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扶手、不用尿不湿,这还是养老院吗？

阳光透过通透的落地窗铺满了地面，房间里窗明几净，干净整洁，这是“康语轩”养老院里老人居住房间的常态。

作为这家专门为认知症患者服务的养老机构创始人，金恩京站在屋子中央，骄傲的向我们介绍着房间内的细节。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作为一种临床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身为医生和认知症患者的女儿，金恩京也经历过和家人一起对抗疾病的勇敢和矛盾，在亲自去日本和瑞典考察之后，她逐渐意识到，原来认知症老人的人生也有另一种可能。

正如她所言：“认知症患者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然后他患了小小的的病，仅此而已。”如今，在这家专门为认知症患者服务的养老院里，没有扶手，也不惧怕老人跌倒，没有束缚，反而为老人们提供宽敞明亮的自由活动空间。在这里，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都生活的自足、自尊且温暖。

从零开始创立一家针对认知症患者的养老院，她有哪些心路历程？以下是金恩京博士的的讲述。

我是医生，我觉得医生的挑战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不是说把治不好的变成能够治好的，可能医生真正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病人变得更好，或者通过提供认知症的综合方案，解决很多家庭的困扰。这是医生价值所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专业使命。

我也是认知症患者的家属，我的母亲是认知症的病人。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后，她在71岁那年离世，从我发现她得病到她死亡也就七年不到八年的时间。母亲所有的疾病进展就是按照教科书去发展的，比如她最后不会吃东西了，她的腿没有问题，但是迈腿这件事不会了，也就完全的失去了这个能力。

我们也曾经雇了两个保姆，但是我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也在反思，如果我陪在母亲身边 24 小时照顾，她会不会不按照教科书那样走到生命的最后，而会是有一些奇迹发生？我今天给我自己的答案依然是不可能。

因为我一个人，即便我懂医学知识，即便我能24小时陪伴她，但是我不可能什么都会，我不可能无所不能，我也是普通的人，我会有烦恼，我也会有身体不适的时候，我也会有焦虑。当我24小时面对甚至没有办法沟通的，我的母亲的时候，我对她的爱是不是能够支撑我陪她走完她的人生？是不是最后，我和母亲，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赢家？我觉得不能，我们都没有赢家，我可能会是下一个问题，因为我可能会长期的焦虑。我的家庭生活会变得一团糟，我的工作会变得很麻烦。我可能开始是折磨我的子女，直到我变得离患病很近。

当我到日本和瑞典的养老机构，去看那些患有认知症老人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母亲的状态，包括我看到的一些养老机构，大铁门关上，很多老人都躺在那张床上，有可能甚至两年、三年没有从那张床上下来过。两个小时一翻身，有人过去，甚至不打招呼把她们的被子掀开。没有人去抚摸那位长者的脸说，今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春天到了，鸟儿飞回来，我来给你换尿不湿——即便她躺在床上。

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我看到的认知症老人，包括瑞典，她们穿漂亮的裙子，抹着口红，优雅的喝着咖啡、吃着甜点，没有人认为她们是患有认知症的老人。服务人员和她们一起交流，有时她们说的话不在一个频道上，但这不妨碍她们交流的特别好，非常的优雅。她们在那里的生活，就像自己的家一样。

我才知道，其实她们原本可以过上正常人的正常生活，我们叫正常化原则。所以我就决定，我们也可以做一次尝试。

康语轩老年公寓一角

我们是经营了 6 年半的时间，有 80多位中重度的认知症长者，严重的人可能家里要雇4个保姆，子女明显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但是到康语轩以后，确实不可否认他们变得好了很多。如果不深入的去交流，你很难发现有些老人其实是个中重度的认知症患者。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叫什么名字，看见他对面的女儿，他可能说这是我姐，甚至会说这是我妈，但是他依然可以正常的生活。所以每一个认知症老人对我们来说，都是患病的普通人。首先他是一个大写的人，然后他换了小小的一点点的病，仅此而已。

其实大家都会说，认知症老人特别害怕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人，所以不让你去看他，会打扰他，别进去，他们会很害怕。但是康语轩的老人都挺平和，就是享受他们自己当下的空间。因为他们认为在那个时候的空间里，自己是主人，很安全。他们是正常的人，不能因为有这个疾病，我不允许他接触外界。

康语轩老年公寓就餐区

我们用了20多种壁纸，用了20多种窗帘，不单纯是为了美，而是通过色彩让认知障碍的老人能够识别空间，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哪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地方。所以我们强调的，康语轩不是“机构”，而是一个正常的家，只是我把平常三室一厅的房子做的更大一点点，变成十厅，仅此而已。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就像我们可能有四世同堂，我们有兄弟姐妹、妯娌住在一个大的院子里头，是一样的概念，这里是每个人的家。

用通俗的话来说，康语轩是个专门为认知证老人做的一家养老院。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围绕着认知症这个疾病的特点，从建筑上给予了它更多的解决方案，而不单纯是一个物理空间。比如，我们利用了五感的刺激，选用了自然的材料，让更多的阳光进来，从而让老人们能区分出白天和夜晚；我们做更好的温度控制，免得老人们陷入过冷或过热却没有办法调解的状态。

其实我们把所有的认知训练变成了一个符合人性的过程，符合人性的才是有效的，才是最好的，在21点扑克的游戏里，计算、对话和沟通交流都能够锻炼到。假定你是一个认知症长者，但你曾经是数学系教授，我平时跟你训练的时候问，100减7等于几，再减7等于几....（你）可能下一步就要跟我拍桌子，你埋汰我呢是不是？他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表达，但会觉得很侮辱他，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不会算了。

金博士带领大家体验认知症老人玩的21点扑克

但是我先现在，我给你一张“10”，那么距离21，你算一下？（不到）那就还要嘛，然后我再来一个，这是几了，你告诉我是19，那就还要。这里面计算有了，然后我们人都有赌性，彼此都不想输，有竞争。这是成人的游戏，不要把儿童的幼稚的游戏给到老人。

我觉得整个社会，特别是国内对于认知症非常的妖魔化，大家会觉得得了认知症以后，一切都完蛋了。患者就成为所有人的负担，成为社会的负担，然后被逐渐边缘化。我还是想说那个理念，就是，他们只是患病的普通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无所不能的，在彼此的帮助和扶持下，才有了今天每一个人的成就，我们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可以。

原本我们就不是什么都会的人，那为什么认知症老人的“不会”就成为问题呢？患病我们不能否认，但是并不能否定他作为人本身拥有的价值和能力。可能现在他做的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高的技术含量，但是一个 90岁的人依然能完成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都已经很伟大了。所以他们是不是负担，需要我们从根本上设定的时候就要明确，他们依然是有价值的人，他们依然能够创造价值。

海马记忆工作坊的成立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最早是认知症患者的家属，每天都来看望他们的父母。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服务空间向他们开放，让他们走进来，因为我替代不了亲情。认知症护理里头有一个特别专业的部分叫亲情关注，亲情我给不了，因为我不是他女儿，这必须由他的家庭来完成。所以，不是把认知症老人交给我就万事大吉，而是我们要共同陪伴老人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

后来我们就开了个微店，但是大家又不会经营。后来我们就找支援，比如说给产品做定制化，你们设计，我们给加工的时候，老人们就会参与到其中。可能所有的流程工艺里头他只能做10％，甚至他只能帮着扶着这个包包，但是这里头他参与到其中了。我们把我们的东西捐赠给公益组织，给新疆的先心病儿童募捐，去参加义卖活动，给农村的小学校改善卫生条件，那么认知症老人的价值就不再是一个被帮助者，而是成为帮助别人的人。这个钱不是老人从他们的退休金里挪出来的钱，而是他在 90岁的时候，即便他患了认知症，其中的一个红黄蓝的那个黄是他一笔画下来的时候，他发挥的价值。

在海马记忆工作坊成立的过程中，其实是认知症老人教会我们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他们也许记不住女儿是谁，但他们依然是有价值的，不是你来夸我，而是自己真实实现的价值，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所以海马记忆工作坊的意义，不仅是一个家属可以疗愈的地方，也是们老人可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地方，对认知症老人们来说，可以作为一种治疗的地方，我们都是共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