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抵制北京冬奥?赞助商面临的压力不断加大(图)

资料照片：流亡藏人在印度达兰萨拉抗议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2021年2月3日）


维吾尔权利团体敦促同意赞助北京冬奥会的跨国企业抵制他们所说的“种族灭绝运动会”。这些团体呼吁这些公司在2022年冬奥会之前利用他们的平台让世界了解北京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

著名赞助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家表示支持维吾尔人发起的要求正义的运动。

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因为这些公司还没有感受到政治压力。他们预计政治压力会随着冬奥会的日益临近而增加。

马塞诸塞州史密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安德鲁·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距运动会开幕还有12个月。我认为有些公司尚未谈论抵制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感受到政治压力或抵制会对他们自己的产品造成的影响。但是他们会感受到。这会越来越多。”

他又说，“美国公司都会评估政治抗议的状态和抵制的状态。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愤怒才刚刚开始。”

坏名声

北京冬奥会计划2022年2月4日到20日举行。

《奥运的诅咒：奥运、世足等大型运动赛会背后的经济豪赌》(Circus Maximus: The Economic Gamble Behind Hosting the Olympics and the World Cup)一书的作者辛巴里斯说，他预计中国新疆、香港和西藏的侵权行为会产生更多的“难堪”和“坏名声”，可能会给中国主办冬奥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公关损失。”

辛巴里斯教授说，这可能促使美国饮料公司可口可乐(Coca Cola)或其它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计划(TOP）的企业在一场法律战中动用他们的影响力或与国际奥委会重新谈判他们的赞助协议，不过，这种角力由于不利于公关，不会在公开场合进行。

美国之音给几家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发出了电子邮件，包括可口可乐，民宿网站爱彼迎(Airbnb)、三星电子(Samsung)和英特尔（Intel）等企业，但多数没有答复。

欧米伽(Omega)在给美国之音的回复中拒绝就上述议题置评，理由是这些议题超出了该公司作为奥运会官方计时员的角色范围。

安联(Allianz)公司对美国之音说，依然致力于执行2021年到2028年间的赞助合约，因为“我们希望有可见度”，不过公司声称“对任何类型的歧视都持零容忍的态度。”

向中国磕头？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Dilxat Raxit）指责国际奥委会和宣扬自身践行社会责任的爱彼迎等赞助商向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磕头。

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这些公司继续将他们的品牌与“种族灭绝运动会”连在一起，这些公司经会付出商业代价。

他说：“只有抵制才能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任何形式的妥协都会被北京用来推动其政治议程。我们要求对北京主办冬奥会持更加强硬的立场，因为放软身段就是掩饰对威权政权的支持。”

维吾尔活动人士在全球运动中要求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们撤销对北京冬奥会的赞助。爱彼迎据信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据报道，他们的这场全球运动将把爱彼迎的客房照片与新疆再教育营的照片相比较。

一个由180多个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也要求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理由是北京方面的大规模侵权行为违背了奥运宪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坚决否认这些人权组织提出的批评。他说：“出于政治动机，试图干扰、阻碍、破坏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行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相信这样的举动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注定不会得逞。”中国一直否认在新疆践踏人权的指称，并称那些营地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政治意识的增加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政界人士已经开始发声。他们敦促各自国家的政府在国际奥委会拒绝把冬奥会挪到另外一个城市举行的情况下就不要派运动员或外交官参加冬奥会。

辛巴里斯说，政治意识的增加也可能导致运动员通过社交媒体发声。

辛巴里斯说，估计显示，运动员在美国推出的吸引粉丝的政治贴文可能会在社交媒体创造12亿美元的收入。

但也有人呼吁不要抵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主任兰普顿(David Lampton)上星期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抵制的想法会遇到阻力，并证明没有效力，就像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进行抵制一样。

没有效力的抵制

他又说，除抵制外，“有加强全球准则的其它有效方法。”

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侍建宇（Chien-yu Shih）说，他虽然担心受到最大影响的不是中国而是运动员，但他还是觉得抵制是适当的。

侍建宇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有必要利用抵制来向中国施压。但是否应该抵制还是要再看看。我同意此类（抵制）可能不会解决任何事情，只能是让中国丢脸。中国可能不会在乎，因为自己的形象一直不好。”

北京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席王欣(Xin Wang)表示，参加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计划的顶级赞助商也不没有那种真的可以在人权问题上说到做到的奢侈。

王欣对美国之音说，“赞助商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公司可能会谈论权利或与政治有关的议题。但经济利益将决定他们是否会最终采取行动。”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