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著名艺术家黄永玉，99岁的老顽童，挥挥衣袖走了
黄永玉先生子女黄黑蛮、黄黑妮、李洁琴携孙黄香、黄田今日敬告：
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二O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三时四十三分离去。我们尊重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追悼仪式。
黄永玉先生，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1924年7月9日（农历）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为湖南省凤凰县城，土家族人。中国国家画院院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央美院版画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艺术家。
告别黄永玉：“浪荡汉子”99了
那个“老顽童”就这样挥挥衣袖，走了
“诸位亲朋好友，请在这一期间（一个月内）不到访，不送任何物品，不打电话，不微信联系我们，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时空，谢谢理解。”这是黄永玉的家人联名发出的一条消息。
黄永玉因病于2023年六月十三日三时四十三分去世，享年99岁。在遗嘱中，黄永玉写道，他希望将自己的遗体火化后，家人不取回骨灰，要将他的骨灰作为肥料，回到大自然去。也不要举办与他相关的纪念活动。
这遗愿确实是黄永玉一生性格的写照，正如他曾说过的，“跟那孤魂野鬼在一起，我自由得多”。自由，这是他生前就对着摄像机镜头反复叮嘱、强调过的事。
那个“老顽童”就这样挥挥衣袖，走了。
黄永玉。资料图
这个世界很难复制出另一个黄永玉。他的人生随着时代的变化跌宕起伏：12岁离开老家湘西，辗转多地谋生流浪，凭着画笔和刻刀获得了艺术圈的认可，29岁就成为中国最高美术学府的老师，因为时代原因多年蛰伏，直到晚年又以绘画和文学创作再度被世人所知。
但无论时代、大环境如何改变，自由、不羁，永远保持童稚的情怀，都是黄永玉从未更改的性格特征，也是他最突出的艺术个性。到了晚年，人们依然看到他像一个少年那样保持着勃勃生气，尝试各种新奇的事物：除了画画，做木刻，他还写诗歌、写小说，甚至和年轻人一样练拳击，骑行，玩跑车。即便到了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黄永玉式”的俏皮的语言甚至能成为年轻人口中的金句。
正如他给自己晚年的自传小说所起的题目那样，他一直是那个“无愁河上的浪荡子”，无论是十二岁，还是九十岁，心性从未改变。
叛逆人生
晚年，八、九十岁的黄永玉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总体而言，大家都会发现，这个“老头儿”比年轻人还像年轻人。他出现在照片里的样子，大多数时候都是嘴里叼着一只大烟斗，戴着贝雷帽，神情中带一丝狡黠和飒爽。采访中，来访者和他谈论起生死，他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态度，讲述自己死后应该怎么办。2018年年底，在《中国新闻周刊》主办的年度影响力荣誉盛典上，黄永玉为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颁奖时，二人对谈聊天，他对故宫最好奇的问题也和别人不一样，最关注的是“故宫的洗手间现在怎么样了”？
这种不拘一格、直白真诚的表达，有时候也会招来误解。黄永玉生前最后一次成为焦点，正是在他去世前的2023年春节。作为“猴票”的设计者，黄永玉为兔年绘制了三张“兔票”的原画，其中一张上画着一只蓝颜色的兔子，兔子左手拿着信件，右手执笔，一双红色的眼睛，有些邪魅、反传统的味道。没想到这幅画作公布之后引发了一番口诛笔伐，有年轻人觉得画风诡异，有人觉得兔子的模样像个判官，不够吉利，甚至建议邮政总公司换掉这幅画。不过，这些事都没有影响黄永玉，他只是在视频中淡淡地解释，他画下这幅画的初衷，只是为了让大家开心。
时过境迁，很多人已经不了解黄永玉，他自始至终就是这样一个秉持创新、反传统思想的艺术家。而且，这也不是黄永玉第一次遭遇争议。20世纪60年代，黄永玉因为绘画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遭到批判，吃了很多苦。但当时的他，同样只是单纯地想画一只猫头鹰而已。这一切并未给他留下心理阴影，多年过去，他依然能够提起笔，绘画他心中所想的任何事物。
这种叛逆，大概是从黄永玉在家乡的土地上就孵化而生的。1924年，黄永玉生在湖南湘西著名的凤凰古城，他的家族里从不缺少有才情的人：父母毕业于师范学校，祖父是当地著名的读书人，表叔沈从文是现代知名的作家和文史学者。而在湘西这片多民族交界的土地上，从来也不缺乏淳朴、热烈的风土民情。提倡新式教育的家人，给与他的也是自主挥洒的空间，更加剧了他性格中的自由与叛逆。
先天的性格，再加上后来的境遇，给了黄永玉更多的历练。12岁，黄永玉家道中落，他也无法留在没有发展机会的凤凰小城，于是，他开始重复湘西人躲不过的宿命：漂流。他和表叔沈从文一样，走上了离家打拼的道路。他来到福建厦门的集美学校学习美术，几年后开始发表木刻作品，不过书没读完，就开始到泉州、广州、上海等地漂流，做过小工、教师等各种职业。在泉州，他和弘一法师李叔同有过交流，到了二十多岁，他折服于沈从文的文学才华，开始和这位表叔频繁通信学习，更自觉地修炼自己的思想境界。从那时起，他的绘画、木刻，都是在真实生活与情感中不断历练，浸润而得出的灵感。
反骨背后的温情
2003年，黄永玉以一本名为《比我老的老头》的图书备受关注，他在书里生动地描写了和他一同成长的那些文学艺术家们：钱钟书、沈从文、汪曾祺、李可染、林风眠。在写道林风眠去世时，他用了这样一段话：九十二岁的八月十二上午十时，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画家！”林风眠答。
外表玩世不恭，擅长开玩笑的黄永玉，“顽童”的另一面是重情，他在艺术领域一直挥洒疯玩，但内心从未离开过他的这些乡亲、故知、旧友。这些人是他叛逆好玩的性格之外，另一层灵感的来源，也是他们给予他足够的安全感。29岁时，表叔沈从文召唤人在香港的黄永玉回内地工作，他二话不说就携妻子、孩子回到北京，到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似乎表叔在哪，他的家就在那里，沈从文八十多岁时，他还曾经陪伴沈从文回到老家凤凰，沈从文也曾感谢黄永玉，陪伴着他有了一次落叶归根的旅程。
很难想象一个如此爱玩的人，他的婚姻却是与初恋从一而终。在江西漂流时，他认识了将军之女张梅溪，用尽各种方法追求这位他心中的女神，最后，二人私奔结为夫妻，并恩爱到生命最后一刻。到了晚年，黄永玉甚至还会开玩笑说，他要像当初追张梅溪时那样，吹小号给他“50年前的女朋友”听。
晚年的黄永玉爱笑，爱玩，什么新鲜有趣的事物他都要尝试，他甚至成了中国第一批收藏摩托车和跑车的人，主持人白岩松到访他家，惊讶地发现他在研究一辆红色的法拉利，他却笑着说“我可不是老头，这就是个玩意儿”。此外，他越野、骑行，打拳击，家里挂着沙袋，玩得比年轻人都疯狂。
但笑声越大，似乎越要面对更多的寂寞，活得越长、越开心，似乎越是如此。后来的这些年，黄永玉身边的老友陆续去世，最后只剩他用一本本书记录下的这些老友的生活，写书时，他感觉沈从文、萧乾等人就在旁边看着他。“如果表叔还在，他会在旁边写注，比我写的还要多。”黄永玉的一生可谓曲折，可在他身上、直到他的暮年，也未曾见到那些曲折对他形成的伤害，而人们看到的总是开朗的、活泼的、通透的、洒脱的老头儿。他始终愿意向人们强调着爱与自由的重要。晚年时，他曾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写道：“我也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要赶紧做有益的事，不能把光阴浪费在遗憾、伤心和恨上头。”
我画水浒——黄永玉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
2023年6月13日3时43分，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作家黄永玉离世。2002年10月19日，中国现代文学馆请黄永玉谈谈有关水浒人物画的创作。本文为黄永玉的演讲。
黄永玉先生照片
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这个人善于动手，而不善于在大庭广众面前动口。当然，我这个动手是画画了，所以我一上台就紧张。为此我还写了一个稿子，但也讲不好，如果朋友之间聊天，比较自然，不拘束。所以后面我留较多时间与大家交流。
我画水浒人物主要出于个人兴趣。在座的可能有不少研究《水浒》的专家。时代背景，艺术特点等等，有不少论述，由我聊《水浒》不是在开玩笑吗！我没考虑那么多，只是“感兴趣”。这话要是放到30多年前说凭兴趣干事，那要受批评的。记得曾经有位同事指着我说：“黄永玉就是凭兴趣画画”。我弯着腰心里称赞他。“你小子这句话算是说对了，老子就是凭兴趣画画”。没有兴趣，怎么会有激情，没有激情又怎么搞艺术创作。
1974年接受批判之余去圆明园荷塘写生
画画兴趣是重要的，《水浒》故事和人物，男女老幼都很喜欢。小时我喜欢看戏，水浒故事很动人，什么“造反有理”，不懂。我祖母给我讲长毛如何可怕，我觉得不如《水浒》有意思，如鲁智深、李逵、武松，这些形象都是从舞台上认识，从而对《水浒》产生兴趣的。
《黄永玉大画水浒》封面
我的家乡湘西凤凰城是三十多年割据的地方，曾经有个“地方官”，谁来了他打谁，管了这块地方达30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办了一个美术学院，培养了不少画家。我父亲曾入过党，当过宣传部长，后来国民党占领了县城，父亲就到外地谋生。母亲在家靠典当过日子。我八、九岁时，每年都要到外婆家住上个把月，走时拿几块大洋，以维持家庭生活。小舅舅是个军人，整天玩枪、打猎，二舅有点文化，但有轻度精神病，平时也论诗说文。我在他眼里是《水浒》“权威”，总爱与我谈论《水浒》。他鼓动我找小舅舅要钱买纸画画，结果钱没要到反而挨了一痛骂，连我父亲都骂进去了。这是我因画《水浒》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上世纪50年代，那时我30开外，在北京安定门附近结识了一位木刻高手王玉荣。他给我指导，我按规格买了200多块木板，准备搞木刻。当时的一些前辈、朋友也帮助我，鼓励我，其中就有黄苗子、聂绀弩等四人，黄苗子还给过我一些卡片。后来，我的木刻、绘画有了一定的进展，除完成作品外，同时也搜集了不少资料。
回想起年轻时，在上海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搞木刻、印传单，只要有“指示”自己出钱就刻，刻了就印，然后散发。解放前夕，我在香港穷得不得了，凑钱买来船板刻木刻。当时凭一股热情从香港跑到深圳找解放军写生，回来刻了一幅“华南人民欢迎解放军”的版画。
80年代，我在香港用了一年的时间画《水浒》人物，画一个就等于我同这个人物开一个玩笑。如我画轰天雷凌振，因为他会使砲，我把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歌词抄上一段：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梁山有一位爱赌钱的邹渊，我就在画像上写了：应该去澳门，你上梁山干什么？对宋江这个人我不佩服，他一不会出主意，二不会用干部。武艺高强的史文恭也未争取过来，统战工作也不会搞。在高俅的画边我写了：这一球踢出一个小乾坤。高俅会踢球，宋徽宗喜欢踢球，结果让宋徽宗看上了，做了大官。洪太尉好奇心强，掀开魔瓶盖子，魔鬼跑出来回不去了，他慌了。我在洪太尉漫画写到：好奇心掀出了大热闹。我在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在回答为什么画《水浒》人物时，黄先生说：一是我喜欢《水浒》人物，二是别的名著如《红楼梦》谁画谁倒霉，对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形象每人都有不同看法，画出来准保众说纷纭。《三国演义》这里面学问太大了，不是一般人都喜欢看的。《西游记》有人画了，那个卡通片画得很好。《儒林外史》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别人画了很好，目前我还没有计划画它。《水浒》这142个人物画，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根据原书说的，另一方面加上我的看法、观点和幽默，做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人物画中对女性给予了关注和同情，在封建社会女性受压迫最厉害，没有爱情和婚姻的自由，我在潘金莲这幅画中写道：写书的施耐庵也不饶你，一个宋朝的小女子怎么活得了。即使对王婆我也写到：虽然上不了凌烟阁，也够得着个讯息人才。
黄永玉画潘金莲
当主持人说黄先生是维护女权的英雄时，他说：说英雄也可以，但不那么完美。我画武松不画他打老虎的场面，而把他画成瘫软在板凳上，一只眼还瞄着孙二娘。
黄永玉画武松
画武大郎主要体现因父母早逝，他从小抚养弟弟武松的情景。武大挑着担子，一个筐放炊饼；一个筐里放着武松。武大为幼小弟弟讨百家奶，所以武大被害，武松报仇心切手狠。
黄永玉画武大
当问道：水浒人物画为什么没有晁盖时，他说：我也不知什么原因没画，但你看得很细。当问到哪个人物最难画时，黄先生说：大刀关胜。在小说中把他的形象写成与关公一样，所以我在关胜的画像上写了：怎么姓关的长得都一样。
黄永玉画关胜
当问到你认为画的好的有哪些，他说多了，如潘金莲、阎婆惜。美髯公朱仝，我特意夸张他的胡子，并题词：玩的只是胡子戏，幸好没碰上高衙内。我画李鬼时手里拿着大斧子，而李逵却拿小斧子，因为李鬼假冒李逵，人不行，斧子要弄大些。
黄永玉画李鬼
还有一个王伦，非想当那个头，该下就下，做个社会贤达多好。说到这儿我联想到一位街坊，他是位副部级干部，退休后，电视也不看，爱好也很少，在家很烦闷，孩子问他喜欢什么？他说：开会。他在台上讲，别人下面听，这个机会没有了，他不知如何生活了。
黄永玉画王伦
当问到黄先生对速写的看法时，他说：速写是绘画的重要基本功。它实际上包括慢写，通过慢写掌握所画对象的内在结构，规律，这样才能使速写有根据。雕刻家罗丹的速写被称为“妙写”，因为他掌握了对象的结构，把神和态完全地表达出来了。有人看我画画很随便，很快，但我的素描、白描作画很规矩，很认真的，这样搞起创作来才能得心应手。
在谈到文学时，黄先生说：文学我很喜欢。如果把我的爱好排一下队：第一我喜欢写东西；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画画。我只有对文学才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目前写作稿费少，现在是靠画画养着前三个爱好。
当说到沈从文与黄先生关系时，他说：沈从文跟我祖母叫舅妈，是亲戚。1932年，沈从文从北京回到凤凰城来到我家看望他的舅妈，我见到了沈先生，我问他，你是从北京来的？他说：是。又问你坐过火车吗？他说坐过；坐过轮船吗？坐过，仅此而已。1950年，我在北京见过沈从文，当时他住在沙滩，进了革命大学。我心想他怎么进入革命大学呢？我搞文学与沈从文的关系不太大，我主要敬重他的人品，那时我在教木刻。说到文学，聂绀弩对我的影响更大些。读沈从文的作品，我有一种亲切感，但他的凤凰城与我的不一样。
当提到黄先生与李叔同的关系时，他说：我只同弘一法师（李叔同出家后的法号）只见过两次面。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我在泉州流浪到一个寺庙里，听一个小孩说，这里住着一位有胡子的老和尚，我没介意。后来我去摘玉兰花，他从台阶下来劝阻我。问我会什么？我说什么都会，打拳、唱歌、画画。他让我唱一个歌。我就唱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他说：这首歌是我写的，我说：你吹牛。谈到画画，说起了丰子恺。他说：丰子恺是我的学生。我说：又吹牛。随后请我吃了豆腐、豆芽为主的斋饭。饭后又看了他写的字。他问我写的怎么样？我说：不太好，没力量。我注意到他把一些条幅送给许多名人，我也向他讨一幅，他当时没写。我就去了洛阳桥，当我再回到寺院时，弘一法师已经仙逝。他的书桌上还摆着一卷卷送给人的手书，我找到了法师送给我的一幅。弘一法师在逝世前连这点小事也没忘记。
《老婆呀，不要哭》插图
有人问到他曾写过一首《老婆别哭》的诗歌时，引起黄先生的一段痛苦的回忆：当年下乡劳动三年，身不由己。别说干活，从住处到地里一去16里，回来16里，光走路一天32里。我还受得住，李苦禅老先生那时已70开外，他太可怜了。走到以后为了表示斗志昂扬，还要唱歌，怎唱得出来。晚上没处可去没书可看，我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辞海》，从头到尾读了二遍半，眼睛就是那个时候看坏的。我还写旧体诗、白话诗，当时妻子在北京带两个孩子，生活艰难，前途渺茫。我除了劝她别哭外，没有什么好安慰的。有一天，李可染的小儿子稍稍地告诉我：林彪死了。当时想这么伟大的人物怎么会死了呢？不久接到妻子来信，信中说“阿林死了”。一天我和一个同伴去拉蘑菇，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并说你千万别对别人说，他说：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两人哈哈一笑。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人在家养了一只鹦鹉。他经常跟这只鸟对话，一天鹦鹉突然飞跑了，这个人马上去登报声明：“这只鹦鹉的政治观点跟我完全不同”。
新中国第一套生肖邮票的猴票是黄先生设计的。提起此事他说：我的一个学生在邮票公司工作，他请我设计这张猴票。我喜欢猴，养的一只猴刚刚死，画这张猴票刚好纪念他。一天一个朋友来询问另一个朋友的地址，我顺手从桌子上拿了一张小纸条给写了地址。后来才知道，这个小纸条背面是我设计猴票的底稿。新加坡有一个人买了许多全张的猴票，想寻找这张设计草稿，提出可以用任何东西交换（包括汽车等）。我那位朋友更不肯出手了。
黄永玉先生还谈到，他的家乡有一个小酒厂生产一种湘泉酒，为这个酒厂设计了包装一炮打响，还为另一种酒起了“酒鬼酒”的牌子，用麻包设计了酒瓶的造型，在全国成了畅销酒，而今成为上市公司，还发行了股票。
在回答有关黄先生家庭生活情况时他说：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还是她。孩子两个，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意大利。我在家里把毛毡和纸固定在墙上作画，上下左右挥笔，对我是个很好的锻炼。我画画不是受某一个人的影响是受大家的影响，有中国传统的绘画风格，也吸取西方绘画优点。我比较勤奋，能吃苦耐劳，谈不上什么成就，我有自知之明。我计划中的小说，几次提笔几次放下，现在写了20万字了。年纪大了，时不待我，要把画画戒掉，写这本对我来说不一般的小说。
黄永玉先生最后说：我跟大家见面感到非常高兴。大家听完后对我可能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一见之下雷从耳出。
听众对黄先生的坦诚、幽默的演讲和交谈报以热烈的掌声。
顽皮、可爱、诙谐、幽默、永远不老的个性精神，在黄先生的演讲和谈话中得到了最鲜活的体现。黄老先生一直以一颗赤诚的童心热爱着周围一切美好有趣的事物，而这种率真正是大自然的无限创造力在人身上最鲜活、最生动的体现，正因如此，黄先生才能到今天有这样绘画、文学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