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不要忠诚的废物 解码北京整顿香港选举目的(图)

北京治港政策的轮番调整，背后是对于香港深层次矛盾的关注。图为2019年12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AP)

北京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成为2021年中国两会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国副总理韩正，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接见港区政协委员时表示；“希望在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有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助于下一步下大力气，解决香港经济民生问题，为破解深层次问题铺路……”

从韩正的话中不难看出，北京主导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改革的目的，不仅针对“反中乱港势力与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意图“夺取香港管治权”的动作，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为解决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整顿，不仅仅是针对反对派，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对建制派、商界的鞭策和敲打。

在3月5日开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其中一项议程就是审议《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这是北京正式整顿香港选举制度的开始。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对上述决定草案内容作说明时，批评香港“反中乱港势力与本土激进分离势力”，通过特区选举平台，“妄图通过选举掌控香港立法会主导权，夺取香港管治权”。

而韩正在上述场合则提到，他多番要求政协向特区政府提出方法，有效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房屋及经济发展，另外亦需规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及经济转营方面，思考如何做得更好。言外之意就是，治港者在有效解决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等问题上，需要做到更好。

这无疑是对建制派的治港者治港能力不足的批评，和对未来爱国者治港中的治港者的鞭策。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的话来说，“中央决心打造的不是橡皮图章或忠诚的废物，而是贤能的爱国者。”

香港修例风波所引发的街头运动，港府的进退失据仿佛还在昨天。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一举赢得区议会选举的绝大多数席位，曾经常年具有领先优势的建制派遭遇香港回归中国22年以来的最大溃败。建制派输得如此“惨烈”——在香港18个区合计452个民选议席中，泛民赢得了385席，获得区议会的控制权，建制派只剩下59席，丧失区议会话语权，让各界乃至北京中央政府感到惊讶。

外界皆以为北京整饬香港选举制度，是在剑指泛民。但港人皆知，香港的问题之所以是结构性的，是因为香港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泛民或者“港独”能够解释的。田飞龙所说的“忠诚的废物”，即大量没有能力，只知道喊忠诚口号的建制派力量，也已经被北京认为是阻碍香港长治久安的势力。乱时不能出力，承平时不能实践“港人治港”中的“治理”本意，这已经是香港人的共识。很多时候港人对北京的“反感”不是来自于北京，而是对北京在港的“代言人”建制力量无能的愤慨。



有大量青年及学生参与的修例风波，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问题。（HK01）

近年来北京一再强调香港要下大力气解决住房难、贫富悬殊等深层次矛盾，但成效不彰，这之中除了体系的问题，自然也有治港者能力不足的问题。以当前香港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在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上要想有大作为，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治港者的能力同样是关键。香港要想由乱到治，二者缺一不可。

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最显著表现就是：房价高企、贫富差距悬殊、经济结构单一、产业空心化、年轻人向上流动难……以住房问题为例，相对于“四大家族”在房地产领域赚取巨额财富，并助力香港成为世界上房价最为昂贵的城市，香港普通人糟糕的居住条件早已成为社会共识，对于初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房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房租的压力早已不堪重负。

香港房屋的高租金和高楼价，除了给年轻人生活带来相当大的生活和精神负担外，也扼杀了他们很多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有不少有能力之人于是纷纷到深圳等地寻求发展。而那些处在香港社会最底层的、没有办法走出去的年轻人自然安居无望，成为香港年轻人对港府产生不满和抗拒的重要源头。

当然，这一切可能不能完全归咎于商界，因为资本逐利是商人本性。而北京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整顿以及其他治港政策的变化表明，香港奠基于殖民时期，延续至今的“政商共治”的管治模式——真正主导政府决策的是商界，官员往往沦为商界“政策”的执行者——大概率将走到尽头。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