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的中国,启蒙可以成为一门生意吗?

幸存者筆記 0

一个学术团体,希望通过一家学术经纪公司,将自己的研究推广出去。他们出书、开课、直播、上综艺、带团考察,一只脚踏在书房里,另一只脚踩进了商业世界。

他们绕不开的一个词是启蒙。而问题是,在如今的中国,启蒙还有土壤吗?它真的能成为一门生意吗?另一个问题或许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究竟还可以怎样介入公共生活?

科耶夫

2009年4月,上海,一群中国知识分子聚在一起。他们要讨论一份文本,叫《法国国是纲要》。一位名为亚历山大·科耶夫的哲学家是它的作者。

科耶夫是个传奇人物,他出生在俄罗斯,26岁才到法国定居,但很快打入了法国的思想界,并在巴黎的一所学校里讲授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他对黑格尔的阐释有很强的独创性。后来闪耀世界的法国知识分子,有许多都参加过他的课程,或是读过他的黑格尔讲稿,比如萨特和加缪。

1945年8月,二战即将结束之时,科耶夫向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提交了一份名为《法国国是纲要》的报告。他在报告的开篇就说,法国正处在危险之中,不能再固守民族国家的旧梦了,必须和欧洲的其他拉丁国家,建立起一个“新拉丁帝国”,这样才可以在美国和苏联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

在2009年,科耶夫和他的《法国国是纲要》,进入了这群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他们拿出去年刚刚翻译成中文的新鲜文本,打算讨论它与现代世界秩序的关系。他们想要还原出,在那时的历史场景里,人们究竟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32岁的施展是其中的一员。他身处其中的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叫大观学术小组。讨论科耶夫,是他们的第一次会议。

在施展面前,是一些已经成名的学者,比如哲学家刘小枫和法学家高全喜。会议的主持人则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的邱立波,他是科耶夫著作的译者。还有一些学术圈外的人,比如北京万圣书园和上海季风书园的老板。另一位参加大观会议的学者说,这里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这不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会议,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划分,在场人士可谓各显神通,讨论了许多规范化的学术研究中不会出现的内容。

施展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刚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完成了与法国保守主义相关的博士论文。他将会入职外交学院,从讲师做起。当时,他才听说科耶夫这个名字没多久,但很快被科耶夫迷住了。他觉得科耶夫既有深厚的学理思考,又有对社会政治的现实参与,他的经历或许可以给出一些参考,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应该如何理解社会秩序?这也是大观的第一次会议上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时施展还没有想明白自己今后研究和思考的母题是什么。但他感到很兴奋。他已经隐约感到,大观小组的讨论或许会创造一种新的学术方式,因为这些学者在发言时,并没有受到学术规范的束缚,讨论的都是一些宏观的东西。

施展那时已经觉得,学界离“真实的问题”越来越远了。什么是真实的问题?那时的他还说不清楚,但他知道,这关乎中国如何变成今天的模样,也关乎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当科耶夫进入大观学术小组的视野时,2008年刚刚过去。雪灾、地震、奥运会、三鹿奶粉,在那个标志性的年份里,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民族主义从那年起成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情绪。世界也不平静,金融危机、恐怖袭击、战争,轮番而至。时至今日,人们仍不断提起那一年,仿佛转折的种子是在那时种下的。

不过,2009年的施展并不知道,中国是否也站在一个和1945年的法国相似的十字路口上。他也不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能否像科耶夫那样,对现实世界产生真实又深刻的影响。但不管是施展,还是大观小组里的其他学者,抑或是这个国家的许多人,无论他们信奉何种理念,归属哪种主义,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是共通的:中国正在崛起,世界正在改变。

施展

枢纽

2009年的第一次会议之后,大观小组的学者们形成了一些共识。如果用施展后来在不同场合常常提及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中国是国际秩序的自变量”。这句话隐含的台词是,中国已经崛起,中国因为加入国际秩序而获得成长,又因为体量巨大,会反过来深刻地改变国际秩序。施展喜欢使用的一个比喻是,中国变成了一只掉入泳池的鲸鱼,将会重新定义和改造这片有限的水域。

在这些大而化之的基础共识之上,他们也摸索出了一套学术研讨会的行动指南。他们每年开四次会,会议主题提前两三个月确定,选取最多8位发言人,而后各自查阅文献,撰写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不需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但必须有洞见。到了会议上,这些论文的作用,就变成了“靶子”,要经受住猛烈的诘问和质疑。

在最初的这几年里,大观的讨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通过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他们总能找到来自企业家的赞助,跑去一个新城市,没日没夜地讨论上两天。他们设定的话题,都是和当代中国有关的,比如讨论俄罗斯、美国、欧洲和印度,是为了厘清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讨论气候问题和互联网,则是为了切中时代的主题。

2010年,他们去西安讨论中亚,谈论游牧和定居。那是第五次研讨会,施展觉得自己就是在那次会上“开窍的”。

施展出生于1977年,文革结束的第二年。他后来总觉得,自己与上一代知识分子相比,对这个国家很多事件的本能情感并不一样。他没有体验过那十年的创伤,似乎更容易从历史中抽身出来。而出生于50、60年的知识分子,有许多都在80年代才接受了更完整的启蒙。

1995年施展到北京读大学,在北航读工科。毕业那年,美国在贝尔格莱德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施展和他的同学一起走上了街头。后来他说,他觉得那时的自己不是一个参与者,而是一个观察者。

如今回看,施展说,他大学的时候就想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后来他去读英国史的硕士,法国史的博士,为的是搞清楚,资本主义和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把这些当作理解中国问题的工具。

西安的那次大观会议上,施展意识到,他想做的事情,是用一个新的逻辑,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串联起来,解释中国当下在世界上的位置是如何形成的。他又思考了几年,和大观的学术伙伴讨论了几年。

到了2016年,施展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写出了一部50万字的书稿。他把书命名为《枢纽:3000年的中国》。

大观学者参与的一次公开活动

得到

在《枢纽》的结尾,施展说:“中国内部的困境,必须在全球秩序重构的框架下,通过中国的世界主义化才能够化解;中国的外部困境,也必须通过中国对自我意识的重新表达来获得突破。中国的失衡需要通过一个宪制过程来驯化,世界的失衡同样需要在一个普遍宪制过程中被驯化。”他还说:“归根到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决定了,世界的自由将以中国的自由为前提。”

在出版市场上,一本满是专业词汇、艰深的学术书籍,往往只在学术界内部流通。但施展的抱负不在于学院内,他希望自己的书能够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他想起了徐小平。他们是在一个企业家的读书群里认识的,施展在里面讲过几次课。线下聚会的时候,两个人熟络起来。

施展发微信给徐小平,说我有件事想跟你请教一下。当天夜里,施展就去了徐小平家。徐小平在家里听完施展书稿的结构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他非常兴奋地问施展,我可以怎么帮你?施展说,希望这本书能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

徐小平想了想说,这件事我没办法,但罗振宇应该有办法。徐小平还告诉施展,如果他想把这件事做成一桩生意,那就要去拉投资。

不久之后,施展带着自己的书稿出现在了罗振宇的办公室里。他对着罗振宇和“得到”的CEO脱不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整个下午,向他们讲解自己书中写到的,中国历史的四次大循环。每当罗振宇试图打断向他提问时,他就说,你别急,十几分钟后我就会讲到这里。

罗振宇听完施展输出的观点,和徐小平一样兴奋。他对施展说,只卖书的话,玩得太小了!你来“得到”开门课吧。

他们当场就把开课的事情定了下来。除此之外还定了另一件事,就是罗振宇将在他著名的跨年演讲上,向所有人推广施展的新书。“罗胖很讲义气。”施展说。

2017年12月31日,在上海,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如约而至。他从那年活跃的网红消费品牌开始说起,一直讲到中国经济的天花板和可持续性。他不断地提到施展的名字。施展在台下的画面,也不断出现在电视转播和现场的大屏幕上。

在演讲过半之后,罗振宇说,今年他的这些思考,很多都要归功于一个人。

“施展老师,外交学院的”,摄像机对准了台下微笑着的施展,罗振宇接着说,“他把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写成一本书,叫《枢纽》。我们将会在临近十二点的时候,全球首发这本书。”

后来有人统计,在那场演讲里,罗振宇提及“得到”9次,提及施展7次。

那天晚上,《枢纽》在两个小时里卖出了四万册。施展从没见过这样的架势,在他的预估里,一本学术书籍,卖出5000册或许就是极限了。他的上一本书叫《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是他博士期间研究的汇总,讲的是法国保守主义政治家,在豆瓣上只有25人标记了读过。

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空前的争议。在普通读者中,有人说这本书语言晦涩,专业词汇太多,而且有将近700页,实在太厚。在学术界内部,争吵更加激烈。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本书是在给大国崛起唱赞歌。国家主义者说,这本书本质上还是在鼓吹普世价值。此外,有同行批评,施展的研究贪大求全,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内下判断,参考文献也有限。

与卖书同时,施展的《中国史纲50讲》在“得到”上线了。一个半月内,这门课的订阅人数突破十万。在那之前,“得到”上的现象级课程都跟经济金融有关,比如薛兆丰的经济学课,还有天使投资人李笑来的《通过财富自由之路》。

施展坐不住了,他要把自己大观小组里的“兄弟”们都拉过来,一起做这件事,让他们也能站到台前。他找到了一位商界人士做CEO,告诉对方,大观小组的研究非常重要,需要有人来做市场推广。他们拉来了投资,成立了爱道思人文学社。

学校里,网络上,酒局上,2018年的施展在适应一种新的生活,一种走出书斋的,聚光灯下的生活。许多企业也找上门,请他去讲课,制药的,金融的,贸易的,各行各业都有,好不热闹。

大观学术小组的季度研讨会,在此时已经暂停一年多了。原本,他们会把每次讨论的成果,包括论文、对谈,都整理成一本小书。这个工作也停下来几年了。大观的主力军,像施展这样的青年学者,逐渐成为所在院系的学术主力,工作变得愈发忙碌。原本的高强度讨论很难再组织起来了。他们转向了时间和形式更灵活、人数更少的专题讨论。

这时,一部分人选择了继续安静地坐在书房里,不去理会外界的喧嚣,放弃抛头露面的机会。

另一部分人则跟随施展,进入了公众视野里。他们成为了爱道思的签约学者,开始在知识付费平台上开课,比如“得到”和“喜马拉雅”。他们的新书出版,都由爱道思负责。在爱道思的安排下,他们也频繁地参加讲座、出席一些公开活动。他们依然使用“大观学者”这一称呼。在一些场合里,爱道思也会抛出“大观学术共同体”的称呼。

这就像是一家学术经济机构,包装起这些文科学者。在中国,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

有人批评,这样的商业化,会让学者们迷失在市场里,没法在书斋里精心研究了。但施展不这样想,他说,大观学者们的研究都很有价值,不能被浪费在学术界的小圈子里。他读过《启蒙运动的生意》,并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很多人。这本书讲的是18世纪最重要的著作《百科全书》。这本书出版的过程充满了商业与投机,但也切实成为了启蒙运动的象征。在这个故事里,启蒙、思想和生意,全部交织在了一起。

施展在演讲。摄影/党元悦

生意

我第一次见到施展是在2021年春天的一次演讲活动上。活动由爱道思主办。我收到的邀请函上写着:“我们似乎又一次航行在通往未来的船上,没有人知道前方究竟是什么。逃无可逃,重返未来,学者聚会,欢迎登船”。邀请函上还预告,活动最后将有一位“神秘嘉宾”发表演讲。

活动地点是北京东五环外的一个创意园区。观众进场前,要用北京健康宝扫码登记,然后获发一个黑色的口罩,活动全程都不能摘下。口罩上印着四个字:逃无可逃。

这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的第二年,距离大观学术小组的第一次讨论,已经过去了12年。世界是另一番模样了。

此时的施展,是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三本畅销书的作者。在得到App上,有26万人报名了他的《中国史纲50讲》课程。他在爱道思的一段介绍视频里说,自己是一个很难被界定学科的学者。

施展演讲的主题叫《启示:未来秩序的C选项》。他穿着一件合身的灰色衬衫,在听众面前自信地踱步。他着重讲了区块链和数字货币,这是他这两年来的关注重点。他说,区块链技术带来的是一个空间大发现的年代,就像当年的地理大发现一样。和32岁时相比,这时的施展对公共演讲已经驾轻就熟,他普通话标准,咬字清楚,轻巧地把控着停顿和节奏。

这段15分钟的演讲结束后,大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大字:“知识界独特的存在。”这是《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学者刘擎时的稿件标题——神秘嘉宾是谁,在此刻已经不言自明。听众席的最后一排,有人高呼着:“刘擎!刘老师!”刘擎也是大观小组的一员,他是在中途加入的。2020年,因为《奇葩说》栏目,这位华东师范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学者。

刘擎的发言更像是一番总结陈词。他说,他今天主要是想向大家介绍其他的大观学者。最后,爱道思的CEO上台了。她感谢了很多人,用户、合作伙伴,还有“投资人爸爸”。她说,以前一年赚不到一百万的话,会感觉焦虑,但和这些学者待在一起,就会变得平静。

CEO宣布,“未来之门”即将开启。几位学者站在一起,把手按在身后可以移动的巨大屏幕上。屏幕像屏风一样一点点折叠、开启,屏幕后的场地里射出了耀眼的白光。这几位学者的新书封面,变成了半人高的灯牌,出现在了一个舞台上。学者们走向灯牌后,闪光灯此起彼伏。

半年之后,我第一次坐下来采访施展,也是在聚光灯下。他被《时尚先生Esuqire》评选为2021年的年度理性声音。在摄影棚里,他套上一件有些紧身的红色毛衣,话突然变得少了起来了。拍时尚杂志的照片,和在公众面前演讲,还是不太一样。直到摄影师问了他一个和时事有关的问题,施展这才放松下来。一二三四,他像平时上课那样,条分缕析地讲了起来。拍摄完毕,我们聊起了他的2021年,他兴奋地向我科普起元宇宙和数字货币,就像他在春天的那次演讲中说的那样。

图书出版、演讲、知识付费,这是爱道思帮助签约学者“出圈”的主要方式。目前,爱道思共有14位签约学者,几乎每位都迅速出版了个人专著。这两年,学者们还会在爱道思开设的视频账号里直播,和其他学者对谈。除此之外,爱道思也会安排给企业上课,以及收费的学术考察。

2019年1月,施展和另一位大观学者李筠带队学术考察,去了一趟罗马和伊斯坦布尔。这是李筠提出的想法,他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罗马帝国是个绕不开的对象。

和他们一起过去的有17个用户,他们在白天参访游历,听施展和李筠的讲解,晚上就开始针对具体的问题小组讨论。比如,罗马到底是天使之城还是魔鬼之城?到底是帝制好,还是共和好?凯撒和西塞罗谁是对的?爱道思把这称为“知识的现场讨论”。

最后一晚,在伊斯坦布尔,分别晚宴。施展在宴会上说,他们是一群真正的爱国者,还选择留在这里,没有逃避,在有建设性地、积极地讨论中国的问题,不是一味地批判,也没有因为失望而沉默。他举起酒杯说,对这个国家,我们还是应该做点什么,今天在这里,我们敢不敢赌未来20年的国运?

公众

在2021年春天的那次演讲中,还有一位高高瘦瘦的演讲者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人是翟志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宪法学和法理学,不过这两年来,他的研究重心转向了法律科技。

翟志勇那次讲的是《斗争:做新空间的立法者》。所谓新空间,是说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于是相互构造成了一个新空间。这个新的空间里,掌握互联网平台的大公司拥有无上权力,普通人总有“逃无可逃”之感。

翟志勇举了他身边的例子。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劳东燕教授,因为小区强制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给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写了封法律函,还作为业主代表去谈判,最终没让小区启用这一系统。翟志勇用劳东燕的故事作为演讲的结尾,告诉听众,“世界上的一切权利,都是经过斗争得来的。我们每一次抗争,哪怕只是微小的抗争,都是对新秩序生成的一种参与。”

2013年,一次关于林肯的研讨会上,翟志勇加入了大观学术小组。他要贡献一些和自己老本行相关的见解,讲一讲美国宪法。

那时候翟志勇已经在北航工作了3年,刚晋升成为副教授。这个传统工科院校,当时正在大力发展文科,法学院在几年内声名鹊起。在法学院的工作之外,翟志勇还协助设计了北航的通识教育课程。

翟志勇早就知道大观小组的存在,他的同事高全喜和泮伟江都是小组的成员。而且,同个时代的人文社科学者是一个狭小的圈子,他们总能在学术期刊的作者栏中辨认出彼此,特别是在北京这个著名高校扎堆的城市。尤其是高全喜,相比翟志勇,他是上一代的学者了,60年代生人,在宪政领域是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与翟志勇的导师关系甚好。在大观,高全喜是“四老”之一,另外三位则分别是于向东、刘苏里和严搏非。

不过,邀请翟志勇加入大观的并非高全喜,而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李筠。他们是政法大学的同届校友,李筠在政治系,翟志勇在法学院。后来李筠留在政法大学读完了硕博,直到留校任教,再没离开那个校园,现在是教授、政治系主任。而翟志勇去了清华法学院读硕士和博士,学习公法。

翟志勇在2017年发出了他最后一篇关于宪法的论文。后来,这个国家发生了其他的一些事情,那之后,他就转变研究方向了。

和研究了十年的领域告别,翟志勇感到痛苦。在2018年,他的迷茫来到了顶峰。他要找到新的领域,同时,还在因为开课的事情和得到拉扯。

在施展的介绍下,翟志勇也认识了罗振宇。后者希望他在得到上开一门法律课。罗振宇告诉翟志勇,你在大学里怎么讲课,在得到上就怎么讲,我们要做原汁原味的大学课程。

翟志勇很快发现,罗振宇的期待并不容易实现。音频课程的运作方式,与大学课堂完全不同。在大学课堂里,他只需要面对几十个学生,他们会在同一间教室里安静地坐上一整个学期,他也就有一个学期的时间慢慢向学生讲授新知。但在得到上,他拥有的时间并不是每学期第一节课的45分钟,而是每一讲的前45秒。

在翟志勇看来,如果想把一件事情讲得准确,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只有复杂的事物才是真实的,但公众更喜欢的是简单的东西,和更绝对的表达方式。

刘擎的走红则是另一个故事。刘擎是政治哲学学者,但当他成为《奇葩说》的导师时,他变成了一位“哲学教授”。其实,“哲学”和“政治哲学”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而平台有着自己的考量。

如今的翟志勇,已经可以很自如地在公众面前输出观点。他现在是爱道思的签约学者里最活跃的几人之一。他和施展、李筠,总会出现在各种新书发布和学术推广活动上。他还是会从法学领域贡献思考,在学校里,他教本科生的宪法学原理,但在校园之外,他已经很少提及宪法研究了。他的新领域是法律科技,他想弄清楚,在互联网和现实生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时候,法律能做些什么,又能改变一些什么。

在北航,学校里的氛围也在悄然变化。翟志勇直观地感到,学生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的大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面临升学就业的选择,很多人只关注对保研和出国有用的课程。他上大学时那种可以到处蹭课、听讲座,去其他学校串联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课堂上,他不能自己选择教材了。但原来的讲课方式可以得到保留,他只讲学术本身,尽量不谈论时事政治。

不过,翟志勇还是出版了两本新书,都是和宪法以及法理学有关的,但这些研究都是在2018年前完成的。去年出版的《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讲的是中国宪法史。他在自序里说:这些文章旨在探究一个困扰中国人一百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宪法何以中国”:为什么自清末以来,中国需要现代宪法这么一个西方舶来的 “劳什子”?即便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中国不是也延续了几千年?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宪法,以及宪法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

翟志勇

启蒙

爱道思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地坛公园内的一个院落里,几间装修过的胡同平房,担负起办公、开会和线上直播的任务。

2022年初,北京漫长的冬天即将过去。护城河上的冰雪开始消融时,我常在这个小院子里见到施展和他的同事们。有时是在一间装饰考究的会议室,有时是在一个暖和的小办公室里。

当我们聊起他四年多之前与得到的合作时,施展依然语气激动:“一夜之间,几千万人认识了我!”

我们也聊起施展这些年出版的三本新书,它们几乎都在学界引发了争议。在2020年出版的《破茧》的豆瓣评论区里,有人质疑,这本书只有18个参考文献。施展笑了,接着,他举出了哥白尼的例子。他说他和大观小组所思考的问题,就像是天文学上的范式革命。“哥白尼的研究也很糙,但有了哥白尼,开普勒的方法才显示出威力。”

“我的思考很过瘾,但做出来的东西很糙,所以有些人是不能接受的。”施展坦诚地说。

大观小组的学者,很少有在海外读博的。施展说,这是因为海外的社科教育,对量化的要求特别高。“海外博士都在炫技!他们的量化技巧比我们好,这我承认。但如果没有好的定性,就会离真实的问题越来越远。”

施展坚定地告诉我:“凡是革命的过程中是没办法做精细的。没有完成的时候,只能大刀阔斧地往前走。”

如果说,真问题是关于当今中国的位置的问题,我问施展,那么什么是伪问题呢?

“不说了,太得罪了!”

对施展来说,这或许成了一个悖论:当他更多地出现在聚光灯下,就会离学界和他眼中“规范化的研究”更远。在立场的左右之间,他的著作两边不讨好。

施展不再从学术界中寻求认可。他的目光在学院之外。他自信地说,最认可《枢纽》这本书的反而有很多是企业家和政界人士。“他们每天都直面真实的世界,直面生死。一个理论到底管不管用,他们有直观的认识。”

在“得到”上,施展的关注者基本都是订阅了课程的学习者,他偶尔会在这里更新自己的生活:练习跑步,或者和家人去冬天的阿那亚。但在公共发言中,他尽量不对时事发表看法。偶尔也有控制不住的时候。比如2021年,他在微信公众号上针对新疆棉写了篇文章,说我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不应该只有主权国家的秩序,还应该包括商业秩序。这篇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许多站在光谱另一边的人站出来批评施展。后来,施展越来越谨小慎微。他有自己的微博账号,但在转发最新的活动安排和大观的研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发言。他说微博太撕裂了,变成了两部分人,对其中一部分,是很难去讲道理的。

另一个施展无法直接问答的问题是,他究竟在政治光谱的哪一边?他说,在2018年,这还是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但现在,完全不能提及了。

今年11月,我在北京见到了崇明。他2019年从华东师大调入北大,如今是北大历史学系的长聘副教授。崇明研究法国政治思想史,出版过一本论文集,叫《启蒙,革命与自由》。在这本书里,崇明提出了一个观点:不是启蒙思想引发了法国大革命,而是人们在革命的过程中发现了启蒙思想。

崇明在2013年参加过一次大观的学术讨论,是在浙江安吉,主题是“自由帝国”。那个时候,思想界的气氛比现在热络得多。

在中国,思想界的潮流几乎每十年都会发生更迭。80年代,启蒙是毫无疑问的主旋律。到了90年代,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浮出水面。再到大观小组第一次讨论时的2009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而到了今天,人们似乎已经很难总结出,最近十年里中国知识界的主旋律是什么。一切都原子化了。崇明的观察是,知识分子都在“各玩各的”,很少再有观点的交锋了。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化的活动,是知识付费的潮流,而后者的命运在如今的经济环境下,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思想界现在一片沉闷。”崇明重重地叹了口气。

2013年之前的几年,崇明还在华东师大任教,那几年里,以华东师大政治系为中心,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是活跃的。尽管80年代的启蒙已经褪色,90年代思想界氛围的余晖还在,笔战、论争仍时常出现。在上海,知识界、媒体还有书店,都还在固守自己的角色。大观小组的学者们,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慢慢聚集起来的。

与大观小组里其他活跃的学者相比,崇明显得低调和沉默。在学术的旨趣上,他和大观的其他人不太一致。但他也相信,如果大观的学者们能够一直推出新的公共议题,即使无法产生学术上的突破,能够引起公众和知识界的关注,就是有意义的。

“他们也希望带领社会去思考问题,推送社会向某个方向去转变。他们也想形成中国对世界知识的叙述。”崇明话锋一转,提出了他的困惑:爱道思的做法,是否意味着,学术是在为公共性、商业性的事情服务呢?

2022年初,我曾把这个问题抛给爱道思的CEO。她回答,爱道思需要先把商业模式做得足够成熟,才能让学者们不被商业所裹挟。

CEO明白,人文社科的研究,难免会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领域和话题。但她已经想明白了,对于一些热点,学者们不能“贸然去发声”。“我们研究的是非常底层的问题,其实无关乎说,一定要去讨论一些敏感话题,一定要通过讨论敏感话题来表达自己。”她对我说。

她还说,爱道思要做的,其实是把解构宏大问题的方法向大众普及。她又一次提及了《百科全书》。这本书后来成为了启蒙运动的文字载体。CEO还有一个野心,是把大观学者们的著作做成当代的《百科全书》。“但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要存在。”她说。

首先要活下去。在爱道思内部,这是一个一致的、强烈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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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学城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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