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家邓聿文指出，要想在中国开展一场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反对运动，在当下可能还是一种奢望。 但“白纸革命”唤起了民心，这实际上为未来的革命培育了火种。https://t.co/SN2emR44QH
—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December 7, 2022
如何评判中国日前发生的“白纸革命”？它成功与否？政论家邓聿文指出，要想在中国开展一场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反对运动，在当下可能还是一种奢望。
但“白纸革命”唤起了民心，这实际上为未来的革命培育了火种。
对一场社会运动的意义，它的成功或者失败，在其发生后的短期内，难以做出准确的评估，需要适度把时间拉长。比如当年的六四学生运动，声势浩大，席卷整个中国，虽然被中共镇压下去了，但由此反映出的民心让当时很多人乐观预言，不出三年，顶多五、六年，中共会在西方的制裁中垮台，可中共不但挺过了三年，还挺过了三十年。
笔者这么说丝毫没有否认六四的伟大意义——无论从哪个角度言，六四都是现代中国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但确实长时段和短时段对一场运动的评估会出现偏差。对中国日前发生的“白纸革命”，也要立足当下去观察，并把它放在时间之河中让它呈现它的价值。当然，这样一来，我们暂时就不能从长时段的角度去评判，只能从当下的立场和视角去分析这场运动的社会意义。但提醒这点很重要。
让习下台并非这次抗议的主要政治诉求
在对“白纸革命”的各种当下评判中，有一种或许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由于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反对势力，没有组织、没有纲领、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因此它很难真正形成对政权的威胁。
中国此次发生的抗议浪潮，尽管参与的总体人数不是很多，规模不是很大，主要出现在校园，以年轻人和大学生为主体，但是波及面广，全国二十多个大城市发生了抗议运动，并在海外很多国家的留学生中得到响应，影响很大。抗议中一度出现的习近平和共产党下台的呼吁，让不堪忍受清零和习政权统治的人们对这场运动寄予了极大期望。现在运动基本被平息，习还盘踞在中南海的龙椅上，这似乎使人有点沮丧。但让习下台并非这次抗议的主要政治诉求。若由此断言“白纸革命”已失败，是从一个现阶段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看待它的，失之偏颇，没有看到这场运动的真正意义所在。
虽然经过三年的疫情清零，习政权民心尽失——事实上，说它民心尽失还是轻了，它也是官心尽失。然而，要让习近平下台就目前的抗议力度远远不够，更别指望中共下台了。有人会说，民心在独裁政权面前是没用的，再多的民众不满，也只是无数个“0”，关键是“0”前面有一个“1”，才会形成力量，而现今的抗议缺的就是这个“1”。不过，反过来说，只有“1”，后面没有“0”，或者“0”不多，也难推翻独裁政权。因为独裁政权之所以独裁，在于它完全垄断了国家的暴力机器。
一场去中心化的社会抗议
社会的反抗运动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为了某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结合成一个团体，制定纲领和行动计划，发动群众抗议，这是一种常态的反对形式；还有一种抗议是突发的，事先没有组织，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和目标，是基于某个具体事件受到情绪的感染自发形成的。但这后一种如果抗议的时间足够长，抗议的规模足够大，在和政府的对峙中是有可能产生抗议组织和代表人物的。
但不论哪种抗议形式，要起到撼动政权的作用，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确实需要形成一个有组织、纲领和目标的政治反对派。当年的中共就是这样一个反对组织。在这一点上，这次“白纸革命”是有缺憾的，这或许是它很快被压制，不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原因。此次社会抗议更多是由人们不满长期的清零封控而自发形成的，是民众借乌鲁木齐的火灾事故宣泄和表达对政府用抗疫之名压制人权的愤怒，是去中心化的。正因为它没有组织、纲领和运动领袖，所以提出的诉求是多样化的，包括激进的政治诉求，尽管如此，抗议者的一个基本和具体的诉求是希望结束清零，开放社会，这让抗议显得平和，没有过激行为。
中共在打压政治异议上嗅觉很灵敏
应该看到，中共虽然是个僵化的党，但在打压政治异议力量这点上，嗅觉还是很灵敏，学习能力也很强。六四学生反抗运动给中共的一个教训，就是要将政治反对力量不等它发展壮大，就把它掐灭。所以虽在江、胡时期中国都爆发过规模比这次抗议大得多，程度也激烈得多的工人和农民的抗争，但没有在这些抗争中发展出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团体。胡后期，中国出现了由维权律师和知识分子推动的新公民运动，然而，遭到政府的打压。阿拉伯之春后，有心人也想在中国多个城市发起一场茉莉花革命，可还没来得及全面铺开，即被当局扑灭。
习近平更是对政治反对派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重判709维权律师，对企图和工人结合的左派学生大抓捕。在习的高压下，不说民间反对组织没有生存空间，思想和舆论的异议声音都不允许。而在三年疫情时期，这种情况尤其严重，疫情本身让人们的交往减少，当局的清零进一步限制了人们的社交距离，此外还有无处不在的大数据监控，在这头专制的利维坦怪兽面前，每个人都是透明人，哪容得人们去成立反对组织。那么这次抗议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根本来不及在运动中产生组织和领导运动的代表人物。故要对习政权产生强大的冲击力，谈何容易。
要想在中国开展一场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反对运动，在当下可能还是一种奢望，尤其经过这次“白纸革命”，当局对任何的反抗更不会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发的去中心化的抗议行动反有可能走出一条抗议之路。此乃它的一个意义。
“白纸革命”的影响
另一方面，从“白纸革命”引发的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社会情绪面看，它已经影响到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尤其对习的权威和领导力构成重创，会加剧党内对习不满。习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会谈中不得不承认，大学生对清零产生了挫折感，因为有这次抗议，当局也不得不放开对疫情的管控，以顺应民情。这些都是“白纸革命”带来的直接效果。
可以说，“白纸革命”唤起了民心，特别是在当局洗脑下的很多年轻人觉醒了，这实际上为未来的革命培育了火种。尽管习近平的独裁会越来越严重，但从历史来看，中国仍然处在百年现代化大转型的关口，而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民众的抗争和政治反对运动，中国过去多次出现过这种政治抗争，今后也会随时再起。再严厉的镇压只会延迟社会的抗争，不可能阻断。这次“白纸革命”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因此，它没有失败。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