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年度人物:泽伦斯基 年度英雄:伊朗妇女(图)

【编者按】

据《时代周刊》12月7日报道 在今年的《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中，得主没有多少悬念：那就是乌克兰总理泽伦斯基和乌克兰精神。这份杂志说，这个选择是为了证明勇气可以像恐惧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了激励人民和国族团结起来捍卫自由。  
 

 
评选“年度人物”就是要判断，无论是好是坏，谁或什么对过去12个月的事件影响最大。选择的过程可能让人颇为纠结——一个人怎么能代表一整年呢？我们是向光明倾斜，是趋向黑暗，还是介于两者之间？  
  
今年做出的选择是我记忆中最确定无疑的一次。无论乌克兰之战让人充满希望还是恐惧，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都以几十年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激励了世界。在俄罗斯于2月24日开始轰炸基辅后，他决定不逃离基辅，而是留下来争取世人对乌克兰的支持，这是一个宿命般的决定。从2月25日他在Instagram上发布的第一个40秒的帖子——显示他的内阁和公民社会保持着坚定不移，到每天远程向议会、世界银行和格莱美奖等机构发表演讲，这位乌克兰总统无处不在。他的信息攻势改变了地缘政治系统，引发了一波席卷全球的行动。  
  
在一个以分裂为特征的世界里，人们围绕着这个事业，围绕着一些局外人恐怕无法在地图上找到的国家，走到了一起。在联合国，141个国家谴责了这次入侵；只有少数独裁国家为莫斯科投出了支持票。大公司冒着数十亿美元的财产损失，纷纷撤出俄罗斯。财政、物资、人道主义和军事支持蜂拥而至。陌生人接纳难民；餐馆老板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医生飞过来帮助伤员。乌克兰国旗在社交媒体上飘扬；它的蓝色和黄色点亮了从东京到俄亥俄州桑达斯基的地标。  
  
乌克兰的精神体现在该国国内和国外无数个人身上。许多人在幕后战斗，比如乌克兰最著名的厨师之一伊夫根·克洛波坚（Ievgen Klopotenko），在入侵后的最初几周内，这位以罗宋汤闻名的厨师每天为利沃夫的难民提供1000多顿免费膳食。“只要你有机会吃罗宋汤，就意味着你还活着，”他说。名厨荷西·安德烈（José Andrés）带来了他的世界中央厨房，提供了超过1.8亿份免费膳食。威尔士外科医生大卫·诺特（David Nott）曾多次前往乌克兰，培训当地医生如何治疗战争创伤。茱莉亚·帕耶夫斯卡（Julia Payevska）是一名军医，在被围困的马里乌波尔日夜救治受伤的平民，以及一名受伤的敌军士兵——这段录像帮助她在被俄军监禁三个月后获释。  
  
一直以来，记者们都冒着生命危险讲述这些故事。基辅独立报的编辑奥尔加·鲁登科（Olga Rudenko）说：“挑战在于找到一种方式来谈论它，让世人能继续关心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  
  
泽伦斯基一直专注于让世界关注乌克兰。这位前艺人天生就明白，注意力是这个星球上最有价值的货币，几乎垄断了全球市场。他通过细致的形象塑造和反复传达自己的信息做到了这一点。他直言不讳，有时语带讽刺，但总是一针见血：我们必须拯救乌克兰，才能拯救民主。换成是另一个平行世界，如果乌克兰换作别人领导，基辅议会大楼上可能会飘扬俄罗斯国旗，也可能不会。但几乎可以肯定，莫斯科红场附近仍然会有麦当劳，这是冷战后全球化的象征。泽伦斯基掌握了数字时代的武器，这意味着全球各地的商业领袖和政客都被迫注意到这一点并表明立场，不管他们喜欢与否。  
  
泽伦斯基也受到了批评。他决定淡化入侵的威胁，包括没有与他的同胞分享美国方面得到的入侵已迫在眉睫的情报，这激怒了他的许多同胞。一系列访乌的名人和时尚杂志拍摄都是为了让人们关注这场危机，但在这场杀戮中，这些光鲜的活动似乎与现实脱节。还有人质疑他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在不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将俄罗斯从恐怖统治中解放出来。泽伦斯基自己也承认，现在说他的努力是否会成功还为时过早。“这一切都留待后人评判吧，”在访问了刚刚解放的赫尔松后，他在重返基辅的火车行程中接受了《时代》周刊记者西蒙·舒斯特（Simon Shuster）两个小时的采访，当时他这么说。（也许今年没有哪个记者比西蒙花更多的时间与泽伦斯基和他的核心圈子在一起了，对于《时代》周刊的读者来说，西蒙就乌克兰问题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这个故事对2022年的影响正是《时代周刊》评选年度人物时所要捕捉的本质，那就是全球舞台上的重大事件是由个人的才能、优先事项、恐惧和缺点决定的——无论是好是坏。“我没有投票给他，”来自反对党的议会议员阿洛娜·什克鲁姆（Alona Shkrum）在谈到泽伦斯基时说。但她补充说，“我们欠他一个没有说出来的事实：我们活下来了。”  
  
为了证明勇气像恐惧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了激励人民和国族团结起来捍卫自由，为了提醒世人民主与和平有多么脆弱，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和乌克兰精神被《时代周刊》评为2022年年度人物。  

《时代》年度英雄：伊朗妇女

据《时代》周刊12月7日报道 在《时代》周刊的年度评选中，“年度英雄”这个称号颁给了伊朗妇女。在为这本杂志撰文时，伊朗裔美国作家、记者和学者Azadeh Moaveni提出了一个观点：当一代人对自由的渴望似乎触手可及时，余下的限制就显得益发屈辱，而最后一段的抵抗之路也就越不令人畏惧。 
 


2017年冬天，在德黑兰市中心繁忙的主干道革命街上，一位名叫维达·莫瓦赫德（Vida Movahed）的年轻女子站在一个电箱上，用一根棍子挑起她的白色头巾摇晃。作为一种表达异议的行为，这个举动非常和平，给人一种举白旗投降的观感。尽管如此，由于不戴头巾，莫瓦赫德还是挑战了该国的着装规范。她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直到因违法被捕。她沉默而勇敢的形象在Instagram上刷屏。一个月后，一名名叫纳格斯·侯赛尼（Narges Hosseini）的研究生在同一条街上进行了同样的挑衅行为。很快，更多的女性发起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她们的运动以一切开始的地方命名：#女孩革命街（#thegirlsorevolution street）。 
 
我20岁出头时住在德黑兰，为《时代》周刊撰写一个名为“口红圣战”（Lipstick Jihad）的专栏，那会儿我们常常藐视规则，穿鲜艳的颜色和更紧更短的大衣，反对官方着装规定中阴郁的黑色和海军蓝，在意图抹去独特性的着装范围内添入一些个性。这是一种拒绝成为模范伊斯兰公民的方式，是一种向国家表明其计划失败的方式，是一种我们拒绝接受其将女性视为贤妻良母的保守愿景的方式。2010年代末，千禧一代推动了女孩革命街的示威活动，她们在曾经的抗议地点留下鲜花，向下一代展示了公民不服从可以多么强大地挑战不平等。 
 
这些年轻的女性现在走上街头。她们受过教育、自由、世俗、从小到大被寄予了更高期望，她们渴望正常生活，包括希望上大学和出国旅行、体面的工作、法治、走进苹果商店、在政治中扮演有意义的角色、言论和穿着的自由。她们与前辈截然不同；有时她们感觉自己更像别的国家的Z世代，而不是伊朗人：她们吃素，她们的名字去伊斯兰化，她们不想要孩子。我经常想知道是什么让她们如此叛逆，因为早在22岁的“吉娜”·马赫萨·阿米尼（Mahsa Jina Amini）在一个地铁站被执行着装规定的道德警察逮捕之前，她们就已经明显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服从。阿米尼9月16日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了这个伊斯兰共和国43年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起义。被捕抗议者的平均年龄很低，伊朗官员估计只有15岁。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一代人对自由的渴望似乎触手可及时，余下的限制就显得益发屈辱，而最后一段的抵抗之路也就越不令人畏惧。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年轻女性实际上已经自行取消了必须戴头巾的规定。去年夏天，在我对政府办公室进行的一轮访问中，年轻女性在这些即使传统中异常简朴的官方哨所里，穿着也非常随意和大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当时穿着长长的黑色长袍，戴着海军蓝头巾，觉得很可笑，就好像我是一个没找对旅游书籍的游客。一位亲戚告诉我，她因为不戴头巾开车而被罚款很多次，驾照因此即将被吊销，我很震惊。她被迫参加了一场相当于道德交通学校的大众讲座，在承诺遵守规则后，她的罚款被取消了。 
 
一段时间以来，该国政府已经知道自己在着装规范方面处于劣势，而且显然受到了惊吓。去年冬天，在德黑兰的Modarres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一幅海报，画面里的主人公不再是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虔诚女人传递某些关于谦逊的信息，而是一个穿着极简运动头巾的女人在山上奔跑，上面写着“由你绘制道路。#寻找你自己。” 
 
为什么上一代人没有走上同样的道路？ 
 
在撰写本文时，估计有400名伊朗抗议者被安全部队杀害，不过一些人权组织认为死亡人数更高，司法当局正在寻求对一些被拘留者进行严厉惩罚。尽管采取了封锁互联网的措施，但有关拘留期间死亡和虐待的报道仍在不断浮出水面。近三个月过去了，大学校园里的抗议活动并没有停止，学生们要求释放被拘留的朋友，并在广场和课堂上继续挑战性别隔离规定。在世界杯上，伊朗队在奏国歌时默哀，表示他们与抗议者团结一致站在一起。 
 
挑战强制头巾是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可以以此来表达对伊朗制度全面失败的看法，所以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们在平等婚姻和继承权以及其他形式的法律歧视上陷入了无法取胜的斗争，这些斗争要求我们在正式的政治空间内，通过正式的程序进行。这些可以说是更重要的挑战，但国家无意允许这样的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活动人士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她们最终渐渐放弃了。这个空间根本不存在。女权主义者没有这样的空间，很快，为监管改革请愿的私营部门、环保主义者和劳工活动家也没有这样的空间。伊朗正在发生的事情可能看起来很眼熟，但它不同于以往，因为今天，所有寻求变革的人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她们高呼“女性、生命、自由”的口号，这是一场女权主义反抗，同时也承载着整个社会的各种不满。 
 
很明显，就连女学生也卷入了这些抗议活动。一位亲戚的女儿告诉我，在她八年级的教室里，每天都有人在黑板上写下一段抗议口号，一个女孩甚至有勇气问独裁者是什么意思。这些语言与她们有着莫大的关系。她们都用Snapchat，可以窥探世界各地表兄弟姐妹的生活，她们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她们必须穿着包括连帽头巾的校服，就好像她们是本笃会修女一样。 
 
她们的生活，尤其是在网上的生活，与这个国家传承下来的形象和意识形态信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政权致力于向烈士致敬。在两伊战争中牺牲的士兵的庄严画像仍然矗立在高速公路上，尽管近年来，这个体制（伊朗人指的是他们的政府）已经试图在Instagram上传递更现代的宣传内容，但这些历史积怨和创伤记忆对Z世代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她们专注于自己的斗争：多年来，美国的制裁摧毁了伊朗的经济，她们在一个瘫痪的教条主义体系下生活，这个体系更喜欢孤立，而不是经济和社会开放。 
 
叛乱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在承认抗议的合法性时反应迟钝。有一些老革命精英曾警告说，这个体制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再也无力支持其传统的社会基础，疏远了包括宗教人士在内的其他所有人，并将公民的福祉置于安全之后。外部分析人士可能会认为，伊朗政权是在数十年的国际孤立中成型的。伊朗分析人士可能会看到一个狭隘而脆弱的体制，不顾一切地抓住权力不松手。而伊朗少女只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幸的孩子，来自一个日益被遗弃的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与世界隔绝，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以谁的名义？ 
 
为了实现他们对根本变革的要求，伊朗人愿意承受什么样的痛苦？这个问题将由伊朗人自己解决，伊朗国内的人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就目前而言，伊朗女性起义在地区和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在针对妇女暴力行为非常普遍的邻国伊拉克和阿富汗，活动人士举着她们伊朗姐妹的海报。全球女权主义者，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女权主义者，将伊朗的结局视为她们自身斗争的风向标。无论是伊朗官员还是世界各地将对女性的敌意作为一种政治标志的政府，他们中没有人看到了一个女孩孤身一人站在电箱上呼唤自由时，所释放的力量。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