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导演拍功夫片自己当女主,现学武术还拿冠军

谷雨工作室 8 Months 0

陈翠梅消失了吗

陈翠梅有三个常一起玩的男性朋友。这帮家伙最爱说的一句：陈翠梅在干嘛？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某个地方做着某个错误的决定吧。

陈翠梅的人生轨迹像一个岛飘向另一个岛。38岁这年，陈翠梅意外怀孕。因为喜欢孩子，她决定要生下来。“就算对方不想结婚，我也会生下来。”

陈翠梅

彼时的陈翠梅正在创作自己的长片《状元图》，她打电话给监制贾樟柯，说我不能拍电影了。

代价远不止一部电影。成为人母之后，她体会到了主体性层面的复杂冲击。“怀孕是身体被一个异形侵占的过程。”她认同汉娜·阿伦特那句话：“每一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

导演陈翠梅

入侵过程包括一系列疼痛。她记得自己生产时打了无痛，还是在宫缩阶段痛到嗷嗷大叫，还戴上了氧气罩。

她一直喜欢运动，相信身体的力量，没想到这具肉身逐渐坍塌成废墟。怀孕期，因为肚子太大，她头晕得只能躺在床上。产后第三个月，她全身起湿疹，晚上就特别痒。

然后是难以运动。产后第二年，回到拳击室的头一天她就逃掉了：她一跳，尿漏了出来。

因为堵奶厉害，家里人给她找了个护理师通乳，“手放在我胸部上摁啊嗯，有些奇怪”。通乳也意味着她的身体成了公共物品。她听一位印度朋友说过，路上总会有人过来摸她的孕肚，“里面的孩子是全社会的”。

最清晰无误的感受是疲惫，一种接近于整体身体的休克。

对一个喜欢思考和创作的人来说，最折磨的变化是大脑成为废墟。她体会到“一个生命跟另一个生命之间的拉扯”。注意力被侵蚀得稀烂，阅读、听音乐、看电影都成了奢侈；逻辑链条断裂，想象力堵塞。她无法创作。连续数年在微博上写小说的“陈翠梅”消失了。

她还失去了一项曾经自豪的才华——杰出的记忆力。哪怕只是见过一次，她能迅速对上对方的脸跟名字，但怀孕后，她经常陷入迷惘，“这是谁啊，想不起来。”

陈翠梅陷入轻度忧郁。

导演陈翠梅回归，那么母亲陈翠梅呢

她的儿子声音很大、精力超足且意志坚定。她叫他宇宙——一个强悍的独立生命体。两岁半开始，宇宙从早四点持续玩到晚十一点，夜晚更是变得支离破碎——陈翠梅三年多没睡过不被打扰的觉。

一头利落短发，潇洒自如的陈翠梅不再存在，她很多时候都跟在宇宙身后狼狈奔跑，她想自己“真像个菲佣啊”。“没人关心自己的才华，电影事业完蛋了，我只是个喂奶机器。”

陈翠梅跑去问朋友怎么办。朋友说，孩子就是你最好的作品嘛。陈翠梅听了翻白眼。“我最多就是3D打印机，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管道而已。”在陈翠梅看来，孩子就是基因跟基因的产物，而创作是主体性产物。

2019年初，在她最痛苦的时候，一位前辈导演问她，“60万人民币你能拍一部电影吗?”

陈翠梅接下了这个挑战——她的下一部电影，《野蛮人入侵》。她将剧本中的女主角重新设计成一位母亲。故事是，一个过气影后阿满，一个锋芒尽失、迷惘疲倦的母亲阿满，重回片场，饰演一个身份不清的女间谍，学习武术、在戏里重遇前夫……

《野蛮人入侵》的宣传语是“一个女性当了母亲后寻找自我的故事”。陈翠梅自我嘲讽：这个故事老掉牙了。

陈翠梅选择既当导演，也自己饰演阿满。现在回头看，电影对她来说正是一次寻找自我的经验实践，虽然“老掉牙”，但力量也深蕴其中。

实践核心是把身体作为武器。电影是一个“剧中剧”的结构，女主角身手不凡，为了完成角色，她要学泰拳、菲律宾短棍、推手、自由搏击，在那之前，她已经练了一年多的瑜伽训练，“终于不再漏尿了”。

她最着迷的是巴西柔术。巴西柔术不管新手懂不懂技巧，一上来就是打实战。她要么被人做十字固，要么被绞住，“被摔来摔去。完全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

她每天早上六点到武馆，练到每根头发都湿掉。她属于对疼痛钝感的人。有一回去巴西柔术课，骑摩托车摔了一跤，碎了颗牙，她把碎牙吐到地上，继续去上课，嘴巴四周都是血，门口保安被吓一跳。武术教练总以为她是受伤不吭声，隐忍的那种女性。其实她真没觉得疼。

被摔了三个月，她才明白过来，这是用身体下棋的过程。

“身体本身会思考。是我们唯一的武器，也是我们跟世界最真实的连接点。”

后来她甚至登上了体育新闻，拿到一个轻量级巴西柔术比赛冠军。

正如影评人Luxuan所说，《野蛮人入侵》是一部强调肉体力量的作品：在男权社会的语境下，女性如何学习、锻造肉体力量予以反抗、生存。“身体的突破是唯一出路，以锻造肉身捏出一个意义，斩杀精神的僵化。肉身成为一种隐喻，对抗、出逃、回归自我的隐喻。”

她喜欢电影里的这一幕：阿满去问武术师傅“我是谁”。师傅直接狠狠给了她一拳，她嘴巴冒血，那一刻是“最原始的自己，最基本的自己。”

电影完成时，创作者身份也回归了。消失已久的导演陈翠梅收获了不错的成绩：2021年，《野蛮人入侵》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

到底是母亲陈翠梅重要还是导演陈翠梅重要

对于这个问题，陈翠梅也没有答案。“年轻时候，电影是一切，后来发现一切都是电影。”

拍《野蛮入侵人》共投入30天，前夫刚好患有抑郁症（孩子两岁时，两人离婚），只能是陈翠梅母亲帮忙带着宇宙。

拍完戏母亲才讲：“宇宙一直在找爸爸妈妈，跑去公园找，因为别的小朋友的爸妈都在公园，他以为自己的爸妈也在公园。”

陈翠梅无法继续说下去，很快满脸泪水。“他晚上还会在被窝里哭，小小声哭。我很内疚，我没想到他这么敏感。”

20出头的时候，她曾经两次目睹女导演们讨论成为母亲的场景。

一次是在德国科隆，“女性导演聚一起谈得最多的，就是要不要生孩子”。其中有一个女同性恋导演跑去做试管，结果在手术过程中跑掉了。“没办法接受非自然生育。”她又找一个男人来怀孕……另一次是巴黎参加戛纳创作营，五个女导演在厨房里边煮食物边聊生育。一位35岁的土耳其女导演很焦虑，“35岁是一个生育的坎。”

两次讨论弥漫着焦灼氛围。众人的苦恼在于：做导演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如何能承担母职？

当这道题横亘在陈翠梅面前，她也很难做好。

陈翠梅是在海边长大的野孩子。父母在马来西亚关丹开渔场，门前就是海。她在七个兄弟姐妹里排第四，比她大的都是姐姐，陈翠梅又是个女孩，父亲有所担忧，直到她后面有了弟弟。

童年生活漫无目的：四五点看潮汐，家人出去捕鱼回来后，十点后就没事情可做了，谈天、发呆、吹风，一整天就过去了。作为最被忽略也自由的那个孩子，她常撒谎不去上课，上山下海或者跑去吉隆坡。

当了母亲后，她洒脱肆意的人生骤然变化：她去世界各地电影节担任评委、看电影。过海关时，宇宙还是会突然跑掉，工作人员责骂她；飞机舱内，宇宙挣脱出安全带，她满机舱追他。全飞机的人讨厌她。她很常在机场哭。到了电影节，她通常会用一根带子背着宇宙，面露尴尬，引得旁人侧目。

另一方面，社会还喜欢教她“何为正确的母亲”。外界充斥着各种正确又互相矛盾的养育理论。A说你不能对孩子太严厉，因为那样他会变成杀人犯；B说千万不能太宠孩子，那是害了孩子。A和B都自认很有道理，她尝试过两种方法，结果都不对。后来她按照自己的法子来：不怎么管孩子，任他野蛮，想怎么爬怎么爬，要闹就闹。现在宇宙已经七岁，开始喜欢讲脏话，陈翠梅对此没有任何意见——她不想让孩子变得过于文明。

“我就是一个比较失败的妈妈吧。”现在她想，母子一起做野蛮人也好。

电影中有一幕：她在海边做瑜伽，孩子不断过来打扰，母子俩干脆一起翻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