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链女结婚证曝光 结婚照差异大 分析小花梅另有其人
锁链女杨某侠与董志民的结婚证显示姓名为“扬庆侠”。
有网民认为证上照片与铁链女不相似。徐州锁链女杨某侠案再有新进展。前调查记者曝出杨某侠和董志民于1998年的结婚证显示，杨某侠与董志民的合照与现在的杨某侠存在很大差异。网民怀疑官方所指的小花梅非杨某侠，可能另有其人。
本周二（15日），知名调查记者邓飞曝出一组杨某侠和董志民于1998年8月2日领取的结婚证照片，结婚照上的“杨某侠”的姓氏是扬庆侠，现年52岁，丈夫董志民55岁，这与官方早前公布的年龄一致。但是，结婚证上的照片相差甚远，不像锁链女。对此，网民认为，官方拒绝公开结婚证就是担心被民间进行追查。
左图：锁链女杨某侠与董志民（已被刑拘）的结婚证显示姓名为“扬庆侠”。 右图：结婚证显示，"扬庆侠"生于1969年6月6日（52岁），董志民生于1966年5月3日（55岁），发证日期1998年8月2日（网络图片）
云南亚谷村村民否认杨某侠是小花梅
两个星期以来，徐州官方先后四次发出通报，称杨某侠叫“小花梅”（傈僳族），来自云南福贡县亚谷村，当地村民对独立调查记者说，截至2月10日，徐州官方并未派人向村民了解小花梅，同时否认杨某侠是小花梅，并否认杨某侠说话有傈僳族语口音。
小花梅妹妹34岁说姐姐年长她9岁
关注此事的时事评论人蔡慎坤认为，很多事实证明徐州及丰县县政府的相关解释不可信。他对本台说，结婚证显示锁链女扬某侠生于69年，现年52岁，而当局所说的杨某侠原叫小花梅，小花梅的异父同母妹妹叫光某英，生于1988年，她说姐姐比她大9岁，小花梅的表弟1980年生，说表姐小花梅，比他年长2岁，由此可见小花梅应该生于79年。他说：
“我看了结婚证相片，照片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这个问题很严重，两人的年龄根本对不上，结婚证上写的是69年出生，怎么可能是69年出生？他们去调查的结果小花梅妹妹说姐姐比她大9岁，那就是79年出生的，杨某侠是69年出生。”
杨某侠面部照片比对四川南充失踪女李莹，两人面部轮廓高度相似。（网络图片）
疑云南小花梅的身份被移花接木
不少网民怀疑真正的小花梅已经不在，江苏丰县官员将42岁小花梅的身份移花接木到了52岁的杨某侠身上，却忽略了两人相差10岁。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士张建平对本台说:
“都在怀疑小花梅已经不在世了，大家都在怀疑这件事。现在显示的结婚证照片上有钢印。扬庆侠应该就是四川的失踪女李莹，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所以为什么杨某侠生8个孩子的时间无法自然衔接。”
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52岁的锁链女杨某侠在1998年注册婚后的23年内，先后生下8个孩子，最大的23岁，最小1岁8个月。锁链女的大儿子“董香港”，生于1997年香港回归期间，网民怀疑董香港非锁链女所生，董家在1996年间还有一个女子存在，还为董家生子。
在网上公开杨某侠的视频中，记者发现杨某侠指着董家房屋说：“不是东西，全家都是强奸犯”。
被精神病的锁链女在一段视频画面中，指董志民“全家都是强奸犯”。（网络图片）
另外，1984年出生的四川南充女子李莹，1996年12岁时失踪，以此推算现年38岁。假设杨某侠就是李莹，那么董志明家的8个孩子究竟是谁所生，这仍然是一个谜。
北京刑辩律师莫少平认为，政府要想通过技术手段查清此案，其实不难。他对本台说：
“按照现在的科技水平，进行人脸比对，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婚证上的照片是不是现在的锁链女。按照现在的科技水平，一点问题都没有。民间有这种诉求也非常明确，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人脸比对，看是否本人。”
湖南岳阳网民举牌要求政府彻查丰县锁链女奴案。（网络图片）
两志愿者探锁链女被以寻衅滋事拘留
周一深夜，网民“晖思”发文，参与调查锁链女的网民“陈酿数据库”两度被销号。参与协助八孩母亲杨某侠的志愿者者“我能抱起120斤”和“小梦姐姐小拳拳”，已被徐州警方证实，她们涉嫌“寻衅滋事”拘留。另外，湖南岳阳多位网民在当地举牌，要求政府彻查丰县锁链女奴案。
事件发生最早是在1月28日，抖音帐号“徐州一修哥”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女子被人用铁链子锁在一间破屋内，脖子上挂着一只大锁头。该女子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而她竟已是八个孩子的母亲。事件引发海内外民众及媒体的关注。
多面向的中国与失信的政府
徐州丰县被锁喉的八孩母事件，是中国进入2022年后一起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自1月下旬在自媒体上揭开后，至今舆论未息，民情汹涌，在民间的关注度已盖过同一时期举行的北京冬奥会。民众始终把质疑指向官方。政论家邓聿文认为，客观来说，调查一起时间跨度达十几年的事情的确要费些周折，但地方政府的迟钝反应并因此而招致舆论的强烈不满，不客气地讲，是“罪有应得”。
民众的不满即便一时受到压制，也会找到机会发泄出来（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对该起令人悲愤的事情，可从两个层面来阐释。一是由此暴露的多面相的中国及隐藏其中、被表面繁荣而有意遮蔽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从各方挖掘的八孩母遭遇看，此事涉及农村的贫困和社会两极化、妇女的被拐卖及权益保护、精神病人的生存、底层百姓的滥生和传宗接代、乡村的民情和道德等问题，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复杂的多面向的中国，并很大程度表明在经济逐渐发达后，社会和文明转型不是同步跟进的，后者要比前者艰难得多。二是政府的治理危机。八孩母之被全民关注，当然有它的悲剧性元素，打动了人们的恻隐之心，但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在维稳和社会压力之下的挤牙膏式的被动反应和处置不力，让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有一个宣泄的理由和渠道，将平日对所受政府压制特别是因疫情而遭受政府强蛮管制的不满，借此发泄出。
八孩母如果不是因其“丈夫”董某为博流量在抖音上发布这种“卖惨”视频，原本是和过去一样，淹没于时间之中，无人注意的。她的遭遇在她生活的那个乡村，乡民们熟视无睹，最多是发一声同情的叹息。从此角度看，它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过事情的发生也撕开了中国社会的真相，而真相总很残酷，让人愕然。当像董某这样的乡民也玩起了抖音，懂得用视频娱乐和变现，科技的发展和城市化看似使得城乡处于同一文明空间，然而，只要有心，是不难发生在貌似现代化的背后，有些东西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千年都没变过。比如，对妇女儿童的拐卖，将女人当成生育机器。
中国的阴阳两面
八孩母的事情广布后，人们发现在该村还有被拐卖的妇女差不多有同样的“待遇”，原来这是一个有着“收容”被拐卖妇女历史的村子，这里的男人很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娶了老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因此，当董某一边刷着抖音博流量，一边将他被拐来的妻子因为疑为精神问题而把她用一根链条锁住喉咙关在黑暗的小屋，这种反差冲击着许多人的心灵。他们万料不到，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怎么会有这种事出现！但这就是中国，阳光和阴影总是相互伴随的。
中国每年被拐卖的人口是多少，没有一个确切统计，美国曾发报告称中国是人口拐卖大国。在被拐卖的人中，女性占大部分，尤其在早期，更是如此，因为穷。穷人家的女孩或女人被人贩子卖给那些同样穷娶不起老婆的男子，这样的拐卖一般是通过欺诈和欺骗，但对于某些有精神病史的妇女来说，如果她的家里兄弟姐妹又多，其父母有可能出于摆脱麻烦的原因故意把她丢弃，或交到人贩子手上，这种事过去在中国乡村也耳闻过。有人怀疑八孩母很可能也是她的母亲以这种方式让人贩子拐卖的。可见，当贫困威胁到一个家庭的生存时，道德和爱也只能放在一边。
由于被拐卖，在成为那些穷汉的妻子后，极少得到善待的，她们只被看作男人发泄兽欲和生育的工具，除非认命，顺从男人摆布，否则都会受到虐待和毒打，这种情形下，精神就容易出问题。人们在电影《盲山》里，就看到了这样的情景。白雪梅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她被诱拐来到陕西秦岭的一个闭塞山村，成为人妇，她不想像另一个被拐的女人那样认命，反抗和逃跑，然而无济于事。这里的村民，包括村长、邮递员和小学老师等所谓的乡村精英，都是站在那个殴打惩罚她的丈夫一边的，监视她，对她的反抗非但不施以援手，助她脱离苦境，反默认这种现实，成为压迫她的共犯和帮凶，只因在他们看来，白雪梅是花钱买来的，她有义务成为村里的一员，她的反抗会威胁这个贫困村全体村民的利益，《盲山》就这么通过艺术的方式将这种残酷的现实再现给世人。而真实世界很可能比电影展示的更不堪。当贫困威胁到所有人，有可能使每个男人都绝后时，村民的理性选择就是牺牲“白雪梅”，维护男权社会。这是中国几千年的逻辑。因此，在人们的观念得到更新和脱离贫困前，舆论的同情和声援或许最多只能改变个案。
但这是否意味着人们今天还必须接受这种情况。当然不。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为此付出的努力，它包括对不公不义的监督和批评，否则社会就难有进步。而八孩母的遭遇是一个缩影，映照出中国社会丑陋的一面。对于向来把人民利益挂在嘴上的中国政府而言，显然更有责任去改变此种丑恶现象。这不仅因为产生丑陋的部分根源如贫困和两极化很大程度上由政府造成，也是因为在出现这种现象时政府打击不力。如果说在电影《盲山》反映的年代政府打击不力有部分不得已的因素，如前面指出的乡情如此，在中国政府有很大财力并掌握着许多专政工具，民众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在人人都玩抖音，现代技术改变了许多人包括底层百姓的观念，许多人对生男生女、传宗接代不再特别看重的今天，对于这种严重损害妇女权益的事情，还容忍其存在，做不到在第一时间迅速有力的反应，它遭到舆论的批评和抨击，就完全理所当然。
四次通报压不下质疑
丰县和徐州两级地方政府在八孩母事件中被舆论推着走，挤牙膏似的应对远未达到公众对政府应有的处置方式的期待。该起事情涉及十几年前，当时信息有限，官方调查会遇到一些困难，要花一定时间，民众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地方政府很可能基于冬奥维稳的考量，想轻描淡写地把它应付过去。结果民众不买账，发起一波波质疑和声讨。当地政府在半月左右共发布四次通报，1月18日第一次通报称该女子为杨某侠，于1998年8月与董某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时隔两日的通报再称杨某侠98年6月流浪乞讨时，被董某已故父亲收留，此后便生活在一起，且杨某侠有智障表现，同时承认在为其办理结婚登记时，工作人员未对身份信息进行核实。一周后的第三次通报则改称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为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是被同村的桑某某带走丢失的。第四次通报称，杨某侠的丈夫董某以及桑某和其丈夫时某因涉嫌非法拘禁和拐卖妇女罪被拘留。
事情到此似乎水落石出。然而有前媒体调查记者到亚谷村实地调查，推翻了官方第三次通报中的信息和细节，结论是八孩母不是亚谷村的小花梅。众多网民继续扒粪，认为官方为平民愤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一些人咬定八孩母其实就是20多年前被拐卖的成都女孩李萤。情况再次扑朔迷离。官方的公信力至此丧失殆尽。
这不是官方在类似事情中第一次丧失公信力，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起因固然是官方的表现不合人们期待，但大众恐一开始就不信任官方的调查和表态，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事情这个样子，就陷入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不相信的怪圈，用学理的语言讲，中国政府和大众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塔西佗陷阱”，在民众眼里，政府已经完全没有信用。
塔西佗陷阱的出现，每起事件都有具体原因，但它是官民关系长期不睦累积的后果。虽然官方口头上喊为人民服务，然而当政府的政策安排和财富分配不利于民众特别是弱势阶层而集中权力集团时，这样的结局并非让人意外。
可以讲，八孩母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平日容易被忽视的中国社会的另外一些面相，她的悲剧遭遇很多人都有可能碰上，这是舆论特别关注该事件的一个原因。这起事件及其引发的舆论反响，凸显了中国政府的治理失败。在丧失政府信用的条件下要解决八孩母背后涉及的诸多社会问题，对中国政府是一个艰难挑战，很可能是一个完成不了的任务，社会危机随时有可能在此过程中因某个微不足道的意外引爆。这就是该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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