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宗教研究系博士陈朗：我的几点说明

没有想到我的小文竟然引来如此大的关注。感谢大家的阅读甚至愤怒和眼泪。听说在网上有一些误读和曲解，在此我想以简明的语言澄清一些事情。

我对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甚为热爱，晓宏生前也知道我的激情并全力支持。我从不得已离开学术体制到寻找到真的自我，是一个值得细细道来的题目，以后会写。文章是回忆晓宏的，没必要喧宾夺主，但因此使得一些读者误以为我改行是受了莫大的委屈，其实并非如此。

晓宏一直是非常好的父亲，一个尽其所能顾家的丈夫（即使有的时候笨拙）。虽然因为我们所有人对于病情发展速度的低估，他没能为孩子的未来留下一些文字和影音，但在我们一起共度的日子里，我们留下来太多美好的回忆，值得小孩一生回味。晓宏在最后的日子里最难过的是因为身体不好没精力陪孩子玩。他坚持要去临终关怀医院而不是在家中离世，就是因为他不想让孩子因为他的病情而必须轻声细语，失去童年应有的欢乐。

对于濒死体验，恐怕我们很少有人有发言权。据医生说死前幻觉的内容是很随机的。晓宏对于讲课的幻觉（包括讲韦伯），我觉得特别可爱特别真诚，因为在那一个最后的时刻，没有谁可以伪装。像一个朋友写到的，他是一个“学痴”，到死都是。虽然作为个人也希望在最后得到他的爱（第二天我也得到了），但我深知他并无此义务。

这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夫妇不应该“属于”彼此，而应该彼此相连（connected）。他爱研究他的革命国家现代性，我亦终于找到了真正属于我的领域。彼此内心都有依托，而又彼此相爱是最理想的状态。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都是学生。如果没有癌症和死亡，他做学术，我做心理咨询师，多么平衡的安排，我们也可能会去看couple’s therapy ，学着更好地彼此相爱，相连接。然而癌症的到来让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因此那些觉得我“怨”的读者（不管是同情我还是批判我），其实都低估了我作为一个独立自我的立场。晓宏从来都不应该是属于我的，正如我也不属于他。在爱之前，我们必须先成为自己。我们二十年来，互相帮持着，都做到了。晓宏走之后我要做的，就是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因而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真诚的女权主义者——是为我骄傲的。

既然我们都是没死过甚至没有濒死过的人，我们大多数也没有被末期癌症折磨得痛不欲生，那么评价一个病人的行为表现是无知，是不敬。因为——说的直白一点——如果我的身体承受那种痛苦，我还不一定怎么表现，不知道还能不能爱别人。晓宏走得很高贵，很有尊严，爱着亦被爱着。我为他骄傲。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你不是“怨”，那你写那些干嘛？

第一， 特别是作为一个女孩子的母亲，我要诚实，不想续写“做你的妻子是我一生荣幸”之类的神话，来让更多的女孩子误解婚姻的意义。这一点我肯定晓宏是绝对支持的，因为他从来不觉得他是一个完美的丈夫。我说出“真相”的勇气里也有他对孩子的爱在里面。

第二， 如果有“怨”，那是对于结构或制度的怨。我想说的是，即使如晓宏这样追求完美人格的人，都留下这么多痛苦和遗憾，我们所有人（包括男性）作为父权结构的受害者承受了什么？我们的学术制度是不是不人性？是不是异化？

第三， 作为心理咨询师，我相信每个人应该允许自己内心怀有各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情绪。任何情绪都是合法的。作为一个佛教研究者，我多年沉浸于“一念三千”和“性具法门”。这些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文风，让我不加解释地记录很多矛盾的情绪，可能也因此让很多不同的立场的人都在文中找到了可以投射自我的地方吧。

因为写作时没想到会有这么广泛的读者群，很多细节没有交代到位，本人深感遗憾，但不后悔发表拙作。

2024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