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务员中年辞职,花10年时间重现皇家绝色(组图)

江西南昌人涂睿明，

曾在海关机构工作多年，

2010年他放弃稳定的公务员生活，

成为自由职业者，

前往景德镇做一个制瓷人，

开始醉心于复刻博物馆里的宫廷绝色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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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清康熙 豇豆红莱菔瓶

涂睿明工作室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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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清康熙 豇豆红苹果尊

涂睿明工作室作品

他不仅做瓷，也写书，

至今出版了5本瓷文化相关的书籍，

一版再版，在业内好评如潮。

2月中旬，一条前往景德镇，

与涂睿明聊了聊他非常规的中年抉择，

以及亲眼所见的景德镇20年浮沉。

自述：涂睿明

编辑：刘亚萌

责编：倪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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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睿明在浮梁的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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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雍正菊瓣盘

我是江西南昌人，因为父亲画画，我从小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瓷器跟书画、历史的联系都很紧密，就一直很喜欢。

但人们常说，爱好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人生前几十年我都做了最主流的选择。90年代上大学，在中央财经大学学的经济信息管理，毕业后回到南昌，考了公务员，进了海关。

2010年是我在海关工作的第11年，我下定决心辞职，去景德镇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把喜欢的副业，变成了主业。

我以前经常看图录，去博物馆，发现中国古代很多的器物非常好看，就想着如果这些东西能够自己用该多好，慢慢地就开始尝试把它们带入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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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菊瓣盘 酱釉色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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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雍正菊瓣盘

涂睿明工作室作品

菊瓣盘是一个经典器型，历史上被称为“雍正十二色菊瓣盘”，传世的也不少，我们时不时可以在博物馆或拍卖会上看到。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常家用器，可以做餐盘、干果盘、壶承等等，很想把它做出来。

菊瓣盘的难度，一在器型，二在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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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瓣盘手工制作：雕刻、喷釉

我们沿用古代的这种工艺体系，它每一个瓣都是师傅一点一点抠出来的，雕刻的时间长，而且还非常容易出问题，成品率非常低，吃力不讨好。

我们按照传统的吹釉方式去上色，这样的话会让它显得更平滑，颜色会更娇嫩。

除了传统色，我想多做一些新的釉色，就尝试莫兰迪色系，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当雍正遇到莫兰迪》，传统与当代碰撞，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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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 豇豆红“八大码”：

盘螭瓶、苹果尊、莱菔尊、菊瓣瓶、

柳叶瓶、太白尊、印盒、镗锣洗八件套组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能把豇豆红复刻出来，是我挺骄傲的一件事。

这种釉色称得上是皇冠上的明珠，它的出现是源于意外，是烧坏了的“残器”。

本来是要烧高温红釉的，但特别难烧，窑里面的一氧化碳和氧气的浓度，需要达到一种特定的比例，稍高或者稍低都不行。

所以在明代中晚期100多年的历史里，高温红釉都烧不出来，而豇豆红，就是在烧制过程中所谓不达标的“残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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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睿明工作室的豇豆红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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豇豆红太白尊及其局部

涂睿明工作室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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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清康熙 豇豆红印泥盒

涂睿明工作室作品

明代官窑的规定是，烧坏了的就砸掉，所以豇豆红流传不下来。到了清代，官窑烧坏的东西是不砸掉的，豇豆红这种所谓“不纯正”的红，其特殊的美感就得以示人，变成一种审美上的主动追求。

对于当代人来说，烧豇豆红是更难的，它是最高难度下的一点点失控，而且这种失控是没有方向的。就像你跑步特别好的时候，稍微滑了一下，那个姿态特别好，但你下次再滑，就做不到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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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清代 豇豆红瓶 英国V&A博物馆藏

右：涂睿明工作室意外烧制出的一件豇豆红

有时候“烧飞了”，结果也很惊喜。

曾经我们同一窑里，有两件非常奇怪，口沿上有点红，瓶的下部也有一片红，并不是很好看，我就放在边上。

然后有一次我翻V&A博物馆的馆藏图录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有点像，你摔破了一个碗，然后忽然发现另一个人摔破的碗，跟你破得一模一样，非常不可思议。

还有染翠，就是有一回我们把红釉和绿釉放在同一个窑里烧，没想到红釉跑到了绿瓶上去了，形成了一种交错的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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豇豆红双陆尊及其局部

类似川端康成《雪国》里形容驹子皮肤的质感

还有一些本来要烧红的，变成大部分白瓷，只剩一抹红。

我最近刚好在读川端康成的《雪国》，里面有一段讲驹子的皮肤，说就像白纸上面那一抹胭脂，我就突然感觉，我们烧的那件作品也有类似的妙处。

所以审美有时候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它跟你的知识和文化背景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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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睿明和儿子一起去田间捡瓷片

我在景德镇，除了和匠人们一起做瓷，很多精力都用来写书、研究瓷文化。

最初写作的动力，是我自己学习的时候发现没有很好的入门书，我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假如你是个陶瓷爱好者，大概率会买一本名字类似“中国陶瓷史”的书看看，翻了两天后，你对陶瓷的兴趣就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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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睿明在田间捡来的瓷片

左：元青花残片，右：明万历青花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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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来的瓷器史》，由10块残片串起来的陶瓷史

我自己知道的陶瓷，是非常有趣的。就开始写，目前已经出版了5本书，其中比较满意的是《捡来的瓷器史》和《古瓷之光》。

《捡来的瓷器史》是源于偶然。因为工作室在昌江边上，我常在河边散步，偶尔会在泥地里捡到一些古代瓷片。

有一天，我捡到一个杯子底，大概是康熙时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写一个叫做“接底”的造假工艺。

这个技术在民国开始出现，因为搞古代鉴定的往往是看底部，有些造假的高手，就找来一个真的底，上面全部给你仿制，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流入古董市场。

我一边捡瓷片，一边写，后来就写成了一本书。它在2018年出版，第二个月就开始拿奖，《深港书评》的主编刘忆斯、作家葛亮和藏书家韦力先生都专门写了书评，还让我蛮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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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睿明在书房

我自己做瓷，熟悉工艺，这可能是我写书的一个优势，站在原料、烧造等技术的角度，看瓷的眼光会不一样。

《古瓷之光》是讲如何欣赏瓷器的，偏个人感受一些。我选了77件，最能够代表中国陶瓷美学高度的作品，在能力范围内用文字表达出我看到的东西。

我是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比如菊瓣盘和豇豆红，就是我在《古瓷之光》里写到的，随着了解，就越想把它们复刻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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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睿明青年时期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能够有公务员这个铁饭碗，是不太可能主动扔掉的，你要考虑生存。

我做公务员那10年，表面上可能看起来稳定体面，但其实很累，因为它里面的逻辑是：只要你能干，你就会多干，你就会特别忙。

我当时就常常忙到连节假日都没有，只要一回家，连一秒钟都不愿意再想工作上的事情。

我能有勇气辞职，也是很实际的原因，因为我当时 “以收藏养收藏”，开了一个淘宝店，卖手上的瓷器，没想到经营地蛮好，收入甚至超过了主业。

这个时候我就突然看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光亮，于是就果断提交了辞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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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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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古典元素融合在一起做创新的斗笠碗

我第一次来景德镇是在2003年，直至2010年彻底搬过来时，是不被看好的，因为当时景德镇比较破败。

首先是，当时手工艺本身不被尊重，自从90年代末十大国营瓷厂解体之后，手艺人的待遇一直都很低，有的都转行去开货车了。

再一个是，城市的建设比较糟糕，脏乱差，大街小巷都是喇叭外放，晚上街边会有搭台唱戏的卡拉OK，还有那种挺暴露的宣传海报。

而且2013年-14年左右经历了“大师瓷”的泛滥和崩盘，整体会让人觉得这里的氛围是不太健康的。

可是我自己知道，这座城市里面卧虎藏龙，有人在做好东西，当时我就跟朋友说“景德镇未来会好到超乎你的想象”。

果然我搬到景德镇的几年之后，复苏的苗头就开始出现，最直观的是乐天集市可以摆摊了，这意味着陶瓷大学的学生们可以留下来，年轻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也开始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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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乐天集市

景德镇复苏的根源，在于底层民间力量非常强大。

李约瑟把景德镇称为人类第一座工业化城市，是因为它的分工体系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的程度，是一个细密交织的网络，你想把网拆了是不可能的。

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地方的手工艺都是树状结构，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徒弟没接上就变成了“武林绝学”。

所以这就是景德镇经历几起几落，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当代的原因。在这个细密的网络上，普通匠人谈不上热爱，做瓷是他们吃饭的手艺活，可是一旦有一波充满热情的创作者、经营者和研究者加入，这个网络就活了。

比如像我，最初也没有多大抱负，只是因为喜欢陶瓷，就来了。我写书以后在全国各地做演讲，我会告诉他们景德镇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读者里面就会有很多人跑景德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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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睿明与儿子一起玩水漂

而且我觉得，现在对于景德镇来说也只是个开始，它还会越来越好。

这个并不是简单的所谓文化自信，它背后大的逻辑，是在这个后工业时代，人们看待手工艺的角度变了，手工艺成为了奢侈品，而景德镇在陶瓷手工艺方面，仍然是人类的巅峰。

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去看景德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价值是远远超乎想象的。

我现在的状态，老同学们都非常羡慕，因为时间上非常自由，做一件喜欢的事情，且可以养活自己。

我的工作室所在的浮梁，有非常好的阳光、空气和水，假如我需要“拉仇恨”的话，只需要早上起来走到阳台上拍张照片就可以了。

现在社会越来越包容，年轻人去做一件自己喜欢且能创造价值的事情的机会，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得多。

当你有足够的热情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竞争对手没有那么多，就算半路出家，也能够获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