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弑母案报道为什么引发争议？
5月3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谢宇弑母案”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对吴谢宇以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三千元。
凶案发生于2015年，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吴谢宇回到家中，将母亲谢天琴杀害。而后吴谢宇谎称母亲陪同其出国交流，以需要生活费、学费等理由骗取亲友144万元，成功隐瞒母亲死讯长达半年。为隐匿身份、逃避侦查，吴谢宇还购买了十余张身份证件。直到2019年，才在重庆机场被抓获。
二审前后，《南方周末》与《三联生活周刊》两家媒体发表了长篇的深度报道，在社交媒体平台引发了众多讨论和争议，有观点认为报道过于私人化，不够客观，也有观点将矛头对准吴谢宇的母亲谢天琴本人，指责她的教养方式，还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为此，看理想采访了新闻学学者方可成，从这两篇报道和相关争议出发，聊了聊新闻伦理的意义，以及该如何处理那些针对当事人的潜在伤害。
事实上，新闻报道的意义并不在于完全还原出事件真相，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环境。每个人都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只有不将观点极端化，允许灰度的存在，才可能构建出一个健康的舆论空间。
01.
新闻伦理，存在一个真理式的答案吗？
看理想：您怎么看待近期针对吴谢宇案件报道的争议？这些报道存在新闻伦理问题吗？
方可成：在讨论具体的报道之前，我想先说说人们关注新闻伦理议题时的两个迷思。第一个迷思是，大家觉得新闻伦理的问题有确定的答案。好像要找一个明白人当法官来断案一样，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给判断得明明白白的，然后我们照着做就行了。
但不是的，大多数的新闻伦理问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只有少数的原则是很明确的，比如不能造假、对于未成年人的隐私和其他权益的保护要比对成年人的更多。
除此之外，大多数的新闻伦理问题都好像是一个光谱，有的人站在更左边的位置，有的人站在更右边的位置，有的人站在更中间的位置。每个人做出自己的判断，在不同的位置都有自己的理由，没有绝对的对错。你不能说别人的位置是错的，就取消别人的位置。
伦理问题的实质是在不同的利益当中做衡量。比如说当事人的隐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之所以有伦理问题，就是因为往往不只有一种利益，还有其他的利益，比如公众的知情权，以及媒体的报道自由。
媒体要正常运转、履行社会职责，在不造假的底线之上，应该有自行决定做不做、报不报、怎么报的自由。你可以不同意媒体的决定，可以批评它，但不能说媒体这么做是绝对错误的，就要让它闭嘴。如果人人都可以让媒体闭嘴，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报道了，因为每个人对各种各样的事物一定有不同的看法。
《华盛顿邮报》
第二个迷思是关于客观报道的。我在《读懂新闻：无限人生书单》节目中也有专门提及，实际上，只有日常几百字的短消息才可能做到真正客观，因为它呈现的是很简单的事实，比如这场球赛谁赢了、今天股市涨了几个点。
但在长篇的深度报道当中，这个前提就很难成立了。长篇报道一定会涉及很多主观判断，比如吴谢宇案件，只要你试图深度地挖掘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事件的成因——他到底为什么要杀他的母亲。
社会事件的成因不像化学方程式有明确的答案，吴谢宇为什么要杀害他的母亲，存在一个真理式的答案吗？也许存在，但我们很难找到，就算找到了你也无法证明它就是那个答案，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模拟出吴谢宇和他父母的人生轨迹，不可能还原整个社会环境，在里面做实验。
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下，新闻报道还有什么意义？它的意义是尽量用真实多样的信息，给读者提供启发性的解读。这里的解读一定是所谓的主观的，当然，主观的解读不是说信口开河，这仍然要遵循新闻的基本操作原则。比如要尽量多采访，产生交叉印证。
犯罪学有个核心话题：“罪犯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造就的？”（Are criminals born or made？）据我非常粗浅的了解，大家的共识是“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后天的”。它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互动的结果，具有某些特质的人，在某些具体的社会家庭环境之下，成为了罪犯。
而媒体需要做的是尽可能把社会因素和个体性格之间的交互影响呈现出来，为事件提供不同的视角。就好像盲人摸象一样，要多摸几个部位，才更可能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动物。我们永远都摸不完整，但可以尽量追求完整。
《聚焦》
看理想：就具体报道而言，公开引用吴谢宇母亲的日记是否有违新闻伦理？这是一个必要的操作吗？
方可成：根据上面我提到的迷思，你也许可以猜到我的答案，那就是：没有准确的答案。有人觉得日记很关键，因为它提供的信息对于我们理解案情非常重要；有人可能会觉得，日记伤害了谢天琴的形象和她的隐私。这两种看法都说得通。
我个人觉得关键看两点。一是日记本身的引用是不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引用日记，文章的逻辑链条大受伤害，没有办法呈现一个尽量完整的故事，那么引用就是可以被支持的。二是要把日记放到一定的语境之下去理解。比如谢天琴写日记是什么样的习惯，为什么会写日记，有没有了解谢天琴的亲人稍微解释一下。
除此之外，我个人觉得有必要说明日记的来源。特别是《南周》的报道，有那么多次的引用，甚至直接引用日记里面大段的内容。说明日记的来源，其实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看待并理解日记的作用。
02.
我们需要多个“一家之言”
看理想：有评论认为《三联》以及《南周》的报道有一个问题是过于聚焦母亲的性格和成长经历，可能容易将吴的暴力成因导向原生家庭或者母亲的问题上，从新闻伦理角度看，这种视角是否可以？如果有失偏颇，那么应该如何警惕或者修正呢？
方可成：原生家庭视角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如前面所说，任何深度报道都是提供一家之言的解读，也许这个记者就是认为，理解原生家庭是理解暴力凶案的最关键的钥匙。如果是这么理解的，他们当然可以这么去写了。
重要的不是具体视角是怎样的，而是是否呈现了多角度，并且保证这些事实的真实性，能够提供没有明显纰漏的逻辑链条来支持自己的判断。
读者可能很信服，觉得原生家庭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也可能不信服，觉得一定遗漏了其他的原因，这都是可以的。如果有更多的媒体参与进来，提供越来越多的角度，综合起来看，读者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启发，更好地形成自己的认知。
而且我个人从《三联》的文章里面读到了很多原生家庭之外的信息，有人评价它是“三代中国人的心灵史”，它中间涉及到了历史的因素。所以读下来，不会真的认为就是谢天琴一个人的性格问题，或者这一家人基因里有什么问题，它背后有深重的社会的苦难。
《宇宙探索编辑部》
如果说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视角，可能是我前面提到的，需要更多理解社会因素和个人性格互动的视角——到底是哪些社会因素激发了当事人性格中可能比较黑暗的特质，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去压制这种黑暗的特质。
大家能感受到，这家人其实都非常需要社会支持和心理援助。他们并不是在罪案发生的那一刻，才面临这种心理危机。整个家庭的心理危机已经存在几十年，存在于三代人的身上。但我们的社会没有提供好的支持机制。这里面的很多视角，都已经隐藏在文章提供的大量信息中了。
看理想：您觉得报道里需要犯罪心理学者这样的专业人士来介入吗？
方可成：不一定要直接引用，可以作为背景了解。如果记者能够去找犯罪心理学的专家，请他们帮忙分析这个事件，对解读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说，就算是最厉害的犯罪心理学专家，ta提供的也是一家之言，ta绝对不是手握唯一真理的那个人。所以当我们在说犯罪心理学专家有用的时候，我们只是说专家个人的视角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而不是说我们要从ta那求得一个标准答案。
03.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看理想：您觉得报道刑事案件时最难把握的是什么？
方可成：最难的地方可能并不在于拿到了一些内容后，再去把握平衡，而在于前面一步，也就是说，能不能拿到更多的东西？能不能尽量获取多元的信息？只要能获取非常多样的信息，呈现出来的文本一般不会太糟糕。
谢天琴已经逝世，不可能被采访到，但吴谢宇还活着，如果能采访到他是最好的——虽然现阶段来看，是否可以采访到他显然不是媒体能控制的。直接与当事人对话和读当事人写的自述，效果是很不一样的。自述只是个人陈述，没有办法追问，也不能再用其他的方式跟他对证。
而如果有一个面对面采访当事人的机会，记者完全可以基于自述和来自其他方面的信息去追问，把中间可能存在的矛盾点展现出来，看当事人是什么反应。这样能够获得的信息可信度和丰富度会远超一份个人自述。
能否获取多样信息，还与媒体是否有足够多的资源，来支持记者在几年的时间内进行调查有关。记者需要去各个地方去寻找可能的线索，把能联系到的人都联系一遍，看看能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多元的视角。而这是现在大部分媒体都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它们没有钱去支持这么长线的、对广度和深度都有要求的采访。
《聚焦》
从公众视角来看，大家看到的都是最后呈现的产品，所以往往会把重点放在产品本身，认为能不能再调整一下里面的信息配方，把报道做得更平衡一点。但是当我们不仅仅把整篇文章看成产品，而看成一个完整生产过程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最难的不是在最后的文字调配，而是在前面的信息获取。正如新闻采访写作入门课上都会提到的：新闻从来都是七分采、三分写。
看理想：面对吴谢宇案，不同公众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如何看待部分公众对吴谢宇的同情与维护？
方可成：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像我刚才提到的罪犯是born还是made，如果你觉得罪犯主要是socially made，也就是说他的罪案是社会原因导致，不是出于主体选择的话，自然会同情吴谢宇。因为在这种观点之下，吴谢宇只是因为身处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才变成这样。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吴谢宇本身是一个有能动性的个人，他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同情或憎恶的情绪都很正常，但最重要的是，不要变成极端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式的观点。认为对方十恶不赦，从一出生就是罪犯，也意味着认为社会无需为此负责，它避免了我们对整个社会问题的反思；而认为他是完全无辜的人，一切都是社会因素导致的，就会让很多人轻松卸去自己身上的责任，不去思考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只要不走到这种黑和白的两个极端里，就还停留在某一种灰度当中。至于是30%的灰度，还是60%的灰度，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位置。
04.
打造一个支持“灰度讨论”的环境
看理想：案件发生后，不少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其中有一些读者将评论视角对准吴谢宇的母亲谢天琴，认为是由于她的过度控制才导致吴谢宇犯案，甚至还由此产生了对谢天琴和她家人的网络暴力。该如何看待相关报道可能为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的二次伤害？
方可成：这更多是社交媒体平台带来的问题。我刚才说希望大家不要非黑即白，保持一个灰度。但问题是现在社交媒体平台最鼓励的就是黑和白，最不鼓励的就是灰度。这是社交媒体平台自身机制的原因，只有把言论说的越极端，吸引的眼球才会越多，才能获得更多的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要耐心地讲一个灰度的故事，很容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被淹没。对于这两篇呈现了很多面的深度报道，一些人可能并没有耐心读完，一些人读完后会产生很多复杂的想法和情绪，但往往后者是不会说什么的，因为他们理解和敬畏这种复杂性，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消化、思考，才能整理出一个自己的思路。
也有一些人看完了这些很复杂的内容之后，最后还是总结出了非黑即白的东西，把责任推到具体的人以及单一因素上。这种人可以很快地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也会很快获得很多关注和回应。
我们现在以社交媒体为主体的讨论环境，实际上是一个不支持灰度讨论的环境。
《搜索》
看理想：的确，互联网是很复杂的载体，一方面，它是为几乎所有人敞开的发声渠道，另一方面，每个人都被暴露在网络环境中，言行举止都可能被放大，甚至招致网络暴力。是否有改善这种矛盾的可能？
方可成：我之前也做过一期播客来讲怎么治理网暴，一方面，我们承认平台给了普通人说话的机会，想要保留它这样的功能，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想尽量避免极端言论、网络暴力之类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只能给平台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他们去做具体机制上的设置，从而在保住普通人发声渠道的基础上，又能够尽量压制那些非常体现人性阴暗一面的表达。
从能力上来说，平台是可以做到的，但要看它是否有这个主观意愿。平台会愿意去做吗？如果没有相关力量推动的话，它是不愿意的。因为这是一个付出成本，甚至会减少收益的举措。现阶段可能只能依靠舆论给平台施压，但很难。
看理想：这一类的案件里，公众希望从相关报道中获得什么样的信息？或者说有哪些信息是公众需要知道的？比如媒体报道中一些细节的描述，该如何把握“窥私欲”和必要信息披露的边界？
方可成：边界确实非常难把握。如果说它背后有什么原则的话，是去看文章中给出的细节本身，对于展现个体心理和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是不是真的起到了作用？
比如说文章里提到了谢天琴有洁癖，这是一个相对私人的细节，但在叙述中，它被呈现为一个影响了吴谢宇心理的习惯，确实起到了作用。再比如说吴谢宇曾和性工作者同居，读者也可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猎奇的细节，但它可能展现出来了他的性压抑或者是他的冷血。
所以关键在于这些被给出的细节，是为了吸引眼球，还是作为整个叙事逻辑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后者而言，这种细节的呈现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送我上青云》
看理想：在刑事案件里，坚守新闻伦理是否格外重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报道和媒体？
方可成：坚守事实，做多样化的采访，不夸大，不煽情，这些是格外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也要强调，媒体是有自己的判断空间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社交媒体年代里，文章出来之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续影响，我们怎么去解读和讨论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报道本身。
媒体有做到以上原则的责任，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读者，每一个社交媒体的用户，也都有自己的责任。对于新闻伦理，进行认真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够以新闻伦理，或者说所谓客观性的名义，简单地否定自己不喜欢的解读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去指责新闻报道不客观，只是因为新闻媒体呈现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不一致，是两个主观观点之间的冲突而已。
我们需要更多的深度报道，虽然这些报道难免出现缺憾。如果能够看到更多样的论述，对于读者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当然前提是读者有耐心去阅读和理解这些足够复杂的报道，并且愿意去支持这些媒体。订阅是最直接的支持方式，如果不掏钱的话，将自己的注意力给予这些媒体，给予这些呈现灰度的报道本身，也是很重要的支持。
归根结底，媒体是一个对人的注意力进行分配的机器，但是现在我们的注意力没有被分配到优质的、呈现复杂性的、值得的信息上，反而被分配到了低质量的、不值得的、极端的内容上。这个机器本身的分配方式早已经失灵了，并且在短期内不太能看到改变的迹象。
我们能做的只有分配好自己的注意力，同时，也影响身边的人。你在朋友圈分享什么东西，也是会在很小的程度上影响到朋友圈里好友的注意力分配的。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点点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