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妈妈生娃连遭医疗意外 竟没一个医生道歉(组图)
“我怎么都没想到，生完孩子，竟是噩梦的开始。”
整整8个月过去了，华人妈妈Ana Ling难以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
“等”到最后一刻剖腹产
Ana今年29岁，怀孕前后身体都十分健康。
今年1月11日，她在奥克兰市医院生下一个宝宝。
生产过程并不顺利，产妇发烧、胎儿状况不稳定。
令Ana不解的是，从早上6点一直等到下午4点，她才进到产房。
“我没有坚持顺产，但即使母子状况都不好，医生还是一直等，没有跟我沟通是否可以早点剖腹产。”
直到最后一刻情况紧急，她被匆忙推进手术室，剖腹产下婴儿。
不过，好在孩子健康，但Ana的身体，却开始出现状况。
腹部出现不明液体
生完孩子后，Ana的腹部非常肿、硬。
做了CT扫描，医生说是腹腔里有一些液体，但安慰称这是正常现象，身体会自行吸收。
过了2天，Ana还没有排便、通气。
一轮CT扫描、X光等检查后，不明液体依然留在腹部。
随后，医生便阻止Ana进食，只输送一些营业液。
此时Ana的病情愈发严重，正常人的C反应蛋白（CRP）会在5以下，而她一直在450以上，身体已经受到感染或损伤。
几十位医生轮流来诊断，每天抽血化验无数次，但没有人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并且，治疗过程的混乱也让Ana很是困扰。
“有的医生说我可以进食，有的医生又说不行。医生和护士沟通也不顺畅，有时忘记抽血，有时又得多抽一次。”
Ana连续发高烧，根本无法走路、站立，更别说照顾孩子。
最后，医生决定将一根管子放进她的腹部，并排空48小时。
随即，一种棕色液体被排出体外，但医生仍不清楚这是什么。
一轮又一轮的灌肠、结肠镜检查，也没有结果。
令Ana不解的是，医生一直等到48小时后，才开始检查。
“明明可以拿到部分液体后就开始检查，但他们一直在等，也不告知我最新情况。”
最终时间过去了，依然没人知道Ana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剖腹产后又二次开刀
看着医生们束手无策，Ana开始求助远在英国的公公（老公的爸爸）。
公公是一名医生，在和新西兰医生视频会诊后，给出了医疗建议。
这个建议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做CT扫描时，配合喝口服造影剂。
这样可以减少胃肠道的伪影和增加对比，方便在做扫描时看出到底哪里有问题。
随后，Ana被检查出来是盲肠出了问题。
由于盲肠穿孔、发炎，她不得不紧急进行第二次开腹手术，切除一段20cm的盲肠。
而此时距离Ana剖腹产才刚刚过去9天。
更令Ana后怕的是，若是没有公公的建议，医生最后能不能发现问题？若是再晚几天，她还能不能活下来？
“造口人”的生理和心理困境
Anna的腹部，留下来一道长长的剖腹产伤疤，还有一个“造口”。
造口主要就是通过手术将病变的肠段先切除，再将肠管拉出一段，翻转缝于腹壁，通过一个挂在肚子上的“塑料袋”来排泄。
而经过造口手术后，跟很多患者一样，Ana也因此很难接受，陷入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困境。
在医院时还有护士帮忙，但出院回到了家，她只能靠自己。
Ana的身体还十分虚弱，但“塑料袋”每天又要换10多次。
有一次，她不小心没拿稳，“塑料袋”便掉在了地上。
“我的衣服、鞋子，甚至连墙壁上都沾满了我的排泄物”，Ana崩溃大哭。
“我曾每天都想一了百了”
在长达3-4个月的时间里，Ana一直不敢出门。
她害怕一不小心，“塑料袋”出现漏水、漏气、臭味等情况。
她每天都很担心自己的饮食，不敢吃多也害怕吃错。晚上睡觉只敢平躺，肚子到今天依然使不上力。
最令她痛苦的是，她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不能喂母乳，甚至连抱一抱孩子都没有力气。
只有当她坐下，保姆把孩子放在她怀里，她才能稍稍和孩子亲近一些。
她觉得自己初为人母的喜悦，完全被毁了。
“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每天都想过自杀。”
丈夫每天下班回到家，见到的都是以泪洗面的Ana，最亲近的人的安慰也无济于事。
“没有人能理解我，包括我的丈夫”，她陷入自闭、绝望、崩溃等情绪。
“没有一个医生向我道歉”
Ana相信，自己的医疗伤害和身体永久受损，是自满和缺乏经验的医生造成的。
当她做切肠手术时，外科医生告诉她可能是产科医生之前在做紧急剖腹产时伤到了她的肠子，导致盲肠穿孔。
但当她做完二次开腹手术躺在病床上时，妇产科医生进来告诉她这不是他们的错，并试图责怪外科医生的说辞。
“当我病重时，我顾不了那么多，我只想快点好起来。”
“我希望医生负起责任，但没有一个医生向我道歉。”
“这是他们的错，但他们似乎一点也不在乎我的死活。”
Ana已经找到律师向医院发起了投诉信，她想要一个道歉，讨一个公平。
她认为医生在很多医疗阶段可能存在“失误”，比如剖腹产延迟、意外致盲肠穿孔、检查不明棕色液体延迟、经验不足等。
医院出具的医疗报告长达200多页，Ana每读一次，眼泪就忍不住掉一次。
“那些伤疤会愈合，但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可能是永久的。”
而对于事故赔偿局（ACC）漫长的赔付，她也十分无奈。
出院后3个月，ACC才受理她的案子，处理治疗损伤赔付。而对于精神伤害赔付，目前还在评估没有下文。
ACC安排了心理辅导给Ana，但这却给她带来了额外的困扰。
“心理辅导等待时间久，动辄就是一个月。并且有些人根本不了解我的情况，有些人会说太忙约好时间也不来。”
在经历了3轮人员调换后，Ana最近才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但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没有人能拉她一把。
感恩身边人的理解和陪伴
Ana是新加坡华人，老公是英国人，两人于2017年移民新西兰。
当时，他们对这里充满了向往。
尤其对于热爱冲浪等户外运动的Ana来说，新西兰就是人间天堂。
但在经历了这次意外后，Ana连跑、跳都很困难，更别说户外探险了。
与此同时，她对新西兰的医疗也失去了一些信心。
“我再也不敢在这里生孩子了，以后就算生病，我都不敢轻易就医了。”
疫情下，父母没办法飞来新西兰搭把手，只有夫妻俩自己撑着。
Ana在金融公司做客服，老公是木工。经历这起事故后，家庭的经济压力也开始增大。
今年7月，Ana开始重回工作岗位上班。虽说时不时她还会不自觉掉眼泪，但公司都十分理解和包容。
并且公司愿意给她缓冲期慢慢适应，可以请假在家多点时间照顾孩子。
同事也经常给她带午饭，甚至主动到家帮忙打扫卫生做清洁。
身边人都对自己照顾有加，令Ana十分感动，而老公更是一直陪在身边不离不弃。
在Ana最脆弱的时刻，也就是当她做完两次开腹手术躺在病床上时，老公向她求了婚。
这一刻，对她来说意义重大。
生完孩子后，Ana脸上几乎没有笑容。现在作为母亲，她开始慢慢变得强大、乐观。
她希望自己的亲身经历，能唤起人们对产妇的关注。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折射出来的更是整个医疗系统的不足。
目前，奥克兰市医院还没有对Ana的投诉做出任何回应，包括事故调查、道歉、理赔等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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