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精子”骗局：他是94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图/视)

今年5月，Netflix新上线的纪录片《我们的父亲》

追溯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

一名妇产科医生，

利用职务之便，

十多年里，成为了94个孩子的父亲……

主角唐纳德•克莱因（Donald Cline）

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产科名医，专治不孕症。

1970-1980年代，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

他用自己的精子替换“捐赠者”或夫妻中男方的精子，

给不孕的病人做人工授精手术，

目前已发现94例，实际可能更多。

这些“孩子”中，大多数人到中年突然发现，

自己竟有数不清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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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亲》被豆瓣网友评分7.9分

纪录片镜头对准了其中八位子女、他们的母亲、

医生当年的同事和朋友……试图解答：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一条为此以邮件形式采访了影片的制片人迈克尔·帕特雷拉，

6月6日，他很快回复了邮件，并热情洋溢地表示，

很荣幸这部纪录片能被中国的观众注意到，

这也令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我们也采访了专注女性权益保护、儿童保护的王永梅律师，

她从中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

和我们聊了聊女性的“生育自由”和“知情同意”。

编辑：周天澄

责编：陈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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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巴发现了秘密后，就一直致力于找到真相，她搜索打印了大量资料贴在墙上

故事从秘密的发现者——1/94的雅各巴开始。

在纪录片中，雅各巴一身红衣坐在电脑前，屏幕不断弹出新的基因匹配信息，这已成了她的噩梦。

2014年，35岁的雅各巴做了正当流行的基因检测。她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另有其人，但还是被检测结果震惊了：她共有七个兄弟姐妹。

“我以为最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姐妹。但现在，我们却有八个？”

她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另有其人，父母因为婚后一直无法自然生育，便找到当年的不孕症“名医”唐纳德•克莱因，做人工授精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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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克莱因医生，仍以名医形象出现在当地新闻中

手术中，克莱因医生声称用“另一位住院医生”捐赠的精子，并承诺，每位捐赠者的精子不会使用超过三次。

雅各巴设法联系到那些匹配上的兄弟姐妹，基因检测显示，他们都是克莱因的孩子——原来，他用的一直都是自己的精子。

同时，基因匹配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不是一两个、不是七八个，最新的数据是94个！还可能更多……

他们大多数出生于1970-1980年代，临近中年，突然不知道“我到底是谁”？

且大多数人生活在方圆几公里内，第一反应是：“千万别是我曾经约会恋爱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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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的照片墙上，他们的生物学父亲是同一个人

有些细节想起来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片中另一位人物艾丽森，她的父母既是克莱因医生的病人，也是曾经的同事和好友。艾丽森长大后，克莱因继续成为了她的妇科医生，为她进行各种私密的检查。

他明知道自己是这个女孩的父亲。



雅各巴和“兄弟姐妹”们，一直在奔走呼告。

所有人都想问：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妇产科医生，能这样偷天换日？医疗系统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而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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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森也是被发现的孩子之一，他形容自己“陷入了一种黑暗的心境之中”，并且充满了困惑

纪录片中，曾与克莱因合伙工作四年的医生罗伯特·考尔夫提醒了一点：“1985年以前，我们使用的都是新鲜的精子。那时候也不像今天这样，随时上网，就能找到几百个捐赠者报名。”

与当今各国逐渐出现的精子银行（使用冷冻技术）不同，1985年之前的人工授精手术使用新鲜常温的精子，意味着手术需尽快完成。所以在捐赠者信息核实、手术操作上，医生的话语权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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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上，可以发现大部分兄弟姐妹都住得非常近

雅各巴把这些兄弟姐妹的照片整理起来，按照相认的时间顺序标上了序号。照片墙显得极为诡异：他们大多数人都长得很相似，都是金发碧眼，和克莱因有一模一样的特征。

浏览那些相似的金发碧眼，她突然感到一阵不适：“我们就好像一个精心制造的雅利安族群一样……这难道是他的种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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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还原了克莱因医生的诊室，有非常强烈的保守教徒的气息

在天主教的信徒中，有少部分信奉“装满的箭袋”（quiverfull）的理论。他们鼓励尽可能多地生育、培养一个大家庭，并鼓励孩子积极从政。望文生义的说法是，“把孩子像箭一样射出去”。

据纪录片的追溯，唐纳德•克莱因极有可能就是这一理论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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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还原了克莱因与六名子女唯一的一次见面。他缓缓扫视了一圈，开始询问在座每个人的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子女们都感到非常不适，“好像在评判我们谁更优秀……他面无表情，却好像在给我们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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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亲》剧照

2017年，这些子女们决定站到一起，起诉这位“父亲”。维权之路非常困难，因为他没有性接触、也没有性表示。尽管受害女性觉得“自己被性侵了一次又一次”，但在法律上，他的所作所为很难以“性侵”论处。

最后，法官仅判处了500美元的罚款和吊销执照的惩罚。他的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

2017年的判决后，克莱因淡出公众视野。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应该85岁了。



以下是制片人迈克尔·帕特雷拉的自述：

2017年，我在印城的一家当地新闻媒体看到了这则新闻，并且试图跟进了法庭的进度。看到克莱因医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惩罚，我真的感到一阵恶寒。

我立刻联系了雅各巴，她当时非常沮丧和痛苦。我告诉她，或许我不能为她带来法律的正义，但我想帮助她把她的故事讲出来，也希望能通过这种讲述帮助更多的人。



我和露西·乔丹（导演）合作多年，一直希望能够拍摄真实的、可以帮到别人的纪录片。这也是我们这次拍摄的机缘。

雅各巴当时确实受了很大的伤害，也很犹豫是否要和陌生人分享这么多个人信息。所以我并没有尝试“说服”她，我唯一做的事就是成为她的盟友，等待一个她愿意讲述的时机。

雅各巴后来也成为我们主要的联系人，牵线更多的兄弟姐妹参与进来。很多兄弟姐妹并不愿意面对镜头讲述这些，我们也绝对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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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巴和她的兄弟杰森拥抱，他们给了彼此非常重要的支持

我最初联系到雅各巴是2017年，当时被发现的兄弟姐妹数量是23人。后来那个数字不断增加。

我们会联系新发现的兄弟姐妹，看他们是否愿意加入拍摄。片中的丽萨、杰森、艾丽森等等，都是在开拍以后才被发现、并且主动来到镜头前的。

有些时候，让他们面对镜头接受访问，确实会有难度。那往往是他们非常情绪上非常脆弱的时刻。我们会首先确定他们在情感上是完全信任我们的，也会确保空间是令人感到放松和安全的，这样他们才能够比较自在地讲述。

有时候当他们在镜头前讲述完自己的故事，确实能感受到他们如释重负：终于有人倾听他们、关心他们，让他们把痛苦的感受讲出来了。拍摄结束之后，他们哭泣、拥抱，我能感觉到那种情绪的释放。但我也深知，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治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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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克莱因医生由演员扮演，其他出镜者为当事人本人

我们也曾联系过唐纳德•克莱因，但他没有回复我们的任何消息。而且直到纪录片播出、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消息。

所以在最后的成片中，所有人物都是当事人本人，除了克莱因医生，是一名演员扮演的。

纪录片播出后，我们收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馈。那些参与其中的当事者们都在生活中得到了很多安慰和支持。

更重要的是，能听到一些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陌生观众的反馈，比如像来自中国的你们，真的能让我们感受到这部纪录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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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巴在片子的末尾说，她会为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斗争到底

我们的初衷就是帮助雅各巴和兄弟姐妹们讲述，而现在他们都知道，有成千上万人都站在他们这一边，支持他们、鼓励他们。他们不再感觉自己是孤立无援的。

我们希望片子能给现实带来切实的改变。

首先，联邦法院至今没有出台和生育诈骗相关的法案。尽管有些州已经立法，但是克莱因医生本人仍未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如果我们的纪录片能够推动哪怕一点点立法层面的进步，那就非常值得了。

其次，我们希望所有有过类似的经验，或是受过伤害的人，都能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在关心你、有人愿意倾听你的感受。雅各巴说，影片播出后，她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私信，仅仅是为了告诉她，自己站在她这边。这是非常不可思议而美好的事。



类似的案件在中国发生过吗？在伦理上会带来什么隐患？

一条与持续关注女性权益保护、儿童保护等领域的王永梅律师，就此生育欺诈事件展开探讨。

Q：一条

A：王永梅（从业近二十年，主要关注于法律志愿者服务、反家庭暴力、儿童权益保护等领域。）



Q：在目前国内的生育辅助医疗服务中，有没有过类似的纠纷或者案件？

A：似乎很少。一方面是，国内目前的国情是婚内伴侣、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生育辅助治疗。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男性可能更希望孩子是自己的，所以使用捐献精子的很少听说。

至于我近年来一直在关注的单身女性生育权利（比如冻卵、比如在精子库购买精子等），目前在法律上还不太受到保护，所以综合来讲，这样的案例就会少很多。

技术上来说，现在生育辅助医疗技术、系统都发展得比较全面了，比较少出现医生话语权过大的情况。

Q：《我们的父亲》中这类案件在伦理上会带来什么隐患？

A：首先，医生的行为早就突破了职业伦理。而且，这些孩子和受害的女性被侵犯了最起码的知情权。也可能会存在健康和近亲婚配的遗传问题。所有的一切，也都源于知情权的破坏。



Q：在这个案件中，医生未经同意就用自己的精液为女性做授精手术，但是无法被判“性侵”，这也是子女们和律师争辩的一个焦点。您怎么看待这个情况？

A：确实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性侵”的判定各国标准不同，有接触说、有插入说，但一般都需要有“性意味”的意思表示。所以这位医生从法律角度很难被判“性侵”。

但是我认为这或许可以被判欺诈行为：患者们花钱购买的医疗服务，他却在精液的来源上撒了谎。

按照今天的标准，患者是有权利知道自己使用的精子的确切来源的，信息会精确到捐赠者的发色、瞳色、身高、种族、宗教信仰等等。这位医生的案件如此草草收场，或许是因为当年医疗技术的限制、精子捐赠体系的不完备，使得在法律上比较难以继续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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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案件的受害者，往往对此难以释怀

Q：但是受害女性似乎都在情感上感觉到，自己是被侵犯的？

A：可以理解。性侵这件事，有时候并不是基于性发生的，而是基于权力的倾轧。施害者的快感来源于对方的痛苦，而不是性。法律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框架，但是这些权力结构的问题，也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努力，来唤起社会大众的共识，来推动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Q：“知情同意”（consent）也是关于本案讨论的一个焦点。这是一个在女性权益保护的过程中常被提及的概念。是否可以从法律的角度，通俗地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呢？

A：consent这个词在中文里被翻译成“知情同意”，我觉得非常好。首先是“同意”，这个很好理解，就是无论是在性的方面、生育的方面。都需要得到女性的同意才能进行。现在有“No means no”和“Yes means yes”的不同观点，这个和很多因素相关，我觉得有讨论的空间，但是同意是基本的底线。

但“知情”非常重要，比如幼女，即使她同意发生性关系，她并不“知情”吧？因为她不知道那是一件什么事。

在这个案件中，患者就是在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被进行了授精手术。就像刚刚说的，她有权利在知道捐赠者的真实细节后，再做出决定。

Q：这一点在近年的司法实践中，有什么运用吗？

A：其实是有的。比如14-16周岁的女性，如果和有权力关系的人发生关系（监护人、老师等），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不符合“知情同意”的原则的。她或许知情、或许同意，但她知道的有可能并非事情的全貌和真相。



Q：您曾经在美国访学过，对比中美两国，您觉得女性的生育自由情况有什么异同呢？

A：在美国，主要是保守势力和宗教观念的影响，很多人鼓励生育、反对堕胎，一些保守州的法律限制女性堕胎，最近美国也有关于堕胎权的比较激烈的讨论和冲突，这种冲突其实多年来一直存在的。

中国的问题则比较复杂，法律明文规定了女性的生育自由受到保护，但实际上会有很多隐形的限制。譬如男性可以冷冻精子、女性却不能冷冻卵子；单身女性的生育会受到一些限制。

放到大环境中，社会普遍认为结婚生子是女性的必经之路，选择不生育的女性或多或少会需要面对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等等。我们看起来有选择、受保护，但现实却是还要更复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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