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外交部总司长被控,涉及驻华使馆和新冠疫情(组图)

11月23日，新加坡外交部一名总司长被控上法庭。今早在法庭面控之后，本案将在12月21日过堂开始审讯。

胡鑫权，44岁，据公开资料显示，案发时，他是新加坡外交部分管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事务的总司长，相等于“正厅级”。

本案一上庭，就很受人瞩目——它既涉及新加坡驻中国大使馆，也涉及新冠疫情。

这不是新加坡外交部官员第一次被控。本文文末介绍三起案例，一个是正厅级做了高达41万人民币的虚假报销，一个是正处级做了近3万人民币的虚假报销，最后一个是小科员被外国特工色诱并交出解密代码。三个案子十分经典，供读者参考。

2022年底一药难求

外交邮袋暗渡陈仓

在本案中，胡鑫权面对三条控状，其中两条与新加坡驻中国使馆有关。

第一条控状指他在2022年12月，利用外交邮袋，从新加坡发若干盒班纳杜药片到新加坡驻华使馆。

当时，中国一些地方缺少退热、消炎药片，在新加坡的许多人都排了长队，购买班纳杜等退烧、消炎药片送往中国，但很多都被海关拒于国门之外。







名义上，外交邮袋的接收人是新加坡驻华使馆一等秘书陆政宏。但实际上，这些药品是准备交给胡鑫权的一位个人朋友。

换句话说，胡鑫权以权谋私，利用外交邮袋免于海关检查的外交特权，暗渡陈仓。

按维也纳外交关系条约，外交邮袋只能作为外交工作用途；外交邮袋享有外交豁免权，外国不得开启，不得扣留。

换句话说，去年12月，胡鑫权违法使用外交邮袋，通过有外交豁免权的途径把药片带进中国，然后交给自己的私人朋友使用。

这个私人朋友是谁，由于今天胡鑫权只是面控，目前还没进入庭审阶段，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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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指出，如果胡鑫权在发送外交邮袋之前，说明邮袋内的药片是私人用途，而非工作用途，那么新加坡外交部肯定不会允许发送。



（胡鑫权与尼泊尔驻新加坡大使见面）  
变相走私若干奢侈名表

第二条控状指他在2023年1月12日，欺骗新加坡驻华使馆一等秘书陆政宏，让他把若干名贵手表通过外交邮袋，在1月17日当天从北京带回新加坡。

控状指出，胡鑫权当时没有说明，这些名贵手表发回新加坡并非为了工作用途。

这些奢侈名表从哪里来，目前尚未进入庭审阶段，并不清楚。

这类奢侈品走中国海关出境，相信必须有一套手续，但是，既然使用外交邮袋，就不会经过中国海关的检查。他的行为，恐怕涉嫌变相走私。

向上级提供虚假信息

第三条控状指，这批奢侈名表通过外交邮袋进入新加坡两天之后，1月19日，胡鑫权在接受上司——外交部副常任秘书王永泉（现为新加坡驻日本大使）的询问时，谎称这些名表属于自己的父亲。

第一条控状涉及欺骗外交部，如果罪名成立，可判不超过三年监禁以及罚款。

第二条控状涉及教唆他人欺骗外交部，如果罪名成立，同样可判不超过三年监禁以及罚款。

第三条控状涉及向公务员提供虚假信息，如果罪名成立，可判不超过两年监禁以及罚款

明日之星，黯然陨落

胡鑫权在44岁就担任总司长，妥妥的被重用的青年才俊，明日之星。如果不是这次出事，下一个任命应该就是驻外大使。

国家培养高级干部不容易。但是，一旦出了问题，肯定会依法惩处。



根据网络信息，他历任驻日本使馆一等秘书（正处级）、总理公署国家人口秘书处助理司长、外交部副司长（副厅级）、新加坡驻联合国副代表（副大使）兼公使衔参赞、外交部司长（正厅级）、外交部总司长。

他2003年至2004年在斯坦福大学修工程学和管理学双重硕士课程。

“新加坡眼”在新加坡政府的公开信息看到，在外交部的序列当中，“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总司长一职已非胡鑫权担任，而是改由Tracy Tan担任代理总司长。



胡鑫权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全撤销了。



回顾以往的三起高调案件 

这不是新加坡外交部高官第一次被控。之前至少发生过三起高调的案件。

一、高达41万人民币的红酒和黄梨挞竟然是虚报

2014年2月20日，因在职期间虚报礼宾开支，新加坡外交部前礼宾司司长林清和获刑15个月监禁。

林清和在礼宾司担任司长时，负责安排部长和总理的海外行程和礼仪安排，当时，新加坡外交部喜欢用红酒和黄梨挞作为伴手礼送给外宾。



（黄梨挞。图源：网络）

控状指，在2008年2月至2012年5月间，林清和申报了逾1万盒黄梨挞，但只有2200盒是实际使用，其余为虚报，他从商贩索要了空白发票，自己虚报了购买数量；另外，林清和申报购买红酒248瓶，但实际购买只买了89瓶。

通过这些虚报开支，林清和骗取了资金近8万9000新元（约合人民币41万元）。

林清和当时61岁，执掌礼宾司十年之久，2009年曾获总统颁发公共管理奖章（银）。

二、高达5000新币的机票补贴也是虚报

2003年11月，原新加坡驻华使馆商务处一等秘书、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王和谦，通过付款单据、机票收据等，虚报机票费用，涉及金额达达6万零441元人民币。在离任审计时被发现，并被控上法庭。

律师在求情时说，虽然涉及的金额高达6万人民币，但是，实际骗取的补贴只有一半，大约5000新元。

2004年10月，法院判罪名成立，坐牢八周。

三、新加坡驻苏联使馆译电员被色诱，坐牢10年

1980年3月25日，新加坡驻苏联大使馆译电员黄庆顺因间谍罪被判刑十年。

黄庆顺（Alan Wee Kheng Soon）1950年出生，1967年进入新加坡外交部工作，1978年被派往新加坡驻苏联大使馆担任译电员。

黄庆顺与妻女在莫斯科住在由新加坡政府租下的公寓。1979年5月，黄庆顺在公寓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是一个女人打来的，自称是黄庆顺所住公寓前任住户、调任回国的新加坡外交官的好友，叫柳芭。

两人搭讪起来，之后约在附近的一家名叫Labrinth迷宫的餐馆吃饭。饭后，两人到酒吧喝酒、跳舞，一直到凌晨一点半。之后，柳芭把黄庆顺带回自己的一房式公寓，两人聊天、喝酒，之后一起过夜。

交往一个月不到，柳芭向黄庆顺表明自己的克格勃特工身份，威胁黄庆顺，要把两人亲密的照片交给他妻子，也威胁对他妻女下毒手，要求他交出使馆译文的代码。

黄庆顺没有将此事告知妻子，也没有向大使报告，而是到公寓附近的地铁站，向柳芭陆续提交使馆的机密电文，同时继续与她幽会。最后，黄庆顺把整部译电密码交给了柳芭。

作为交换，克格勃允许黄庆顺以非正常途径进出苏联，方便他从事宗教物品走私生意，最终在赫尔辛基被芬兰警方逮捕。已经掌握线索的新加坡政府借此将他召回国内。黄庆顺自知东窗事发，向柳芭求助，要留在苏联，结果被无情拒绝。

黄庆顺回到新加坡之后，即刻被逮捕并控上法庭。

主控官指黄庆顺不配合调查，不肯透露柳芭的全名，也不老实交代自己的行为，反而在出事之后，意图留在苏联，不肯归国。

在庭审时，黄庆顺供认，有一次柳芭指着他公寓外的一部撞毁的奔驰车，告诉他，如果不与她合作，她可以随时安排这类车祸降临他的妻女身上。

主控官反驳，“对方最初可能用了威胁手段来逼你交出东西，但对方从未逼迫你继续与她上床。”

1980年3月25日，法官判黄庆顺罪名成立，认为他对国家利益造成的“无法估量”的损害；他面对的两项间谍罪指控，各判五年徒刑，分开执行，一共判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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