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警告了几十年,美国量化宽松还是犯了巨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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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年通胀率已回落至6.5%,美国各方都“松了口气”。不过,这仍高于该国1980年代后、2020年代前任何时期的通胀率。与此同时,欧盟的通胀率仍在双位数百分比,而日本的通胀率已达“泡沫经济”后的最高位。全球的这一波通胀,尚未结束。

当前全球性的通胀,源自何处?银行是如何创造货币的?被认为帮助终结2008年金融危机的量化宽松,为何当时未引起通胀,现在却引起了新的危机?《货币从哪里来?》的作者之一、“量化宽松”一词的提出者温切斯特大学银行与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沃纳(Richard Werner)近日接受观察者网专访,解读了通货膨胀的来龙去脉和银行业的奥秘。该采访分为上下两部分,本文为上半部分。

以下为采访实录:

观察者网:《货币从哪里来》一书反思了2008年金融危机,认为商业银行是主要的货币创造者,央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失控是主要原因。能简单地解释一下这个观点吗?

理查德·沃纳:我认为当前的通胀与2008年金融危机反应出了同样的结构性问题,背后都是银行监管。提到“银行监管”,有些人想到的是存款准备率、资本充足协议(亦称“巴塞尔协议”)等技术问题。我所指的银行监管涵盖更宽泛的概念。监管机构确实据此监管银行,但我一直认为这不是正确的方式。

许多人认为,如果我们要求银行保留一定资金比率——这一比率在2008年危机后略微提高了一点——那类似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就不会重现了。事实并非如此。

1988年推出的第一次巴塞尔协定目标是防止银行业危机。很快,日本发生了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当时,日本央行行长就采纳了巴塞尔框架,证明它没有起作用。推出了第二次巴塞尔协定后,我们就经历了2008年的危机。现在推行的是第三次巴塞尔协定。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监管方式。


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

巴塞尔机制管理资本充足率的方式,基于对银行工作原理的特定理解;如果要监管好一个行业的话,政府显然需要对其有所了解。监管银行的有效性,显然取决于哪个理论是正确的,以及监管机构是否采纳了正确的监管方式。

目前有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金融中介论”认为银行只不过是金融行业的中介,收集存款再将其借贷出去;这种解读方式是目前最流行的,出现于大多数金融教科书,银行书籍和经济学书籍中,也被监管机构使用。(译注:即信用媒介论)这在外行看来似乎是合理的,银行确实接受存款,并且贷款。该理论也因此认为银行并不特殊,因为还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样接受资金在将其借出。自1980年代以来,我刚才提到的巴塞尔协定假设这一理论是正确的。

稍微往前倒一下,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当时人们认为另一理论是正确的,所谓的“部分准备金理论”。这一理论也认为每个银行都是金融中介,收集存款、放贷,但银行业整体是特殊的,因为他们在银行间市场互动过程中创造货币,从而对经济整体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理论认为银行确实有货币创造的功能,但我们不再重视该理论,从而也忽视了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

更古老的是第三个理论,在“部分准备金理论”出现之前一直占主导地位,从18世纪流行至1920年代,即“信用创造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实际上,经济学家是错误的,银行既不需要接受现金存款,也不需要借出现金,不是金融中介,而具有特权的货币创造者。“部分准备金理论”认为银行集体可以通过多次经手同一笔贷款创造货币;“信用创造理论”则认为单个银行可以独自创造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巨大。(译注:信用创造理论认为,信用就是货币。银行不需要先实际借入现金,也不受存款准备金率的限制,凭借自己的信用就可以创造信贷,而信贷只要在流通和支付中被承认,就等同于货币。也就是说,银行具有无限创造货币的能力。)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一直在争辩这三个关于银行业的理论,但没有人通过实践检验真理,我就决定填补这个空白。我是第一个实证测试这三个理论的人。我在2014年写的《银行能从零开始单独创造货币吗?》和2016年写的《经济学失去的世纪》均刊登于《国际金融分析评论》,通过实践研究证明最古老的银行“信贷创造理论”才是正确的,另外两个理论是错误的。

监管者长期以来忽视了这一点,这是为什么他们的措施没有奏效,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可能面临新的一场银行危机。


2020年初,美联储将利息基准率降至接近为零

观察者网:当前欧美国家正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它们2020年以来的货币政策,是否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理查德·沃纳:当前的通胀的确与此有关。在2020年,各国的央行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要求商业银行增加消费信贷发放,以及购买非银行业的资产。这样一来,商业银行就创造了新的货币,这就是现在的通货膨胀的原因。

本来,应该是中央银行去购买非银行业资产。那样的话,那些资产的卖方可以把获得的钱存入银行,银行得以改善资产负债表,增加准备金。

然而,各国的做法导致商业银行创造了新的货币,注入经济。各国政府的政策还导致新的货币主要流向消费,而同时消费品供应却因疫情而受限。当更大的需求、更多的钱追逐更少的消费品时,价格必然上涨。这是中央银行政策造成的后果。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讨论货币创造的过程,以及资本流向的问题,是利于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的消费及商业投资,还是陷入金融资产、房地产交易之中,产生泡沫经济、通货膨胀?

观察者网:2008年危机之后,伯南克主导的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受到称赞,他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2020年之后的量化宽松,却引发了严重问题。这两次量化宽松存在哪些区别?

理查德·沃纳:这正是每个人都应该问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实际政策和结果中看到有区别。

2008年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一场银行危机,银行的信贷创造正在崩溃,因此货币供应量正在萎缩,经济开始停滞。就在那时,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想起了我1995年在日本提出的建议。那时我是香港怡富证券(Jardine Fleming)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我的建议。

当时我认为,日本需要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类似的情况——银行信贷正在崩溃,经济衰退——解决方案是量化宽松,即扩大银行对实体经济的信贷创造。

量化宽松的关键是让银行信贷继续下去。政府可以采用两种方案:

第一,如果银行本身濒临破产,中央银行可以介入,以账面价值从银行购买不良资产,将它们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转移到中央银行,问题就解决了。这一过程没有挪用税收,因为中央银行没有资金成本,对社会也不产生成本。

2008年,很多人都在警告这个过程会产生通胀,但实际上通胀是不可能因此发生的。这是因为,只有当银行业将创造的货币注入非银行业,增加实体经济或金融行业流通的资金,才会发生通胀。而按照我的建议做,就没有创造货币,因为这只是银行系统内部的资产重组,从银行转移到中央银行,资金没有直接注入经济。这是银行恢复健康的关键步骤。

第二,如何增加银行信贷,增加货币量?这也应该由央行来操作。中央银行可以从非银行业购买资产,然后银行向卖家提供新资金。这就是重启银行信贷的方式。

伯南克也参与了1990年代日本就量化宽松的辩论,他还在日本发表过文章,非常关注日本经济。到2008年,他成为了美联储委员会主席,似乎记得我的提议,因为他将此落实了下去。

此前,日本央行也从2001年开始采用量化宽松政策,但只是套用了“量化宽松”之名,实行传统货币主义之实,即高强度的货币扩张,给银行发更多的钱,让银行积累了更多准备金,但银行仍然不愿意放贷,所以没有起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当时就这么说了。


日本央行已维持接近零利率、乃至负利率数十年,但并未刺激日本经济恢复增长

而伯南克在2008年落实的“量化宽松”才是真正的量化宽松。2009年1月,伯南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其实应该称之为信贷宽松,量化信贷宽松,因为目的是扩大银行信贷。我同意。

2008年,美联储以非常实惠的价格,以账面价值或略低的价格从银行购买了不良资产,将它转移到美联储,强化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果,美国成了首个走出金融危机的国家,美国经济很快复苏,期间没有通货膨胀。

我们前面讲到,量化宽松有两种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不会不创造货币的。第二个方案会产生货币,但如果是实体经济获得信贷的话,产生的是增长而非通胀。

其他国家的央行没有这么做,而是实行了“假的”量化宽松,只是增加了银行的准备金,而没有确保银行系统中的不良资产会得到清理。结果是金融市场确实获得了资金,但这并没有真正帮助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贷款,造成了非常缓慢的经济复苏。这是欧洲所经历的,金融危机由美国转移到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希腊,以及英国和日本。

我从90年代就告诫他们,需要增加银行(对实体经济的)信贷规模。事实是,在1990年代和2010年代,信贷规模在不断萎缩。我认为这种情况下经济不可能恢复。到2013年,他们开始采取更多帮助银行信贷的措施,但效果不是很好,他们本应该采取我说的真正量化宽松政策。

2020年有什么不同?如果你当时咨询我的意见,我会说不应该采取量化宽松,因为当时没有危机:银行信贷能力非常强劲,在美国、英国、欧元区和日本都在增长,货币也在不断地被创造。

但是,各国的央行,采取了我说的第二种量化宽松,即当银行信贷萎缩、需要扩大银行信贷时,央行从非银行业购买资产,这些资产的卖家会把钱注入银行账户,因此银行创造了新的存款,获得更多准备金。银行从而可以把这些准备金注入经济,创造信贷。这就是各国央行所作的事,它们在强迫银行创造货币。

这是本应在2008年才需要的措施,但央行在没有必要的时候将其落实。他们选择了最激进的方式,立即扩大银行信贷,部分国家信贷由本来的6%至7%增速上升至1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达到20%。这是爆炸性的货币创造。


美国M2广义货币量,2020年暴增

观察者网:西方有些人声称,地缘政治紧张才是通胀失控的最大原因,而非货币增长。

理查德·沃纳:当我们讨论货币创造时,货币的流向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新注入的钱用于生产性商业投资,就不会有通货膨胀;如果用于消费,就会有消费者价格的通胀;如果用于购买资产、房地产,就会有资产价格的通胀。

现实是,这些钱大多注入消费行业,部分注入资产,产生了持续的资产价格通胀,以及与过去不同的消费品价格上涨。

与此同时,政府对经济社会实施了严格的限制;封控措施所造成的供应限制,加上“印钞”所增加的消费需求,价格显然会被推高。

我曾于2020年5月公开警告,各国央行的措施18个月后估计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他们2020年采取我说的第二种量化宽松措施令我感到震惊;在2008年需要这么做时,他们没有这样做,整个90年代,日本央行都在跟我争论,说我的提议行不通,不能强迫银行创造信贷。结果你猜怎么着,2020年3月,他们突然想通了,并采取了统一协调的举措,共同制造了通胀。

因此,通胀不是欧洲军事冲突或能源问题产生的。当我在2020年做出预测时,我并没有预测到欧洲会发生战争,我只是根据各国央行推行的银行信贷创造政策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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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学城 查看原文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23/01/27/121070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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