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这么久的十四五 能解决“跪族”内卷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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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华社《半月谈》发表了一篇文章,直指在大城市中得过且过、失去奋斗意志的高学历年轻人。并把他们称之为城市“蹲族”。



言论一出,争议四起。

文中所定义的城市“蹲族”,可以视为“三和大神”的写字楼版本。只不过“三和大神”是在网吧和临时工地之间反复跳跃,城市“蹲族”则是在出租屋和写字楼之间来回穿梭。

他们的共同点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凑合着过,并保持着极低的消费习惯。 “只要不花钱,就没人能强迫我上班”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有人把这个原因归结为社会问题,政策原因,并提出了“疑问三连”,且收获了最多的点赞。



也有不少人“共鸣”跟帖,认为自己小时候是补习班,长大后是996,都是生活在高压下,暂时的“下蹲”是在思考未来的选择和工作的意义。





这不是个例,文中还指出,原本标志性出现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城市“蹲族”,已在二三线城市蔓延开来。

与城市“蹲族”相比,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不是“就地躺平”,而是选择“放低身段”,向下俯冲。

不久前,深圳中学公布的2020年新入职教师名单显示,该校新入职老师共66人,其中硕士39人、博士21人、博士(后)6人。有17人毕业于北大,16人来自清华,同时不乏来自剑桥、牛津等国外顶尖高校的毕业生。



这也不是个例,除了深圳,放眼全国,广州、杭州、武汉等地中小学都在大力招聘清华北大硕士、博士生进入教师岗位。

除了进中学之外,这些清北硕博对街道办也青睐有加。

杭州市余杭区政府就曾公开表示,自2017年至目前,至少有102名清北硕博来余杭区工作。

以前流传一句话,“清北高材生跑部委”,现在变成了街道办。

把这些现象联系到一起,我们不得不承认,内卷正在向高端人才蔓延。

内卷是近两年流行起来的词,可以狭义理解为,社会新增的就业岗位,跟不上人才增加的速度,导致竞争越来越激烈,待遇降低。



我本不愿意提这个严肃而又庞大的话题,但是近日研读“两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发现:

十三五期间,因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1.6%。而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提高到60%。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会越来越严峻、内卷愈演愈烈?

仔细研究《纲要》之后,我却发现,背后有着一个天大的局。或者说,这是一个已经预谋很久,还将继续下去的大局。

此事,关乎这届年轻人找不找得到合适的工作,以及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01

有没有想过,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为什么能够快速承接美国等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

是国际环境?国家政策?还是引入外资?

诚然,这些都是重要推动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我们国家普及了基础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想挣钱而又有能力挣钱的人。

这一切,要从1985年讲起。

这一年,邓小平明确指出,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搞经济,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同时,邓公还指出:

“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并在多次会议中强调,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于是,在同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确定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简称“普九”)。



要完成“普九”的目标,立法保障是前提。可是,法规该怎么写,写什么,可行性如何,执行优先级有多高?

一连串问题,一个比一个棘手。

当时,全国教委为了《义务教育法》起草小组组长人选,物色了十几人都没有找到合适人选,因为只有真正了解我国基层教育,并具备一定政务经验的专业人员,才能胜任该工作。

《义务教育法》既要立足于现在,又要着眼于未来。

随着挑选范围的不断扩大,教委遴选人员注意到了柳斌的简历,并推荐给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

“这个就可以嘛!学师范的,当过大学和中学老师,对教育比较熟悉,又爬过各种台阶。”万里对柳斌赞许有加。



于是,柳斌成为了国家教委副主任,并担任《义务教育法》起草小组组长,组织起草新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

确实,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既在偏远的江西萍乡二中任过职,又当过江西省副省长,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其钟爱的教育事业的柳斌,是该岗位的不二人选。

义务教育并不是什么新名词,当时我国已经有将近40年普及小学教育的经验可供借鉴。但是,鉴于当时的国情和较低的经济水平,法律制定过程困难不少。

最大的困难是经费。

制定《义务教育法》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普九”是否全部免费?

柳斌和同事们算了一笔账,除了学费,按照当时标准,每年全国中小学生仅杂费就高达6亿元左右。

对于1985年的中国来说,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但“普九”是个硬指标,必须要执行下去。于是,经过全国人大讨论后,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案: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费,但收取一部分杂费,用于学校办公用品、水电等日常支出。

而这一政策,一启动,就是全国普及。

正如柳斌所说,“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办这么规模宏大的义务教育,确实是举世无双。全国都在为筹措义务教育经费而努力奋斗, 并且奋斗了几十年。”

1985年到2000年的15年时间里,我国筹款达数千亿,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也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我们全民受教育水平由1985年以前的人均4.3年,提高到 2000年的人均8.1年。

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教育投入,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资源。

人口红利,开始显露。

这些接受过完整九年义务教育的产业工人,让“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

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出现了问题。

杂费,刚开始确实极低,但这个口子后来却成为了部分学校乱收费的借口,杂费雪球越滚越大,甚至让一些贫困学生因此上不起学。



这个杂费,一直是柳斌的心结。他说,义务教育一定要全免费,而且还要给困难学子补助,这才是我们普九的初衷。

随后,柳斌一直为此奔波,“无论有何困难,一定要让娃娃们上满九年学。”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06年,国务院将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体系,那一年9月1日,修订后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这还不够,从2007年开始,全国农村在免除学杂费基础上,还免收书本费,1.5亿学生因此受益。并且,从2008年开始,再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额外补助生活费。

至此,教育的公平性,被最大化摊平。

随着教育的普及,我国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果,成了和美国同一量级的经济大国。

不过,我们挣的却是最辛苦的那一部分钱。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代工”,而附加值高的品牌和研发大多数都被发达国家垄断。

由于代工,对外依赖程度高。一旦国际环境有变,出口受阻、内需有限,工厂就开始卷了。

直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当年我的堂叔初中毕业后去南方广州打工,却碰了一鼻子灰。大部分厂子要么不招人,要么挂一个“只招女工”的牌子,工资给得也更低。

稍微年长一点的读者,应该记得当初富士康的“13连跳”。他们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有的还念过高中。



他们曾经也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但是,长期以来,日夜颠倒,高强度、高时长的流水线工作,把人当作了机器,他们不堪重负。

他们的底薪只有900元,即便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领到的薪水也不过2000元。

他们扛不住了,走了极端,最年轻的仅18岁,年长的也不过20出头。

我们不能总为发达国家打工,我们流水线上的工人就该996,就该日夜颠倒么?

眼下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是,向下俯冲。博士生挤死硕士生,硕士生挤死本科生,本科生挤死专科生,专科生挤死中学生……

让产业和人才恶行循环。

另一条是,向上冲刺。低端产业升级成中端,中端升级成高端,高端冲刺研发和品牌,制定行业标准……

让产业和人才良性循环。

很明显,我们国家选择了第二条路。

我们现有的人才已经这么多,“内卷”这么严重,还需要扩招吗?

02

关于高等教育的扩招,与一位经济学家有关。

有人称他为“教育产业之父”,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精英化的局面,让更多学生得以享受高等教育,从而改变命运。

怎么夸赞都不为过。

也有人称他为“学历贬值”的始作俑者,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举全家之力供养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工资少得可怜。

怎么痛骂都不解恨。

这个人叫汤敏,一个被知识改变命运的人。



1977年,从报纸上得知恢复高考消息的汤敏非常兴奋。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当时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知道知识的重要了。”

那一年,他心无旁骛,全面备考,最终被武汉大学数学系录取了。在武大,除了数学,汤敏又学习了很多经济方面的课程。

60、70年代的中国,初、高中毕业就算知识分子,更何况在武大数学和经济学双修的汤敏。

他一毕业就被母校留下,任教经济管理系。并于1984年被公派留学到美国依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汤敏受聘于亚洲开发银行,命运再度转折。

他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共同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曾在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这部专著还是他撰写的众多经济类文章,其影响力都远不及他与妻子左小蕾1998年撰写、被国家采纳的高校扩招谏言——《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

图源:腾讯教育

这个具备前瞻性的建议书被国家采纳后,中国的高校扩招在1999年正式拉开序幕。

然而,要猛然间放开口子,把高校招生量扩大一倍,各利益阵营争议四起。

尤其是高学历的既得利益者、精英,一旦扩招,他们的稀缺性就会大大降低。

针对社会上的不同声音,汤敏认为,高校扩招不能等,经济发展也不能等,高等教育一定是面向大众、面向产业的。

而不是现在由财政全揽并包分配的“精英教育”。

何为精英教育?

关于高等教育,国际上有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划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

划分标准是18-22岁的适龄青年入大学率,一般认为如果低于15%为精英教育,超过20%后称之为进入大众化教育时期。

1990年代以前,中国的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特别低,把正规大学、自学考试、电大全部加起来也才4%。

为什么这么低?

主要还是因为国家穷。

因为当时的大学是计划经济模式,住宿不要钱,学费不要钱,一大半学生还有助学金,只要能考上,毕业就是干部身份,是铁饭碗。农村娃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城里娃也不用接替“提前退休”父母的岗位。

当时,谁村要是出一个大学生,是要大摆宴席的,在全村面前“长脸”的家长牛气过谢广坤。



不过,高等教育庞大的资金投入,给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所以每年只招收了极少部分人。

严格说来,当时的高校教育是名副其实的精英教育模式。

不过,很快,中国又像当初勒紧裤腰带搞“普九”一样,又勒起裤腰带搞起了高等教育。

道理很简单,高等教育不能普及是因为国家穷。国家穷,是因为缺少高端产业。缺少高端产业,是因为能做高端产业的人。

要打破这一“死循环”,就要普及高等教育。

1999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在100万左右。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500万。



仅仅十年间,中国大学毕业人数就增长了5倍之多,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

2009年的500万高校毕业人数只是开始,到了2019年,数字涨到了800万。

还是十年时间,通过对教育资源的持续投入和扩招,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几乎变成了普及教育。



九年义务教育的确为工厂源源不断地输出了优质劳动力,但中低端制造已经做到全球最大,劳动力已经饱和。

我们需要抓住机会,向中高端产业冲刺。

互联网产业,就是一个典型得正面案例。

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首先在美国爆发,并在本世纪初蔓延到了中国。

马云、李彦宏、王兴、张一鸣等创业者抓住了互联网普及的红利,更多的普通人也扎堆到互联网大潮中。

截至到2009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5190万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占2161万人。



互联网是一个资金和人才密集型行业,在我们扩招的第一个十年中,互联网、通信、电子等工业和科技领域,容纳了上千万高校毕业生。

至今,互联网还是平均工资最高的产业之一。

而在扩招的第二个十年,截止到2019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超过1.2亿人。

不过,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接近尾声,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感受到越来越重的就业压力。

于是,内卷的呼声纷至沓来。

此时,我们看到,互联网的风口止息之后,能够容纳更多劳动力、吸纳更多资本的制造业,浮出水面。

尤其是更能挣钱的高端制造业,才是我们持久的战地。



因此,打破西方垄断已久的高端制造业,释放出更多岗位,成为了百年大局中最关键的一环。

往小了说是解决人才内卷,让我们的人才享受同西方相同的工作待遇,不再充当他们的“打工仔”;往大了说关乎国运,是一场不能输的战争。

当下,我们处在产业升级、打破西方垄断的“阵痛期”。

度过去,前途一片光明。过不去,甚至连汤也喝不到。

03

要发展高端制造业,谈何容易?

《纲要》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我们要培养大量高精端人才在高端制造领域攻城掠地。

有人会说了,连博士生都“降低身段”,去中学和街道办了,我们的高端人才难道还不够么?

事实上,还真不够。

截至2019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约88.03万人。2020年被被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尚未公布,但估计在6.5万人左右。如果加上这6.5万,那到目前为止,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约有94.53万人。

保守地按14亿人口计算,那么中国博士占人口的比重为1/1481、万分之6.75,远低于主流发达国家水平(美国约为1%)。



可见,对于抢占高端制造业阵地来说,我们的博士生还远远不够。

“十四五”期间正是第一个百年的总结和第二个百年的开端,如何打响第二个百年的制造业“头炮”?《纲要》已经明确写出了:

那就是掀起攻克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的大浪潮。

其中重点攻关的科研领域包括以下七大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与健康、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探测。这些领域势必会投入大量资金,以及吸引大量人才,并带动以下相关产业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政府也制定了清晰的目标:未来5年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要超过17%。

为此,《纲要》从多方面对发展高端制造业进行保驾护航。

在大环境方面:进一步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支撑点为扩大内需和产业升级。

在人才培养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并在2025年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提高到60%。



在研发投入方面: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引入更多人才。



在资金保障方面:我们明确指出了,银行会给实体经济较大幅度的支持,比如说低息贷款。还有推进数字货币试点使用。



关于为何要推广数字人民币,有必要再强调一下。



数字货币对于资金流向有很好的调控作用,比如保障更多资金流入到制造业,比如让国家补贴的费用越过“中间层”,直接下达到个人账户,以及反洗钱等等。

举个例子,毕业工作五年的张三想创业,向国家申请了一笔50万贷款,国家大笔一挥,钱立马到账。

但是,这笔钱是做实业的专项资金,如果张三想挪作他用,比如买房、炒股,那就不行,因为数字货币已经把这个口子封了。

为了高端制造业,《纲要》如此缜密排兵布阵,过分了吗?

不仅不过分,就算称之为百年大计,也并不为过。

高端制造业在国际上是零和游戏,不存在和谐共处。世界的竞争说白了,就是为了争抢高端制造业提供高薪就业岗位。

以美国打压我们的芯片产业为例,由于美国人掌握了芯片生产设备和高端芯片中的关键技术。



美国通过生产设备供给控制了芯片制造厂,禁止各个芯片代工厂为华为制造芯片,那么华为在该领域的工作岗位就会丢失。

失去了高端芯片供应的华为,营收就会下降,整个公司提供的高薪工作岗位数量也会下降,原本的高薪岗位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华为被美国打压的时候,不仅华为的十几万中国籍员工会面临就业问题,我们的高校毕业生的流向也会受到挤压。

比如,武汉理工大学2019届毕业生去向,有276人去了华为。



上海交大2019届毕业生去向,有高达336名毕业生去了华为。



除此之外,对于2019届毕业生,华为还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聘了648名毕业生;在浙江大学招募了550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招聘了472人,每年招聘的应届生数量高达一万人。

而华为在境外的竞争对手是高通、苹果、爱立信等跨国巨头,因此华为一旦退出市场,意味着大量高薪的工作岗位会流向境外,我们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也会再次外流。

不只是华为,我国的航天产业、军事工业,生物技术,材料工业等等,都遭到了美国的压制。

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是,像联想、浪潮、小米、VIVO、OPPO等企业,美国如果孤注一掷,随时都可以掐着他们的脖子,甚至控制他们提供高端工作岗位的多少。

怎么办?只有自己争口气。

如果我们的高端制造业提供的高薪岗位够多,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么累。

我们的孩子就不会因为竞争激烈,天天打鸡血似的学习,我们的职场就不会有那么多“996”,甚至“007”。



只有我们不断地进行产业升级,不断地扩大中高端工作岗位的供给,人人都有机会向上冲刺,不再回头向下俯冲,内卷才会缓解,甚至消失。

尾声

我想,此时,文章开头关于城市“蹲族”的争议和清北硕博“放低身段”的现象,大家心里应该有答案了。

不过,我还是要对城市“蹲族”争议中点赞最高的“疑问三连”:社会、政策方面的原因吗?谁不想找好工作?谁不想多挣钱?多说一句。

借用该文章后面一位网友的留言,这三个反问看似句句在理,实则完全是推卸责任的思维逻辑。



正如《觉醒年代》陈独秀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等事情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扛起来了。

再送给城市“蹲族”一句话——别混日子了,当心日子把你混了。



当国家非常困难时,我们勒紧裤腰带,也要完成“普九”任务;当国家困难稍缓时,我们马不停蹄地把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

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正是这些年轻人,让我们在“质优价廉”赛道上一骑绝尘,“中国制造”遍布世界各地。

现在,我们要发力高端制造业,在“质优价高”这条赛道上同发达国家竞争。

我们喝腻了汤,也要吃肉。

尽管在人才质量和顶尖技术上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一些距离,但是以我们的体量和人才储备速度,必然会把他们一个个挤下去,于是他们怕了,他们抱团,各种制裁毫不手软。

但我们不怕,狭路相逢勇者胜。

发展高端制造业,既凝结了历史经验又着眼于未来,是第二个百年中不能输,也输不起的战争。

还是那句话,更多的高端人才,才能发展好高端产业,更多的高端产业才能承接更多的高等教育人才。

我国每年教育总投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教育支出成为我国最大的公共财政支出。

很明显,这个钱还要继续花。并且,还要花得更多。

这注定是属于勇者的时代。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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