他中共官员的简历都明确注明入党时间。不过，易纲荣升央行行长之后，一些中共大陆官媒刊登了他北京大学同学的回忆，说他是“班里最早入党的学生”。
这段回忆内容是：“易纲当时在我们班年龄中比较年轻，要求上进、表现很积极。刻苦更不必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大家都很刻苦。”“易纲早年自学了英文，英文很好，也积极参加班级活动，是班级最早入党的学生。学校里对入党要求很严格，易纲是在优秀的人中表现最好的。后来推荐出国读书，大家觉得易纲很优秀、有理想、有激情，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公费出国的学生。读完博士，在美国做终身教授……”
可见，这位易纲当年在美国求学和任教期间，其实是中共在美地下党成员之一。可能很可能还秘密兼任着支部书记或者党小组长之类的具体职务。
其实，高中期间就已经“积极要求进步”的易纲若不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当年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间可能就已经和习近平一样被接纳入党了。
易纲自己回忆说，高中毕业后，我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我对插队并不陌生，我的几个姐姐要么去了东北兵团，要么去了陕北插队，上高中时我曾写过插队题材的小说。因为在中学是学生干部，插队时自然是知青队长。
从北大经济学院官网上摘录下来的易纲“自述”中还记载：一九七七年我是直到最后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至于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纯属撞大运，根本没有期望北大会录取我。
四门课考下来，我感觉良好，只是语文考试没有把握。语文考试的大头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在战斗的一年里”。我当时想，一九七七年这一年我插队，没啥好写的。于是我就写一九七六年，从周总理去世、唐山大地震，到毛主席去世，再到粉碎四人帮。考完之后一问，权威人士说：“你跑题了，题目中的
这一年指的是今年（一九七七年）”。
在回忆录中易纲感恩戴德地表示：“这年我十九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易纲成为央行行长后，他过去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同学海闻对中共官媒记者吹捧说：易纲是北大经济系的高材生，
读本科期间，即于一九八零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求学期间，易纲还是学生活动的热心组织者。一九八五至八六年，易纲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回国之前还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凡是在美国求过学的中国大陆人，都领教过在美国各大学里的中国学生会主席是什么样的角色。
读或听完笔者如上这一段引述，我们本专栏的读者和听众们应该就会明白日后的习近平怎么就会那么器重和信任一个美帝国主义“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博士。因为这个易纲本来就是中美建交之后被首批派往的“优中选优”的优秀共产党员代表。
海闻还介绍说：在美国，易纲就已经成为了“易教授”。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四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一九九二年获终身教职。
在美国读书期间，包括易纲在内的中国经济学人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有着一种梦和责任，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在读完博士学位后，我和易纲就一直等待着回国的机会。”一九九四年，易纲决定回国。此后，他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如今北京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五年前的三月下旬，中共官媒《新京报》刊文介绍说：一九五八年出生的易纲是北京人、经济学博士，是继周小川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央行行长。现年六十岁的他是一位“老央行”。若是从一九九七年他开始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算起，他跟央行“打交道”已超过二十年。期间他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拥有丰富的央行系统的管理经验。2016年3月开始，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当时的行长周小川在一场记者会上介绍说：易纲副行长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也就是说，从二零一六年开始，易纲已经在央行全面主持日常工作了。这显然是周小川向他交班的开始，但日后就是因为易纲在二零一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只“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所以二零一八年三月的中共“两会”召开之前，无论是外界评论界还是中国大陆的财经媒体在讨论和预测周小川央行行长接班人选时，大都未看好易纲。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当时财经新闻的分析文章《谁是下一任央行行长？》。文中分析道：自二零一三年周小川破例连任央行行长以来，关于下一任央行行长的猜测就从未间断过。两会前后是高层人事变动的高峰期，关于郭树清将出任央行行长的消息再次不胫而走。这一消息是不是空穴来风？郭树清之外还有哪些潜在人选？对未来的政策走势将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局内人的想法尚不得而知，但我们仍可以站在局外做一下预测。毕竟，预测还是要有的，万一说对了呢？
也就是说，该文的引文里即已经把“宝”押在了郭树清身上。
五年多前的这篇文章中详细介绍和分析说：中国各大部委的掌门人当中，央行行长不一定是最有权力的，但一定是最受关注的。这个神秘机构坐落于象征权力的长安街和象征财富的金融街交界路口，拥有超过五万亿美元的总资产、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七年前的数字），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最大央行。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央行手里的“美元”可能比美联储还多。在著名的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上，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多次进入前二十名，被他击败的人包括大部分的国家元首和国际组织首脑，而排在他前面的中国人只有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
该文章还说：鉴于这种特殊性，每一任央行行长的选择都是慎之又慎。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甚至亲自挂帅，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兼任央行行长两年。不过，这种“非常规操作”在央行行长的任命上并不稀奇。二零一三年，六十五岁的周小川本已达到正部级干部的退休红线，而且退出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似乎也为他的退休做好了铺垫。但出人意料的是，周小川在“两会”上成功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国家领导人序列，突破正部级干部六十五岁退休红线的限制。日后的周小川也成为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和“部长”。高层在央行行长任命上的谨慎也显示出这个职位不可比拟的特殊性。
第一是年龄。这是道硬杠杠，原则上，部长的退休年龄为六十五岁，考虑到五年一个任期，一般新部长的人选都尽量控制在六十岁以下。当然，超过六十岁就任的部长也不在少数，其中大部分是针对一些特别重要职位、暂时又没有合适年轻人选的过渡安排。
第二是专业素养。不完全统计，在央行任职的博士人数应该是各部委里最多的。经济体系错综复杂，货币牵一发而动全身，央行行长如果没有一点专业功底实在是不可能胜任。现任行长周小川便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一九九四年年和一九九七年两次赢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个奖项也被誉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两获孙冶方奖的学者除了周小川之外仅有三位，包括（时任）北京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刘伟、（时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谢平，还有一位就是郭树清。
郭树清毕业于中国社科院马列系，还曾到牛津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虽然拿的是法学博士学位，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郭树清就一直从事宏观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学术论文和十几部学术著作，从这方面来看，郭树清的成绩似乎丝毫不逊色于周小川。相比其他同级别的官员来说，郭树清也有明显的优势。
第三是从政经验。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信奉实践出真知的国度。学术上的成就只能证明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能否成为无坚不摧的“工程师”还要看从政的经验和资历。
显然，大型金融机构（尤其是四大行）和央行的工作经历还是非常必要的，这更有利于了解货币政策的传导，方便决策。地方政府的工作经验虽不是必要条件，但却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这一点上，郭树清有明显优势。论金融相关的工作经验，郭树清绝对称得上资深，他曾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除此之外，郭树清也有一定的地方工作经验，这为他加分不少。目前担任山东省省长、省委副书记，近年来在山东大搞金融改革，先后从中央抽调三十多名金融干部到基层挂职，引发社会关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郭树清还曾担任贵州省副省长。此外，郭树清还曾担任证监会主席，其任内掀起的监管改革风暴颇受市场关注。总体来看，郭树清的资历优势相对突出，这也是他成为热门人选的主要原因。
第四是政治级别。在中国，干部队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生态体系，一般不会出现越级提升，央行行长作为最重要的部级职位之一，自然也不会例外。郭树清在这一点上也毫无劣势，在十八大上即顺利跻身中央委员行列。
如上引述的这篇文章写于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二十大上的郭树清继任中央委员，而当时的央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易纲才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一时间似乎更证明了郭树清接班周小川的可能性远大于易纲。
这篇文章的作者当时把郭树清之外的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潜在竞争者“列出三个，包括时任证监会主席肖钢，时任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易纲被排在最后。
而且，该文还质疑易纲的“海归“背景，认为”易纲是为数不多的海归博士官员，这一点在中央高级别官员的任命上是个敏感问题，至少不能算是优势”。
但是，二零一八年三月的中共“两会”上传出的新闻却令如上文章的作者及众多分析人士大跌眼镜，一时间“美国的终身教授当上了中国央行行长”的消息甚至令美国政界人士都为之大为兴奋。殊不知习近平对易纲的重用，恰恰不是基于对美友好，而是基于对美的知己知彼。从中共十九大至二十大这五年时间里，习近平最为器重和信任的的首席国师是王沪宁，代掌组织大权的是陈希，产业和贸易的代言人是刘鹤，再加一个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易纲，个个都是有“留美”背景的。
其实，当年外界对易纲更多关注的是他在接掌央行行长之前的副行长角色，而较少注意到了他在二零一四年初被提升为央行副行长并兼国家外汇局局长的同时，还有另外一项重要职务，那就是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发的常设办公室的副主任，时任主任是刘鹤。一段时间内，易纲是唯一的副主任。由此可见习近平对易纲的重视和信任程度。
易纲五年前被“意外”任命为央行行长之前，笔者曾经与内地一位经济学人讨论过时任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是否会调任央行行长的问题。这位仁兄透露说，易纲接替周小川是早在十九大召开之前“通盘考虑”的内容之一，之所以只在十九大上只“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是因为在中央委员的“预选”过程中的总得票数低过了门槛，这才被“退而求其次”。
如此说来，今年三月份的两会上易纲是“到点下车”还是以政协副主席身份连任央行行长，笔者没有确切消息来源证明，但综合上述的回顾和分析内容，笔者相信易纲即使是已经被习近平内定“到点下车”，也不是因为政治上不信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