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变心”的外商 为何对中国又回心转意?(组图)

进博会迄今已四届，参展商中的“老朋友”已积淀下不少故事，当然也包括波折。

记者就在本届进博会上，了解到两家参展商的心路之变——他们都曾在近年内，与中国伙伴发生“变心”，或“若即若离”，但随之又难以割舍，继而“回心转意”。

丹麦水泵：后悔“缺席第二届进博会”

比如在技术装备展区的格兰富。总部位于丹麦的格兰富，是全球最大的循环泵制造商，今年携其“灵适预制化智能泵组”新品，在进博会上进行全球首发，以其“工厂预制、现场装备”“数字孪生”等特性，抢占我国新一轮节能减排市场。



水泵属于隐性能耗大户，水泵能耗占全球电力能耗高达10%。与此同时，广泛运用于工业、商业楼宇、民用建筑及市政水务行业的水泵，仅不足1%是可以被数字化监控的。格兰富正是切中这两大痛点，其集全球工程师之力研发的“灵适预制化智能泵组”，在苏州基地生产后，又在山东淄博市两个老旧换热站改造工程中进行首试，结果一个供暖季之后，两个换热站分别较改造前节电80%和19%。与此同时，格兰富运用的“数字孪生”技术，得以对水泵运行状态与能耗进行动态监测分析，用户对水泵的体征、寿命等能做到心中有数，由此从“经验驱动”变为“数据驱动”，减少了70%的非计划停机。

更关键在于，这套智能泵组，系格兰富全球研发、中国制造、中国首试，随后又在中国进行全球首发。此举证明，这家全球公司对“中国市场”的角色定位，已被重新定义。





之所以走出非寻常路，“在于公司对中国市场，有一个从‘不认识’到‘慢慢认识’再到‘全情投入’的过程。”格兰富中国公司副总裁张小岩说。

格兰富公司于1945年建立，是一个家族企业，目前销售遍及全球80余个国家，而与中国结缘则在26年前——

1995年，当时公司第二代掌门人在董事会上力排众议，做出“到中国去，越快越好”的决定。这年，格兰富在华销售约1000万元人民币；1996年，格兰富在苏州投资建厂；2001年中国入世元年，格兰富在华销售额约2亿元人民币；再到2020年，其在中国销售额已超30亿元人民币，占其全球销售额的10%，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格兰富全球最大市场。

由此可见，企二代当年力排众议的决定，而今已收获巨大回报。对于中国市场，格兰富公司自然心存感激，因此2018年首届进博会时，格兰富跟随组展商丹麦工业品联合会，在进博会丹麦国家馆亮相。不过，第二届进博会，格兰富却缺席了。到第三和第四届，格兰富重续进博缘，并且现已签下第五届进博会展位。

对于缘何“走了又回来”，张小岩的解释是，由于第二届进博会中，丹麦大量企业组团在食品和农产品展区隆重亮相，相当于开出另一种呈现方式的“丹麦国家馆”，身处工业领域的格兰富感觉“不搭”，便一时放弃了参展。“不过公司很快就后悔了。2020年，公司义无反顾，决定抛开组展商自行参展，直奔技术装备展区，拿下60平方米展位，且克服疫情影响真诚参展。今年进博会，公司的参展面积更扩大到了100平方米。”





之所以这么快“悔改”，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对中国客户的信任与承诺。“我们的中国客户中，有大量是各省份的投资集团、建设集团等，他们作为各地采购交易团成员，年年都来进博会参观和下单。只有当他们看到格兰富公司坚定参展，才会非常定心和骄傲。”张小岩坦言，“终于发现自己当年一不小心‘失误’了。我们深感，应该更珍惜进博会，因为进博会是我们与中国伙伴彼此交流、增进信任的一个必要平台，是我们向中国市场致敬的最好机会。”

与进博会再次牵手后，格兰富拿出了更大诚意——2021年，公司将其四大板块的全球总部之一即商业建筑总部放在了中国上海。此外，公司已筹划在苏州、无锡工厂之外，持续增加在中国的投资布局。

日本文具：还是中国供应链最靠谱

相比格兰富，进博会参展商LIHITLAB倒是“四朝元老”，从2018年开始，四届进博会一届都没跟丢。

不过，LIHITLAB公司还是主动向记者坦承了自己一度“移情别恋”。

LIHITLAB是日本一家有着83年历史的高品质文具公司。6年前，中国商人徐骏发现我国消费市场出现“文具控”趋势，主动找到LIHITLAB公司执行董事室田徹纪，要求拿下该品牌在中国的总代理权。当时，室田徹纪对中国市场并无兴趣及信心，但万没想到，仅3年时间，徐骏就将中国市场推上了LIHITLAB海外市场的第二位置。这家日本老字号企业再不敢怠慢，频频将新品投向中国，并连续且坚定地参展进博会。



首届进博会，LIHITLAB公司执行董事室田徹纪（左）在自家展台。



室田徹纪保留了历届进博会参展证。



今年进博会开幕前，LIHITLAB公司完成布展后的样子。

但近年来，考虑到土地及人力成本上涨，这家日本公司陆续将部分产品的生产线从浙江、广东等制造基地，向越南、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转移。LIHITLAB中国事业相关负责人戴睿告诉记者，公司在东南亚的一个自建工厂，起初只承接简单的PP（聚丙烯）类产线产品，以及部分笔袋等需要人机配合缝制的产品。但近年来，日本公司愈加发现，中国在土地、人工、工厂运作成本及税收优惠等红利渐渐消失，日本公司为此专门做过测算，同品类、同品质产品在中国和越南，成本要相差30%。因此，2017年左右，日本公司开始陆续将高品质面料笔袋和收纳包等工艺要求较高的产线，也从中国转移到了东南亚。





LIHITLAB公司产品中，部分面料笔袋、包等需要人机配合缝制的产品逐渐向东南亚转移。

“然而这次疫情，暴露了东南亚地区的供应链短板。”戴睿告诉记者，一方面，是交货质量问题。因疫情阻隔，日本公司的品控团队无法到东南亚生产基地，实地指导生产、把控标准。结果，收货的次品率明显提升。一些客户则发现了多款笔袋的细节变化，纷纷询问LIHITLAB公司：原来笔袋针脚都是整齐笔直的，怎么现在变歪了？

相比之下，疫情前的中国制造工厂，早已相当成熟和自律，即便没有日本品控团队“打飞的”前来督察，“无论是原料采购标准、生产工艺还是流水线的先进程度，都完全符合日本公司的高品质要求。交出来的货，质量依然是没话说。”



LIHITLAB公司热销款硅胶类卡通笔筒等产品，由中国供应链来完成，质量就是没话说。

对这家日本企业更大的影响在于，疫情之下，全球唯中国率先复工复产，且疫情防控得力，然而其他制造基地，生产供应极不稳定——缺货对企业而言是更大的灾难，若工厂无法完成订单，企业无产品可卖，就是白白损失大把的生意机会。

因此，痛定思痛之下，去年年底，LIHITLAB公司又开始将部分重要生产线重新移回中国。

“疫情成了一块试金石，对比之下，中国供应链的完备、稳定和靠谱全部凸显出来。”戴睿告诉记者，即便有过短暂“变心”，或是“若即若离”，但他相信，回心转意、再度归来的这些海外企业，“他们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他们对于中国的情感粘连会更深，与中国合作伙伴与用户之间的绑定，也会比以往任何时间都牢固。”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