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苏、仇苏 到亲俄、崇俄 中国人与俄互动的屈辱感…
阎明复：中苏关系为何破裂？中国人在同苏联的交往中，确实有屈辱感
摘要：从沙皇到斯大林，扩张主义和沙文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沙皇俄国侵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过去周恩来就说过，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损害最大的是日本，而得好处最多的是俄国。列宁曾谴责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说要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将公布沙俄的档案，但后来变卦了，因为涉及国家利益，列宁后退了。
1997年12月22日至24日，召开了讨论“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座谈会。会议参加者多是当年中苏大论战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其中有从事外交工作、党的联络工作的原负责同志，有当年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长期做俄文翻译的老同志，此外还有来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研究中共党史和中苏关系的学者，共20人。会议的宗旨是弄清历史事实，总结经验教训。
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从整个国际关系来看，当年的中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这种关系长期以来就同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相结合，是在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经常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1956年毛泽东为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探索走自己的路，搞试验，结果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20世纪60年代为避免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又搞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目的还是要突破苏联模式，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始终有一个“苏联问题”。从中共历史来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的大政方针包括党的领导人都是莫斯科规定或是必须经过莫斯科批准的。1973年中共十大时，王稼祥总结说，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每一次“斗争”都同苏联有密切联系。可见，苏联又是长期影响中共党内生活的重要因素。所以，大家认为，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是研究中共历史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正确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导致当年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原因，有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同时领袖人物的个人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在国家关系和党的关系方面，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来看，苏联的责任是主要的
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致认为，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是苏共领导人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从沙皇到斯大林，扩张主义和沙文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沙皇俄国侵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过去周恩来就说过，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损害最大的是日本，而得好处最多的是俄国。列宁曾谴责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说要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将公布沙俄的档案，但后来变卦了，因为涉及国家利益，列宁后退了。与此同时，苏俄派军队到蒙古，搞了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不仅要把蒙古分裂出去，还支持新疆闹“独立”。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之一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同外宾谈到中苏关系分裂历史时，总是从《雅尔塔协定》说起。新中国成立以后，斯大林仍企图把新疆和东北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总之，在国家关系方面，中国总是吃亏的，中国人有屈辱感。从本质上说，中国同苏联的斗争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在党与党的关系上，苏共把自己视为“老子党”，把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党视为“儿子党”。参加座谈的同志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应该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起，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不断抵制和摆脱苏联控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参加座谈的同志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中苏关系上。大家认为，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是1954年至1957年，即赫鲁晓夫执政前期，而不是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中国做了不少好事：1.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一些不平等做法，如放弃了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权。2.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156项”援华项目，斯大林时期给了50项，其余是赫鲁晓夫时期给的。3.重要事情同中国商量，尊重中国的意见，如在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方面；苏联国内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列为教材，等等。此外，当时中苏两国、两党在国际上的配合也相当好。有的同志说，如果说斯大林时期把中国同东欧各国一样看待，那么赫鲁晓夫则把中国看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把手”，在做出重大决定前，先同中国商量，中国有一定的否决权。这时中国方面也大力支持苏联。使赫鲁晓夫特别感激的是：1.在苏共所谓“反党集团事件”中，中国明确支持赫鲁晓夫。2.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竭力维护苏联的“为首”地位。所以，在此期间，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处于上升趋势。毛泽东曾说，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之间“有点兄弟党的味道”了。他还赞扬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勇敢”，“搬掉了压在我们身上的石头”。
参加座谈的同志指出，从赫鲁晓夫后来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来看，在1954年至1957年间，赫鲁晓夫对中国这样友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国内的地位不稳，有求于中国。他的地位一巩固，苏联传统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就暴露出来了。赫鲁晓夫骨子里还是想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1958年他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这是苏联故伎重演：对中国仍然是不平等，还是“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还是想把中国搞成它的势力范围，从军事上控制中国。1959年赫鲁晓夫又撕毁协议，拒绝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实际上是反对中国生产原子弹，企图把中国置于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赫鲁晓夫同美国搞“戴维营精神”，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这使中国领导人怀疑苏美是否在背着中国做损害中国利益的交易。进入20世纪60年代，苏联单方面撤退专家，在边境制造事端，支持印度反华，企图压中国就范。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对中国大军压境，建立战略包围圈，甚至打算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所以，从赫鲁晓夫后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国同苏联的斗争依然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许多当年事件的参与者以其亲身经历证明，中国人在同苏联的交往中，确实有屈辱感。
当年中苏分裂的教训
参加座谈的同志还对当年中苏分裂的教训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1.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中，不能搞意识形态斗争。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搞意识形态斗争。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一致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是非常脆弱的、靠不住的。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国与国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党与党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四项原则基础上。要正确对待和善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
2.要正确认识世界，正确认识自己。现在的世界发展变化很快，必须追踪研究世界发展变化。认识世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能从本本出发，从意识形态概念出发。在认识自己的时候，要防止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邓小平关于不扛旗、韬光养晦、不当头等指示，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应该牢记，坚决贯彻。
3.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当年选择“一边倒”的政策没有错，同苏联结盟有历史必然性，但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其结果或者是受制于人，或者给自己背上沉重的负担。中国目前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时代的潮流。
4.任何时候都不能搞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中国在这方面吃了苏联不少苦头。但是，在同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做斗争时，中国也犯了不少同样的错误。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更要警惕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作者简介：阎明复，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事翻译工作，1957年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编译室定稿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1年，任民政部副部长。1997年至今，历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会长、荣誉会长。
本文由“钝角网”选编自《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1957—1966）》一书，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