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的“摇滚中年”们:白天公务员,晚上摇滚歌手
自从石家庄官宣要打造“摇滚之城”，纪少阳每次出去演出，身上便多了些光环。同行和乐迷招呼他，“呦，摇滚之城来的乐队？太牛X啦！”纪少阳是五福乐队主唱，98年的，烫着一头看起来不太好惹的小卷儿。
最初听到摇滚之城的消息，纪少阳发了条朋友圈，“石家庄摇滚的春天要来了”。信心来源于信任和经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知道，当有关部门决定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很便利”。
那时他接到邀请，跟领导一起吃个饭，去了十几个人，大多是年轻乐队代表。领导是位大姐，非常客气，让人如沐春风。什么职位他们不记得了。饭桌上，乐队们踊跃提议，比如要多举办演出，多开设排练室和录音棚、加强线上宣传力度等等。他们一边说，领导一边记笔记。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受邀者后来表示，那家烧烤不太好吃。
今年7月13日，石家庄正式官宣，打造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在此之前，属于省会的石家庄和属于摇滚的石家庄就像两个世界，前一个距北京三百多公里，干净、规整，摩托车从不会在二环内出现，拥有一个省会城市该有的体面。后一个是“Rock Home Town”，17年前第一次出现在石家庄本土杂志《我爱摇滚乐》的读者来信中，当时，这个空气中弥漫灰霾和药味的城市，自发出现了一支支摇滚乐队，他们在地下演出，和“前一个”石家庄联系淡漠，普遍被认为只会在演出审批和消防检查时相交。
石家庄红糖Livehouse一侧©崔一凡
当这样两个气场截然相异的石家庄相遇，必然要产生一些微妙的化学反应。
有关部门设想的摇滚之城的一大特色是，在地铁和公交上搞摇滚快闪，等于摇滚走向群众。据说前段时间当地想拍条城市宣传片，上午找了两个小年轻，抱着吉他上地铁，边弹边唱。对此，起哄的乘客们持不同意见，要么就是“听不见！”要么就是“唱得什么玩意儿，别在这儿闹腾！”石家庄观众们给出的回应十分摇滚，而两位年轻人没什么演出经验，hold不住场，宣传片只能体现摇滚之城观众们的叛逆。
7月16日晚，石家庄举办了摇滚之城第一轮户外演出。前一晚，纪少阳才收到演出消息（他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为啥这么晚通知），那时他正在张北参加音乐节。没办法，第二天5点半起床，争分夺秒往回赶。这次演出没有出场费，纪少阳并不在乎，“弄（摇滚）这个东西肯定是好的，我们肯定要尽力配合。”他说。试音时间安排在下午1点。
他们直接开车到东垣古城遗址公园，这是晚上的演出场地。中午12点多到了之后，纪少阳发现，连舞台都还没搭好。干等是不行的，他们大多在机构当老师，下午还有课。于是决定先回去，又跟工作人员约了个时间，5点，“肯定能让你试上，放心。”
石家庄某摇滚音乐演出活动现场©视觉中国
对于一支有追求的原创乐队来说，试音是演出前必不可少的准备。他们对音乐品质有要求，这是跟商演乐队的重要区别之一。商演主要是行活儿，出没于商场楼盘，对设备场地要求不高，便宜，走量赚钱。原创唱自己的歌，对现场效果有要求，而且贵。每个城市都有商演乐队，但不一定有原创乐队。第一周的演出，石家庄开设了20个演出点，包括公园和各大商场。有不少商演乐队参与了“摇滚之城”的演出。
下午5点，纪少阳再次赶到公园，距离演出还有两个半小时。前面两支乐队试完，终于轮到他们。“5分钟”，工作人员说，“待会儿要开始拍宣传片了”。他有点爆炸，但来都来了，都不容易……严格来说，他们完成了试音，琴往上一插，“能出声了，OK了OK了，赶紧下，要拍片儿了”。
晚7点半，演出正式开始。当晚总共三支乐队，除了五福，还有Morningboss、Dreamlike。演出是免费的，市民们吃过晚饭，带着孩子赶来。人们围在舞台四周，纪少阳目测有1000人，年龄结构分布平均。随着演出进行，气氛越来越热烈，观众也越来越多，拥挤不断并四处流散，甚至在混乱中进入乐队休息室。
场面的热闹程度似乎超出主办方的预想。登台前，工作人员递给纪少阳一张纸条，上台了先问问谁丢了一把尼桑车钥匙，到门口领。另外，XXX、XXX和XXX的家长，如果发现自己孩子不见了，记得到XX处领孩子。
刚插好琴，消息又来了。接主办方通知，为避免出现安全事故，演出提前结束。他们演不了了。
官方一点的说法
“我需要说得很官方吗？”强叔问。我们在一个商圈附近见面，二楼就是地下丝绒Livehouse旧址。今年2月，场地被举报违建，被勒令3天内拆除，同时拆除的还有隔壁石家庄仅存的一家唱片店。
2006年，强叔创办了河北第一家Livehouse地下丝绒，最初开在一个自行车车库里。那是石家庄乐队的黄金时期，大概有50支原创乐队活跃在这个城市。人们白天上班，晚上演出。乐队里不乏国企员工和公务员。强叔回忆，当年有位非常厉害的吉他手，玩重金属的，白天的工作是中学政治老师。
石家庄街边挂着摇滚演出活动的海报©崔一凡
就这样演了七八年，演出开始需要报批。“官方一点的说法，就是更规范了。”强叔说。刚开始，报批需要提供乐队的个人信息，后来加上歌名，再后来，要写清每句歌词，再再后来，要把演出曲目刻成光盘递交上去，因为光盘不可篡改。
见面时，强叔正在电话里沟通第三届河北原创音乐节的时间安排。此前时间地点已更改5次，官方一点的说法是，他们在协调各方面的力量。私下的说法是，要么领导没空，要么大乐队没空。要么定好了时间地点，主管部门觉得场地小，换地方。换好了地方，下雨了，怕地基不行，有安全隐患。再换，公安系统的同志觉得离居民区近，扰民。再往外挪，体育场，利用中甲比赛间隙办音乐节。也不是不行，球赛主办方说，草坪维护费一天15万。这个钱谁出呢？不知道。
目前，强叔负责原创音乐节——这是地下丝绒8年前就开始做的事，已经做了两届，现在是摇滚之城活动的一部分。强叔快五十岁了，头发花白，擅长掀桌子，以及将一件事拆分成官方的说法和私下的说法。后一件事并非他所愿。
摇滚之城项目启动后，具体执行由石家庄文化旅游投资公司负责。搞活动要盖章，合同要经过法务部、财务处、公司老总，然后是消防、公安报批。绕一圈下来，半个月过去了。“周五的活动，周三周四‘另行通知’，我说你就别通知了，根本没法协调。”强叔说。
但说实话，石家庄搞摇滚这件事，无论结果如何，强叔对市领导的魄力还是相当认可的。“他完全可以不搞这个活动，求稳就完了，但是这一届领导们敢作敢为。”强叔说。
石家庄街边©崔一凡
此前多年，摇滚或者民间演出在石家庄并不被重视。2019年，强叔筹备个人音乐会。那时他整理好所有材料，包括演出内容、派出所出具的安全记录、消防提供的消防证明、演出经营许可证，还有安全责任书……总之种类繁多，但总是通不过。具体需要什么，接待窗口的工作人员会建议他自行百度，至于百度上的信息是否准确，等你下次来了再说。
当他把一切都搞完了，下个星期再来窗口，换了一个人，又是另外一套“规范”了。上周工作人员说，要在合同最后一页按手印。下周窗口换了人，说每页都要按手印。“你能相信就这种演出，我按了100多个手印，”强叔说。
但情况很快发生变化。2021年8月，市领导在会议中提到，要组织开展音乐节、艺术节、动漫节等富有新时代气息的文化活动……打造“Rock Home Town”为独特品牌的现代音乐新时尚，大幅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石家庄站©崔一凡
同年，万青贝斯手姬赓获批成为石家庄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每月500元。
也是这一年，河北省共青团发布《杀不死的石家庄人》，改编自万青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作为一首正能量摇滚歌曲，《杀不死的石家庄人》肯定了石家庄几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并表示将“昂首迈步进发，黎明再临华北平原，重拾散落的信念”。节目效果不亚于说唱歌手上春晚。
强叔数次提及自己已经老了，颓了，从一个愤怒的摇滚青年成长为一个想做点事的摇滚中年。中年人除了火气变小之外，对失望的耐受程度也变高了。因为总会经历更失望的事。十三年前做《石人制噪》公益演出，邀请本地乐队一起出合辑。赚到的钱换成文体用品，想捐给贫困小学。有一次，他们在山区一所贫困小学参加捐赠活动，手机不停在响，是他助理打来的，说强叔你赶紧回来，消防给贴条了，不让开门。贴条倒不是Livehouse的问题，而是它所在的商场消防验收没通过。他瞬间感觉特别痛苦，觉得我想给这个社会做点贡献，但转头发现老家被抄了。
如此生活三十年
在石家庄，人们无法说清楚这座城市和自己的关系。它看起来那么普通，跟任何一个中国北方城市都没什么区别。还是让我们从摇滚说起吧。
石家庄和摇滚的故事开始于80年代初，15岁的邢迪在八一广场遇见一位弹吉他的流浪歌手，站在水泥台子上唱《苏茜达令》，那首歌写给他心爱的姑娘，以此换取回乡的路费。
邢迪©崔一凡
邢迪被吉他打动，把原本用来买颜料的3块钱全给了流浪歌手，暂时告别教室，跟着他学吉他。再后来，他也买了吉他。1984年，美国摇滚乐队朝阳和悲惨星期五去石家庄唱歌，然后越来越多人开始唱歌。
1990年，邢迪组建了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人们称那些年为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现在回看，或许所谓的黄金时代只是因为摇滚本身的弱小。它从石头缝里长出来，能不能长大只取决于人们是否关注到这棵杂草。
地平线乐队©地平线乐队
1999年下半年，《通俗歌曲》主编晓朱等几位团队成员自立门户，创办《我爱摇滚乐》。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爱摇》不是摇滚乐杂志，而是摇滚杂志。严格来讲，《爱摇》是本地下刊物。它没有版号，杂志作为磁带或CD的附赠品发行。一本杂志里，几乎有一半内容与摇滚乐无关。他们谈论时事热点，讽刺社会现象，一些年轻乐队出新歌，没人给发，录个小样寄到《爱摇》，他们发，免费宣传。
2009年5月，后来的《爱摇》编辑，彼时即将大专毕业的段郎，倒了好几趟公交寻找《爱摇》编辑部。到了之后发现，杂志上公布的是个假地址。后来他才知道，《爱摇》“遭遇了一系列变故之后”，为了避免麻烦，从中山东路448号搬到开发区躲起来，原地址变成了假地址。
天气预报员乐队主唱杨帆最初接触摇滚，是哥哥送了他一本《爱摇》，然后在网吧看了94红磡演唱会，让一个16岁少年血液沸腾。2012年，他高中毕业，不读了，去打工，熬不住，又回县里工厂上班。工厂三班倒，盯仪表盘，盯到麻木。那时他写过一首歌，叫《三线县城的梦》，“如果我不去工厂上班，那么我就没法养活我的家，如果我拒绝被剥削被侮辱，那么我就会被开除……说不上希望，也谈不上绝望，只是永远看不到阳光。”
乐队现场演出©天气预报员乐队
他开始在贴吧里找人组乐队，连上两个班次，挤出时间去市里排练。从县城坐客车到市里，再打车，到二中附近的排练室，大概两小时。客车进入市内，他能闻到浓重的药味，天空是古铜色的，跟万青专辑封面颜色“一模一样”。他塞上耳机，听《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那种被“罩子罩住”的感觉让他非常熟悉。
石家庄的历史很短，它作为一个城市被记住，是在建国之后。人们叫它“火车拉来的城市”。1953年，华北制药厂落户石家庄，生产出全国第一支抗生素。此后，药味弥漫在几代人的回忆里。1980年代，改革开放了，石家庄依托交通枢纽地位，以及工业底子，发展起以医药、服装和电器为代表的产业。
商人们从南方赶来，带着金钱和另一种道德。那时候还没Livehouse，邢迪和最早一批摇滚乐手在夜店演出。演一场挣150，小费3000。“那是一个爆发的年代。”邢迪说。他回忆，90年代在酒吧驻唱，见过一位出手阔绰并沉迷《跟着感觉走》的南方老板。老板让酒吧女歌手唱《跟着感觉走》，唱一遍给一千，女歌手唱了十遍。
与此同时，人们并未摆脱对体制的依附。那始终是安全感的来源。1990年代的地平线乐队，大家都有本职工作，要么钢厂艺术团，要么棉厂俱乐部，一个月500块钱，有编制。崔健的经纪人邀请他们去北京发展。邢迪很兴奋，先辞了工作，破釜沉舟，以做表率。前一天乐队说得挺好，闯荡北京。第二天，全都不干了，铁饭碗还是得保住。邢迪在北京出了两张专辑，没赚到钱，看起来以后也赚不到钱了。再加上孩子出生，于是他回到石家庄，开始专心给电视剧电影写歌，赚钱。
邢迪在排练©崔一凡
混乱是生机的另一个名字。想要了解当年的石家庄，杨帆推荐我看看《命案十三宗》，这部电视剧取材于发生在石家庄的真实案件。巧合的是，其中一个凶手是邢迪的好朋友。两人从小一起学吉他，朋友原是十二华建工人，开叉车，经常练吉他练一宿，第二天就旷工。但此人好赌，老婆生小孩，家里没钱，想去棋牌室赚。有一次大败而回，后来知道是别人合起伙骗他，大怒，拿刀冲回棋牌室，把那几人全捅了。
说不清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好像都很疯狂。”邢迪点燃一支烟。
我们无法判定一座城市的命运是否、或如何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以及他们创造出的东西产生关联。历史发生过，也仅仅是发生过。或许没有什么含义。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国企改制的浪潮席卷石家庄，当地的医药龙头企业相继出现问题。河北经贸大学教授董葆茗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石家庄医药行业一方面只有大企业，没有形成生态；另一方面，很关键的是，当时大的龙头企业都是国企，体制机制上面，尤其市场理念、市场思想，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石家庄经济也随着药企的没落走出黄金时代，GDP从1997年的的全国第16逐年下滑。国企改制时期，超过三成家庭遭遇下岗。据《河北日报》报道，“截至2004年底，石家庄市累计为下岗失业人员发放《再就业优惠证》85000余个。”
就在那时，一场爆炸成为后来人们记忆中的时代隐喻。2001年3月16日，石家庄发生恶性爆炸案，共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伤。主犯靳如超当年40岁，原为石家庄棉纺三厂五七劳动公司员工，此前曾因强奸案入狱。
爆炸震撼了整个石家庄。人们看见熟悉的街道和楼房被炸烂，许多个家庭破碎。这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死去的人是他们的亲人、同事或朋友。没人会否认这是场巨大的悲剧，而每个人都是悲剧的一部分。“这可能也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邢迪说。就像所有人一样，他非常想知道靳如超的作案动机，作案者到底是怎么想的？
邢迪告诉我，审判当日，他和The Nico乐队贝斯手姬赓申请旁听，他们的主唱董亚千因宿醉未能成行，并在事后表示十分后悔。邢迪至今还记得，法庭上，靳如超表现地十分嚣张，甚至坦然。法官问他为何作案。他说，“他们老弄我！”谁老弄你？“谁他娘地都想弄死我！”靳如超用石家庄方言说，“我就是个不该来这个世界的人。”
两天后，邢迪和董亚千、姬赓又在一起喝酒。酒桌上的话题依然是爆炸案。“我们想写首歌，”董亚千对邢迪说，“叫《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多年后，The Nico更名为万能青年旅店，《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成为年轻人对石家庄的第一印象。关于歌曲的含义，词作者姬赓在《我爱摇滚乐》专访中，给出不同的解释：
“这歌就是写一个家庭嘛，第一段父亲，第二段母亲，第三段孩子。作为一个非常偏执的中年妇女，就是他妈的认为自己手里有一把枪，天天特别紧张地想去保卫生活。这个假枪你在哪儿都买得到，或者你买不到手里也有一把无形的。这就是个典型的一家三口，虚假的中产阶级温馨，结果全他妈是扯淡。”
邢迪快60岁了，在石家庄出生长大，眼看它从只有几条街道的小地方，发展成像模像样的省会城市。同样的，最近几年，他眼看着家门口的餐饮店开了又关。原先在石家庄做影视文化公司的朋友走了不少，有的回乡，有的另择城市。原因不外乎机会少了，消费不振，赚不到钱。年轻人也用脚投票，“我们本地的机会很少，大部分都会选择往外走，上深圳、北京（寻找机会）。”邢迪说。
他最初对摇滚之城并不感冒，但看到网上对石家庄的评论，语气多有嘲讽。他非常生气， “如果是你的家乡，有这样一个发展的机会，你也会嘲笑吗？”
你玩它有啥用
我在杨帆的音乐小屋见到他，那时他正为错失机会而苦恼。前些天，北京一家公司想找他签约。碰面时，因为胡说八道（比如不愿满足公司各种要求），没能签约成功。他在小屋里郁闷了半个月。
杨帆的音乐小屋©崔一凡
这里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生活的地方。小屋大概十平米，墙面贴满泡沫吸声体，入口处的白板上写着“欢迎Lucy”。Lucy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这里能下脚的地方并不多，架子鼓旁边摆着案板，墙角是卷起的被褥。书架小小的，摆放着音乐教材和布考斯基的诗。
在玩乐队不挣钱这件事上，每个年轻乐队都能给你讲出一大段心酸又快乐的往事。在强叔看来，石家庄能拿得出手的原创乐队太少。能靠演出活着的乐队只有一个，叫万能青年旅店。绝大部分乐队都有本职工作，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音乐培训老师。
纪少阳同样也是培训老师，大学毕业之后，他卖过保险，干过电销。他所在的音乐机构开在一家美容院二楼。学员们下到小学三年级，上到七八十。纪少阳和乐队成员们把做乐队这件事当成创业。纪少阳当老师，吉他手送快递，鼓手跑滴滴。贝斯手下午上课，晚上11点去汉堡王刷盘子，到凌晨3点。一晚挣五六十，加一顿8块的员工餐。直到现在，他们的演出收入依然不多。赚到的钱放在“共同基金”里，用于添置设备。
纪少阳在的音乐机构开在一家美容院二楼©崔一凡
据段郎讲，从2010年到现在，石家庄的演出市场被其它的省会和南方城市拉开差距。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乐迷群体能支撑的财力不够。”段郎说。类似的地方还有东北，年轻人少，经济不发达，“一般人（乐队）不会往东北那个方向走”。
石家庄的大多数年轻乐队，都会把眼光投在石家庄之外。五福乐队很少在本地演出，直接原因就是票房不好。他们更喜欢去南方，那里有更多人花钱，特别是花钱看一支没听说过的乐队。
纪少阳在的五福乐队©五福乐队
市场不景气，Livehouse也不好过。2018年，为了配合商场经营，让地下丝绒白天也要开门，强叔涉足餐饮，搞“摇滚毛血旺”。杨帆有段时间去地下丝绒当艺人助理，说是艺人助理，去了之后，切菜买菜接待啥都干。更心酸的是老板本人，强叔得像小工一样，帮大厨配菜刷锅洗碗，晚上员工都走了，剩他一个人倒垃圾。
邢迪认为，想要把摇滚之城做起来，最好参照美国的布兰森音乐小镇。他去过那个地方，当地政府给音乐家们提供了基础设施，供他们在那里创作。邢迪的设想是，把华北制药的两栋苏式老楼腾出来，搞排练室、录音棚，吸引更多乐队，之后办演出、做厂牌也就顺理成章。华药的两栋楼确实很有风格，我想进去看看，但被保安拦住。保安在华药工作了20年，他并不认同以上想法。
在华北制药公司楼下©崔一凡
总而言之吧，邢迪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尽管准备不足，但邢迪还是以“弹唱山水间”组合的身份参加了摇滚之城演出，现场氛围十分热烈，观众们站满了停车场。对邢迪来说，这次演出，唱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想说几句话。
那段时间，他看到了太多石家庄负面的东西，质疑或者嘲讽。他心里不大舒服，想告诉大家，现在政府搞这件事，希望大家能支持，以后有越来越多人来到石家庄，大家的生意会好起来的，生活也会好起来的。他重复了很多次。
杀不死的石家庄人
杨帆从不为诸如《杀不死的石家庄人》这样的事感到愤怒。一个相对敏感的人的生存法则是，力争对任何事都表现得无所谓。摇滚之城无所谓，给钱就演。钱少没关系，他可以赶场。主办方忘了准备鼓凳也没关系，到星巴克搬一个就行。
那是7月中旬，天气预报员乐队去商场演出，这是摇滚之城的一部分。唱完之后，他冲着台下喊，“摇滚乐就是自由！”下台后，吉他手提醒他，不要说这种话，“台下有领导看到，可能会有不好的印象。”
就在摇滚之城被媒体争相报道时，石家庄演出出事了。有人拍到，暴力香槟乐队演出时脱裤子。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7月24日，石家庄市文旅局发布通报，接到群众举报后，已经对此事立案调查，责令演出主办方停业整顿，并罚款20万元，脱裤子的歌手被行政拘留。文旅部门工作人员证实，此次演出并非摇滚之城演出季活动，乐队也不在官方邀请名单之中。
8月7日，暴力香槟发微博澄清，被举报的那段视频拍的是，演出结束后，暴力香槟成员丁小龙穿外裤的场景。
据段郎了解，这场演出是红糖Livehouse为响应摇滚之城号召办的。全场免费，成本由红糖承担。在他看来，暴力香槟是石家庄一只有潜质但没有太多商业价值的地下乐队，签约了兵马司，有独特的审美。至于摇滚乐，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冒犯性质的艺术形式，把它置于正统体系下，难免发生冲突。
红糖Livehouse©崔一凡
搞摇滚之城，一些年轻乐队想不通，也有完全不关心的。邢迪说你把这事儿想成这样。你去酒吧弹吉他，老板说你得这样弹，我才给你钱。范围扩大也一样，人家告诉你应该这么玩儿，你就得这么玩儿。
他教育那些年轻人，如果真给你提供舒适的排练室，提供录音棚，帮你出专辑，你愿意吗？
愿意。
“年轻的时候都有个性，我也年轻过，”他说，“但兄弟，没钱怎么办？”钱这种一般等价物能让你获得很多，包括个性。“到时候（有钱了）你觉得这个地方盛不下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创作属于自己的非常个性的东西。”
邢迪也参与了摇滚之城的演出。演出生涯里，他第一次身兼歌手和调音师的角色。现场的调音师是个年轻人，对调音的理解仅限于开机关机。邢迪在台上远程教学，喊哑了嗓子也没教会，只能亲自下场。当然，我们不能责怪这位临危受命的小伙子。他的本职工作是个电工。
这次演出之后，邢迪重组了地平线乐队，最近他们正在排练一首歌，叫《人到中年》，“多想回到我的青春年少……多想找回我那浪漫情怀……”虽然石家庄打起摇滚之城的名头，但邢迪觉得，它更像个迷茫的中年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前途如何，只能努力寻找出路。“首先是活着，别的没有用。”他说。
邢迪的乐队在排练©崔一凡
虽然从小在石家庄长大，但强叔从来没有喜欢过它。就像很多人说的，它太土了，早年尘土飞扬的城市、空气中的药味、稀薄的文化氛围，还有二环以内摩托车禁行，哪一样都让人受不了。但他并不想冷嘲热讽，或者居高临下指点江山，没有建设性，也没意义。
最近的原创音乐节，他想着多邀请几支乐队，大家一起唱唱歌。主要目的是告诉大家，这才是石家庄，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他不想被看成被“收买”的人，但更不想看着摇滚之城完全跑偏，被人耻笑。“一个城市想提升文化属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一定是长期的、持久的扶持过程。而不是说你振臂高呼我们石家庄是摇滚之城，它就变成了摇滚之城，不是这样的。”强叔说，“我们希望能对摇滚这个行业，包括其它的流行文化，多一点理解和宽容，这样就能让所有人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度。”
临别时，他再次解释了自己和石家庄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相看两厌，而是，“我们看清了一件事的真相，看见了这个城市的不完美，但我努力去改变它，我就觉得这辈子没有白活。”他说。尽管想改变的现实极难改变。但摇滚乐赞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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