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na Yue Zhang
习近平打破领导人任期限制，第三度担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AP: Ju Peng/Xinhua)
上个月末，习近平前所未有地连续第三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随后，他带领其他六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访问了延安。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神圣的革命根据地，包括习近平父亲在内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领导了抗日战争以及后来与国民党的内战。延安也是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这次访问虽然表面上看意义不大，但却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
首先，习近平重提延安的革命精神，强调中国共产党内的“红色基因”。他认为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需的。
其次，这次访问向中国的年轻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年轻人需要关注“传统美德”，包括接受“上山下乡”教育。许多人将这次访问解读为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即在习近平大权独揽之下，共产党将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
鉴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实力，充分理解这个“新时代”正在发生的政治权力结构性变化至关重要。然而，要理解一贯不透明的中国政治，就要从关注那些似乎相对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入手，从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收集线索，这样往往会有所收获。
历史教训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一批革命领导人从“四人帮”手中接过了中共的控制权。两年后，邓小平成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并开始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邓小平制定了中国国家主席只能任职两届的规则，而且政治局常委内部的决策应遵循集体领导模式。1989年邓小平退下来后，他亲自挑选的继任者江泽民上任并一直任职到2002年。随后，邓小平隔代选择的另一位继任者胡锦涛上任并一直任职到2012年。
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其各自的政治局人选中谨慎地实现了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政治局委员分别掌管中国的经济、社会、军事和外交决策。其结果是，中央权力受到限制；相反，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部委或行业层面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谨慎把握政治局的平衡。(Reuters: Damir Sagolj)
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权力下放体现在“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一说法。地方政府像商业企业一样运作。地方官员拥有追求经济增长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可以用来换取金钱，从而导致了广泛的贿赂和腐败之风。
习近平上台
习近平于2012年上台，此前他在中共党内稳步晋升，还曾在延安接受过“教育”。与江泽民和胡锦涛不同，他带有中共的“红色基因”。习近平是毛泽东时代革命家习仲勋的儿子，并深受毛泽东时代的影响。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徒，认为权力属于革命者。
上台伊始，习近平立即发起了一场全面的反腐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纪委的数据，自习近平上任以来，超过3800万名低阶官员“（苍蝇）”和超过2.2万名党军高级官员“（老虎）”受到了处罚。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自主权减少。由于害怕犯错，许多地方党政领导人和官员都选择“躺平”，要么就是“低级红”“高级黑”，即表面上是“红色”（政治上正确），但底下是“黑色”（故意用恶毒的意图破坏党的信念）。
虽然腐败官员受到了惩罚，但这场反腐运动也伤害了这些官员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通常是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自2020年以来，习近平从全国各地的忠臣中精心挑选了他的核心圈子。对习近平的个人忠诚一直是出人头地的基本要求。现在，权力牢牢地回到了中南海，习近平处于绝对控制地位。这是自毛泽东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因此，问题是，如果权力集中在地方一级导致腐败，那么现在权力集中到中央会发生什么？
“战狼”风格对西方意味着什么？
虽然习近平必须优先考虑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但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为中国的全球地位而战。我们可以预料到，中国不仅对国内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控制越来越紧，而且对西方的态度也越来越好战。
习近平的伟大使命是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中国的复兴。虽然这一使命对西方人来说可能听起来很空洞，但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中国对于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统治合法化至关重要。
对国家的敌人——无论是外国实体、自然灾害还是疫情大流行坚决斗争——一直是执政党团结人民和加强其合法性的有力工具。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战狼”式外交就是这样一种工具。
一个正在崛起的、具有强烈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正在挑战由美国主导的现行世界秩序。这对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有什么影响？
作为横跨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将在两者之间面临更加艰难的政治和经济平衡。
莫里森政府时期，澳大利亚陷入了与中国的外交僵局和贸易冲突，这种记忆至今几乎没有消退。尽管在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之初有一些开始缓和的举动，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四角方圆》节目披露，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同意美国出资升级北领地的廷德尔（Tindal）空军基地，旨在在2026年之前部署六架美国B-52H战略轰炸机。很明显，澳大利亚已经选择了站边。这将使澳大利亚很难作为中立国试图恢复中美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澳大利亚应避免陷入任何中美冲突之中，并应选择保持自力更生，追求“战略自主”，正如德国所选择的那样。
在政治趋同和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与华盛顿明确的“战略一致”可能不会带来堪培拉所希望的长期安全。
本文作者Marina Yue Zhang为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原文刊登于《对话》（The
Conversation）网站。
转载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本文版权归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所有。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