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长衫之后呢?当劳动人口挤满“外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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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了就去送外卖”,这句话曾经是很多职场打工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很多人当真的一条人生退路——几乎没有门槛,不怕35岁限制,只要你肯吃苦,就能稳定赚钱,关键赚得也不少,月薪过万十分常见。

但现在,送外卖的人太多了,他们是失意又失业的职场打工人,是创业失败的小老板,是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们涌进外卖行业,让这份公平又易得的工作,快要失去兜底的意义。

可是如果连外卖都不招人了,他们,或者说我们,又能走向哪里?

池子多出来很多鱼

又一个深夜,28岁的新手外卖员罗颂失眠了。

他是被震天响的呼噜声吵醒的。罗颂所在的出租屋,是个不到120平的四居室,里面已经塞进了接近30位外卖骑手,上下铺,没有公共区域,行李箱塞在床底,租住在这里,就像沙丁鱼被装进罐头,找不到缝隙,也没有隐私。

醒来之后,罗颂更睡不着了,他的心里填满失落感。罗颂是山东人,今年年初刚来北京,成为了一名美团外卖的专送骑手,但仅仅两个月时间,他就发现,这活儿没有想象中好干——拥挤的并不只是宿舍,更让罗颂感觉到逼仄的是,整个外卖骑手群体的爆满。

3月,春暖花开的北京,涌入了一大批和罗颂一样的新骑手,就像春水化冻,池子里突然多出来很多鱼。往年春节后,外卖行业会有一段时间人手紧缺,为了保障运作,2023年2月,美团开启了“春风送岗”行动,再开放50万个骑手、站长等配送服务岗位,还花了1个亿,用各种方式来招聘新骑手。

没想到的是,预期中的用工荒没有到来,50万个岗位正在以光速饱和。另一位饿了么的外卖员冯祥说,年前,自己所在的站点还只有30来人,如今,站点扩充到快90人了。冯祥来自河北,已经在北京跑了7年外卖,春天是外卖淡季,气温回升,人们更愿意出门吃饭,单量会变少,但骑手这么多,是他印象里的头一回。

和罗颂住在一起的鞍山人丁长义,已经跑了两年外卖。之前,他住的宿舍人少,又都是熟人,想家的时候,丁长义喜欢给大家做锅包肉吃,有人凑锅,有人凑调料,丁长义下厨,就能做出一顿锅包肉,省钱。但就在两个月前,突然来了很多新人,这才换了大宿舍。这之后,属于个人的空间少了,丁长义失去了下厨的机会,“薪资低,带锅来的人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组团来的年轻新骑手,“不跟你一条心”。

新人们也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罗颂和丁长义所长期驻扎的站点,属于热闹的北四环商圈,一天的单量在2300单左右,但平均下来,每个人只能跑30单。他们计算过,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一位熟悉路线的骑手就可以送出15-20单了,30单的总量即意味着,除了中午和晚上,骑手们几乎没有订单可跑。

于是,下午两点,骑手们纷纷空闲下来。罗颂和骑手们喜欢聚在和府捞面,闲聊、睡觉、大眼瞪小眼,因为只有这里提供免费的茶水和座位,能够让没有订单的时光消磨得更快些。一直到下午五点半,这里的话题都会围绕着“没单”和“降薪”展开。

罗颂是这个话题的积极参与者,他本就是冲着高薪来的。最开始,罗颂还是在短视频上刷到招聘广告,里面写着,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八。入职之后,罗颂问老骑手们,这些宣传是不是在骗人?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的工资转账记录,“一年不少挣”。

看着那些数字,罗颂更加充满信心,他觉得“来对了”——外卖骑手实行“计件制度”,奉行多劳多得,而自己精神好、能吃苦,如果能一天跑上60单,按照一单8块5计算,干满30天,就能赚15300元。但如今,他到手的薪资不到8000元,比预期减少太多。

不过,新人往往很难抢得过老人。闲谈间,女外卖员焦蕾说起,这段时间,骑手群里来了不少不到20岁的年轻人,都和罗颂一样,是冲着“赚大钱”来的。其中,有一个18岁的小姑娘,刷到抖音的招聘广告,独自一人来北京跑外卖,结果单量少,又不熟悉路,一天下来,才跑7单,第二天跑了10单。同是老乡的焦蕾看不下去,给小姑娘介绍了一家奶茶店,让她到店里学做奶茶,“好歹是门手艺”。

26岁的田橙子才跑了两天外卖,就已经开始盘算这份工作值不值。昨天,他才跑了18单,收入100多块,比他预期中整整少了一半。但花销没少,电动车的租金一个月700元,挤得像罐头的宿舍800元,更令他咋舌的是北京物价,这个晚上,他点了一份最便宜的麻婆豆腐盖饭,都得18元。

争夺饵料

对于罗颂、田橙子这样的新骑手们来说,他们刚刚进入水中,就已经感受到了氧气稀薄的窒息感,不得不先“卷”起来。

田橙子的18单,午高峰有9单、晚高峰有8单,剩下的一单,是他整整等了一个下午,实在没办法了,找到了站长,让站长派来的一个宝贵订单,距离长达3公里,专送骑手们基本不会接这么远的单子,送完这单,他花了一个小时。

罗颂则选择早起,再多送两个小时的早餐时段。前两天,他因为送餐时和保安起了口角,去派出所待了一天,没赚上钱,还赔了800块。为了弥补,罗颂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利用起来,那个晚上,他跑到凌晨3点才下线,两个小时之后,罗颂睡醒起床,继续送早餐订单。

而身经百战的老人们,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最近,丁长义感到很疲惫,他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丁长义今年41岁了,精神正在流失,他曾经给自己制定过一个容易够到的小目标,每天只要跑到35单就下班,不然一天没得赚。但从上个月中旬开始,订单少了,他只好选择一直在线,每天变成“一单一单地熬”,一个小时能多上一两单,熬到快11点,才能完成任务下线。

这大大减少了丁长义的休息时间,回宿舍倒头睡,睁眼就得上线,“就像到点开机的机器人”。以往,晚上7点就能收工,丁长义会约上自己的骑手好友,一起骑车去什刹海、天安门走走,这是难得的、属于丁长义的时光。

37岁的刘大海,和丁长义有相似的疲惫感。他应对竞争的方式是,接下任何一个订单。在美团专送,骑手们的订单都是系统派单,但每个人每天有3次转单的机会,于是,一些太难跑的订单,刘大海都不接,尤其是一个高档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再远的单元楼,都得步行送进去。往日,接到这个小区的单子之后,刘大海会转单出去,像田橙子这样的年轻骑手更愿意接下。

但现在,再遇到这种单子,刘大海不敢转了,能多跑一单是一单。相比起疲惫,收入少更让刘大海着急,父母老了,孩子才17岁,都是用钱的时候,他只好在自己身上省钱,一天一包烟减少到三天一包,忍不住的时候就喝口水。刘大海特别喜欢吃菠萝,但这几天,他心焦上火,嘴里起了好几个大泡,吃着嘴会疼,不过这样正好,能再省下一笔菠萝钱。

没有订单、收入锐减的阴云,就这样笼罩着所有的骑手,大家正在习惯一个新的事实——外卖真的不好干了。

有老骑手开始了最后的挣扎,比如饿了么骑手冯祥。4月初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场暴雨。那一天,冯祥隐隐有些兴奋,“因为好久没有爆单过了”。早上,他穿上雨衣、给手机带上防护套,冲进大雨里,想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多跑几单。最终,冯祥跑了50多单,已经是两个月来单子最多的一次,赚了400多块。

冯祥说,那天超常的努力,似乎是一场最后的挣扎,“再拼一次,看看能赚多少钱”,如果还不行,那就不跑了。

但也是这一天,冯祥收到了2个差评,其中一个,是在中午的高峰期,外卖柜满了,他赶着送另一个订单,来不及解释,就把外卖放在快递柜旁边,大雨淋湿了外卖盒。回想起那个决定,冯祥有点后悔,也觉得“是不是自己心态出了问题”。他跑了7年外卖,以前从没有连续犯错过,也不会着急这几分钟,总是等到客户下来拿,因为一旦有差评,就会被罚款。

“是太低落了吗?”冯祥问自己。这段时间,单子少,单价还降,那天下大雨,他听说,之后的恶劣天气,不会再有2元一单的补助,虽然消息真假要到下个月发工资后才知道,但他还是一下子泄了气。

老天好像也在劝退冯祥——拼尽全力的结果是,赚400元,却送错2单,被罚1000元,强制下线7天。

水温的变化

收到处罚结果的时候,冯祥感到十分诧异——罚金变高了。两个差评,每个都被罚500块,这是之前从来没有的惩罚力度。不止如此,站点还在4月1日开始,执行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比如,所有人需要在8点30分参加晨会,晚到罚款200元,缺席罚款500元。

冯祥有些不开心,“好像就是人多之后,觉得我们走不走都无所谓了,不需要你了,觉得这里管得严、不舒服,那你就别干了”。

事实上,任何生物聚集在一起,都会形成一种稳固的生态,维系一套公认的运作法则。此前,对于外卖骑手们来说,这种生态的基础法则就是,骑手数量是有限的。

一位干了7年的美团站长吴楠说,在外卖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随时调节外卖员的数量。他们会在美团、饿了么这两个平台之间反复横跳。甚至在美团专送内部,也有很多外卖员是不稳定的,他们会跑一段时间众包(指没有站点的临时骑手),再跑一段时间乐跑(指专门跑一些远单的临时骑手)、畅跑(指专门跑一些近单的临时骑手),但原则都只有一个,“哪里的单价高就去哪里”,就像鱼能够自由地活动在开阔的水域里。

对于骑手们的这种流动,站长们往往持默许态度,并不在意,因为骑手是珍贵的。早几年的时候,各家外卖平台展开骑手抢人大战;后来,兴起的网约车、同城、闪送服务,都在和外卖行业抢人;疫情时代,外卖骑手更是“香饽饽”。

冯祥记得,这几年来,工作的确好干,站长们也愿意和骑手们搞好关系。有的时候,如果有订单超时、差评,只要站长不上报,就不会处罚到自己。冯祥最感动的一次,是自己的孩子生病了,工资还没有发,他把情况告诉站长,对方果断地预支了几千块钱的工资。冯祥当时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站长是希望留住我的。”

但显然,情况变了,外卖骑手数量正在飞速增长。美团财报显示,2021年美团骑手的数量为527万,2022年,美团骑手的数量变成了624万,其中81.6%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台一年新增骑手的人数达到了97万。

吴楠说,今年,应聘者比往年更多,他们依靠中介公司找人,每介绍成功一个,会给几千块钱的推荐费,现在,推荐费从两三千降到一千多。同时,吴楠也开始在意起了稳定性,“跳来跳去的那种骑手,我们就不招了”。不仅吴楠在意,很多骑手也不愿意再流动,吴楠观察到,大家更愿意固定下来,“就跟突然醒悟过来一样”。

最直接的原因,是“哪里的情况都不好”。比如美团乐跑,往日不限班次,单价虽然低,但单量多,骑手们想跑多久都行。但现在,乐跑开始限制骑手们的班次,划分成午高峰、晚高峰、下午茶等,如果骑手没法在自己的班次里完成单量,会直接断线,吴楠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报名乐跑的人也特别多,特别富余。”

这样一来,更多的众包骑手,选择固定下来,加入到站点的团队中。上个月,美团的罗颂和丁长义收到通知,4月开始,众包的单子划到了专送池子里,他们的单子稍微多了一点,但单价从原来的8块5,掉到了6块3。饿了么的冯祥说,以前,一个月跑到500单以上,单价会从每单7块涨到每单8块,但现在,需要跑到700单以上,才能拿到每单8块的单价了。

而对于这些改变,一些骑手选择了接受,他们停止游动,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生机。

失去兜底的工作

作为一份工作,外卖骑手曾经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在罗颂所在的站点,每个骑手都能说出一大堆人生往事,每一段经历都能对应一个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是它们吸引着有着不同人生路径的骑手,最终汇聚到这个池塘里来。

对于冯祥来说,选择做骑手,是因为它足够“自由”。26岁的时候,冯祥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成为一名骑手。在此之前,他曾经去过廊坊的京东方,做工人,但冯祥觉得“不自由”,连抽烟都不让。但送外卖不一样,没人管,冯祥刚到北四环当骑手时,路过鸟巢,就能进去转一圈,这让他感觉到自在。

而在很多人的人生轨迹里,外卖骑手几乎是他们流转的最后一站。比如41岁的鞍山人丁长义。原本,他有过一份很满意的工作,是在一家单位做货车司机。但女儿出生的那一年,他想多赚点奶粉钱,于是白天跑货车,晚上去做代驾,半夜,疲劳驾驶,丁长义撞上了一辆小三轮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他丢了工作,赔了5万,被吊销了驾照。

丁长义愧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两个月,出来之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东北的三线城市,要人的工厂也少”,他唯一的选择是去鞍山轧钢。去年,丁长义听说,在北京跑外卖能赚钱,于是,他背着家里人,偷偷来了北京。这件事,直到丁长义被隔离、很久回不去老家,家里人才知道。

这个时候,丁长义已经40岁了,只有跑外卖没有年龄要求,也不会追究过往。

37岁的刘大海也是这样。而他选择做外卖骑手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缺钱。几年前,刘大海从哈尔滨南下,去广东开烧烤店,选址失败再加上疫情,小店倒闭了,他亏了28万。这是他第二次欠债,上一回,是十年前,他被忽悠去鄂尔多斯的矿上拉煤,买了一辆车,贷款70万,结果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赚,他才意识到,这件事可能是骗局。

为了还债,刘大海来了北京。他考虑过做代驾,但一想到,如果不小心剐蹭到别人的车,得赔钱,他就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自己负债几十万,“不能出什么岔子了”。

对于刘大海而言,做骑手是没有门槛的、安全的、赚钱的,更重要的是,跑外卖对应着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有努力就有收获,这能让骑手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产生“生活可以渐渐变好”的安全感。就在去年,刘大海付完1500元左右的房租和车租,再留出1000多元的饭钱,还能剩下5000块寄回家里。他一度觉得,如果行情好,自己能继续跑外卖,直到还完租金、重新创业。

正是这些优势,让骑手工作成为一种兜底的选择。而在今年,人一下子溢出来许多,这让池塘显得狭窄,更磨灭了骑手这份工作的优势。

新骑手罗颂和田橙子,原本也是冲着这些优势来的。罗颂的经历则和王大海相似。去年,因为疫情,山东禁止堂食了大半年,罗颂开的鲁菜店倒闭了,这让罗颂感觉到极大的落差——店里之前能做到一天一万多的流水,结局却是亏了20万。他爱面子,也缺钱,不想在老家找工作,于是来北京做骑手。有人问起来,在北京做什么?罗颂都模棱两可的回答:“上班。”他想着,赶紧把债还完,再回家。

而26岁的田橙子,是和自己的朋友结伴来的北京。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两人已经在湖南、江西、河北、天津这四个地方周转过。

那个时候,两人都没有预料到,今年找工作的旅途会如此漫长。在湖南待过的那个电子厂,今年2月就没活儿干了,隔三差五就休息,只能赚3000来块钱。田橙子想找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他在58同城上看到,天津在招装卸工,而且工资能到8000元以上。于是,二人又从老家江西北上,但到了天津,才知道“宣传都是骗人的”,田橙子形容,不仅工价低了一半,而且是“狼多肉少”。有一回面试,一个只招10个人的岗位,有70个人拉着行李箱面试,厂里的管理员还说,“想干可以,就是分不到那么多活儿”。

在天津待了一个月,试工了四五家,都不如意。和前辈们一样,田橙子终于流入了骑手的池塘。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时过境迁,骑手已经不再是一份可以兜底的工作。

跳出池塘

经过最后一场暴雨中的挣扎,跑了7年外卖的冯祥,打算回家了。

冯祥并不适应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他没有想到,仅仅是为了可观的薪水,自己就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他想回老家石家庄,加盟一家餐饮店,或许是喜茶,或许是鲍师傅,冯祥没有仔细调研过这两家店,但取单的时候,总看见这两家店排着很长的队。

除了开店之外,冯祥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外卖这份工作,能让冯祥得到“立竿见影”的工资,但也让他不忍心浪费时间去做别的事。冯祥说,几乎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在跑外卖,“干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效益”,如果是学别的技能、转行,都对应着极高的成本。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知识焦虑,当周围人提到“KPI”“CEO”这样的术语,他会凑上去问,这是什么意思?好像能多学几个单词,能有一点点收获。

失去的,似乎又比得到的更多。前两年,冯祥和妻子协议离婚了,因为妻子觉得,冯祥一个人在北京跑外卖,却不在意家里,也不在意她。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羡慕自己的发小,他前几年开车做运输,赚了不少钱,最重要的是,有时间陪孩子去三亚旅游、去游乐园玩,刷到发小的朋友圈时,冯祥觉得,自己虽然赚了几年钱,但“没选对行业”。住在狭窄的宿舍里,他似乎没有生活,变得颓废,两个月才理一次发。

如今,是该跳出池塘的时候了。冯祥算了算,现在自己每个月只能赚5000块,往家里打钱的时候,比往年少打了整整两千,需要用之前的积蓄补上。他安慰自己,或许这是一个契机,能让自己重启一种人生。

外卖行业本就像一个蓄水池,骑手这个职业,很开放,收入也很公平,能帮助一些面临失业的人重新获得工作机会,也能为亟需获得收入的人缓解生存压力。但这份职业很难一直做下去,有些人实现了外卖行业的职业晋升,从骑手做到了站长、城市经理,有些人则完成了转换赛道的经验积累,完成过渡后选择离开,只有一直想赚钱的人会留下。但现在,月入过万已经很难,这个理由也留不住人了。

想跳出池塘的还有刘大海,他还有债务在身,急需一份收入更高的收入。这几天下班,他绕着宿舍附近的小吃摊绕了好几圈,打算做个小买卖。有的时候,刘大海觉得自己有些生不逢时,入行太晚,当然,他也听过一些江湖传说,“送三年外卖,能开着卡迪拉克回家”。

站长吴楠预料到了这些人的离开。他说,每年三月,总有一波人来,到五月的时候,总有一波人离开,他将其归因于“生态”的一部分。但在工作更难找的今年,是否有更多人会选择留下,他也不知道。

比如26岁的田橙子,还需要在池塘里熬过接下来的28天——他已经交了700块租车费,800块房租,不能浪费,再怎么差,也需要把这个月撑完,再做打算。

等单的那个下午,田橙子点开了一集动漫,是他最喜欢的《吞噬星空》。在这部动漫里,他最喜欢一个叫罗峰的角色,点开百科网页,罗峰最大的成就包括,让平民窟里的父母,住上了大别墅。田橙子说,这也是他的梦想。

一集动漫的时长很短。看完之后,田橙子重新点开骑手界面,等待系统给自己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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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学城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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