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仰光亲历缅甸政变:昂山素季与军方的权力游戏(图)

昂山素季与军方的权力游戏：缅甸的民主希望是如何破灭的



周二，缅甸仰光。一名高级军官到访一座印度教寺庙时，守卫现场的士兵。 THE NEW YORK TIMES

缅甸曾经一度令人鼓舞的民主开端遭受惨败，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因素有意或无意地铸成了这一结果。但是，活动人士和专家说，它的主要推动力是军方与该国文职领导人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之间多年来的权力斗争。

民主过渡可能是一个混乱的过程。旧政权往往会逐步缓慢放弃权力。在可能持续数十年的过渡阶段，威权主义和民主制度常常并存。如果它们相处得还不错，并且对最终目标有共同的理解，那么它们就有机会达成目标。

那曾经是缅甸的希望。经过数十年的铁腕统治，该国的军政府在2011年开始将权力移交给文职政府。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在2015年的大选中获胜后，政府由她领导。她因反抗军政府统治而被软禁多年，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在过去几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方加剧了一场苦涩的、越来越激烈的零和竞争，而不是共存。最后，昂山素季输给了拿着枪的一方。她再次成为囚犯。


他们的斗争发生在数十年内部冲突的背景下，军队与种族和分裂主义团体相互对立，包括军方领导的针对罗辛亚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种族清洗运动。危机感和围困感加速了缅甸高层权力斗争，反过来又加剧了双方为从中获取政治利益的流血冲突。

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学者阿维纳什·帕利瓦尔(Avinash Paliwal)说，双方“在竞争的过程中，不仅使和平进程失败，而且切断了民主过渡的成果”。

强人和将军

对缅甸的预期通常看上去很像南非模式。在那里，种族隔离时代最后一个统治者F·W·德克勒克(F. W. De Klerk)迫使白人接受新的民主秩序。作为交换，第一位完全民主的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保护白人利益，确保获得该国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支持。

这是一个时间线跨越几代人、有着令人不安的折中取舍的模式。在智利，军政府领导人放弃了权力，以换取终身特权和保护，其中许多特权和保护措施持续了30年。

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驻新加坡的学者亚伦·康纳利(Aaron Connelly)表示：“吴登盛(Thein Sein)在早期的确扮演了德克勒克的角色，”他指的是于2011年自愿移交权力的缅甸军政府领导人。“但是昂山素季却没有像曼德拉那样。因此，她有机会与吴登盛结成伙伴关系，但是这种合作从未实现。”



昂山素季2012年在昂班竞选议会议员。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昂山素季的批评者指责她没有让缅甸的政治派别参与民主过渡，却主要设法把它们排除在外。他们指责她把自己的政党架空，用溜须拍马者取代经验丰富的老手；清洗潜在的竞争对手；加强对记者的限制；将缅甸少数民族边缘化，以增强她所属的缅人的支持；巩固统治——就连她党内的一些成员都将其描述为专制统治的开端。

帕利瓦尔说：“这变成了一人政党。”

即使在2017年军方系统性杀害罗辛亚穆斯林最严重的时期，一些活动人士和民间社会领袖告诉我，他们认为昂山素季对民主构成的威胁几乎和军方相当。

“没有真正的民主价值观迹象，”一个民主团体的负责人觉杜(Kyaw Thu)说。“任何不支持他们议程的人都是敌人。”

去年11月，昂山素季政府禁止大量缅甸少数民族参加全国大选，这些少数民族通常支持自己的政党。她的政党随后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军事领导人也逐步背信弃义，强硬派坚持并最终通过武力夺取了他们认为被错误拿走的权力。

“我认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会赢得选举，”康奈利说。他指的是军队的代理政党。但是该党在2015年惨败，在去年11月输得更惨，从而限制了军方的影响力。

在此期间，昂山素季女士一次又一次地采取行动，削弱军队剩余的权力，包括保证保留议会四分之一的席位。康纳利称这是“她做过的最冒险的事情”。

不断升级的斗争

外界通常认为，昂山素季支持军方对罗辛亚穆斯林的种族清洗，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或是出于冷漠的自私。她保护将军们，以免他们背叛她。

但许多分析人士和活动人士认为，她为军队清洗罗辛亚人辩护是出于真诚的信念。多年来，她一直表示，罗辛亚人是非法的外国人，受到鲜为人知的外部势力的支持，对缅甸占多数的佛教徒构成威胁。

帕利瓦尔说，她的直言不讳对于安抚军方产生了反效果，在反罗辛亚情绪方面反而“胜过”了军方。缅甸佛教徒在社交媒体上称赞昂山素季领导了对抗罗辛亚人威胁的行动。



2017年，罗兴亚难民从缅甸穿越边境前往孟加拉国。 TOMAS MUNIT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与此同时，军官们首当其冲地受到国际制裁，包括在本周政变中掌权的军事领导人敏昂莱(Min Aung Hlaing)大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缅甸几起缓慢爆发的叛乱，这种循环不断出现。

“她的立场实际上比军方强硬得多，”康纳利说，他指的是在长期动荡的若开邦发生的一场特别血腥的战役。“军方要求停火，昂山素季本应在其中发挥作用，呼吁若开邦举行选举。她拒绝这样做，所以停火就白费了。”

这些事件加深了零和博弈甚至是致命的权力斗争意识，“为（军官中的）保守派叛乱创造了条件”，帕利瓦尔说。他提到了自己在若开邦战场上经历的一些最激烈的战斗。

一场不流血但同样激烈的斗争也在首都上演。2020年1月，昂山素季接待了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显然是希望替换那些她因为保护军队而失去的国际盟友。

但缅甸军方领导人普遍将中国视为支持该国叛乱的敌人。外界认为，缅甸军政府交出权力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打破中国对缅甸的控制，希望昂山素季能从西方获得支持。相反，她让习近平大摇大摆穿过首都。

两个月后，昂山素季试图推动宪法修正案，将军方在议会中的份额从25%逐步缩减至5%。尽管失败了，但这是对一个有权力开枪还击的机构的政治打击。

她所在的政党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进一步减少了军方代理党所占的席位。敏昂莱将军定于今年晚些时候退休。在将军们看来，这可能像是一扇窗户正在关闭。



2018年，敏昂莱大将在内比都一家博物馆举行的军事领导人肖像展览中被授予最高荣誉。 MINZAYAR O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政治科学家将民主过渡比作契约，是一种国家利益攸关者之间达成的协议，认为某些新体制将比旧体制更好。但如果这些势力认为变革不再有价值，或认为其他各方不再值得信任，协议就会破裂。

多年来，缅甸军方和昂山素季都在削弱这一协议。本周的政变只是一系列削减中的最后一项。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政权的崩溃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说明了实现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过渡有多么艰难——尽管在这个威权主义者日益收紧控制、民主倒退的时代，这种过渡越来越罕见。但这也和强硬的性格与顽固的机构有关，事实证明，各方不愿意或无法走得更远。

“他们改变了战略，”康纳利谈到将军们时说，“决定自己攫取权力。”

在仰光亲历缅甸政变



在缅甸仰光，一名士兵在一座印度教寺庙外站岗。 AUNG KYAW HTET/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缅甸仰光——周一早上6点，我的手机无情地响起来。我没理会第一个电话，以为是台湾朋友忘记了时差。我挣扎着想接着睡，然后看到母亲的名字在屏幕上闪过。母亲住在缅甸中部的曼德勒，离仰光大约400英里，她从来不会一大清早打电话。

几个小时后，缅甸最近选举产生的议会预计将召开第一次会议。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赢得了超过80%的选票，即将开始其政府的第二个任期。敏昂莱(Min Aung Hlaing)大将领导的军方一直在质疑选举的有效性。整个周末，我和亲朋的大部分对话都是讨论政变的可能性。

看到母亲打来电话，我知道，政变发生了。

“去你阿姨家吧，”妈妈对我说。和家人聚在一起，不要相信别人。我的祖父母来自弱势的少数民族，在1962年的政变中，他们躲进不同家庭成员家中。在那场事变中，奈温(Ne Win)将军领导的军队取代了总理吴努(U Nu)的文官政府。



1988年，在学生领导的反独裁起义中，面对总统盛伦(Sein Lwin)的镇压，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时而走上街头游行，时而钻进下水道躲避枪击。那次残酷镇压之后，昂山素季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尽管赢得了1990年的选举，昂山素季和其他全国民主联盟的高级官员仍被软禁，军方在政变后重新塑造了自己持续统治国家的角色。接下来的20年里都没有举行选举。

和妈妈通话后，我感到麻木，但慢慢地恢复了镇静。我试着给阿姨打电话，但是打不通。我吓坏了。当局封锁了手机和互联网，但并不彻底。

最终，我意识到宽带网络还能用，我开始给记者和活动人士朋友们发信息。他们把他们知道的都告诉了我。军方逮捕了昂山素季以及全国民主联盟的其他领导人。我们分享信息，对比各种谣言，并且互相安慰。

我担心政府可能会在切断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之后断电或断水。我把水灌进公寓的水箱，给能找到的所有电子设备和充电宝充上电。早上7点左右，我走出位于唐人街区的公寓，这里距离市政厅大约20分钟。我想和人们交谈。从我的阳台望去，街道上似乎空荡荡的，但我还没看到任何士兵。我给猫留了食物就出去了。

我走到附近一个生鲜市场，经过茶馆，这里是传统的社交网络，可以听到附近的新闻，听到这个国家的喧嚣。我走过一座古老的华人寺庙、几家金店，以及2010年半民主过渡开始后出现的银行和咖啡馆。

一切都显得正常无比。僧尼们穿着一致的僧袍，排着整齐的队伍，收取晨间的布施。市政官员向小贩收取贿赂。人们购买菊花和茉莉花供奉神龛。

我开始拍照。相机带来了一种紧张的情绪。有些人把身子歪到一边。也有人用手捂住脸。我注意到，最近挂在许多阳台、店面和汽车保险杠上的全国民主联盟旗子——鲜红的旗帜上，金色孔雀奔向一颗星星——不见了。我看到一个小贩一丝不苟地从槟榔车上刮下全国民主联盟贴纸。

新冠疫情期间，一个家庭只允许一名成员来生鲜市场购物。那天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样的限制；全家人都来到市场购物。一个卖芋头和红薯的女人对一名店主说：“我告诉过你。我们知道他们怎么回事。”

经过我家街角的茶馆时，我看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就算有疫情，他也总要来茶馆坐坐，他告诉身边的同伴，“没办法。我们也无能为力。”

一个小时后我回到家时，街上仍然很安静。人们认识到了政变的现实，恐慌似乎开始蔓延。银行和自动取款机外排起长队。人们开始涌向金店，把货币兑换成黄金。对早期政变的记忆——军队废除货币，实行长期镇压——开始指引人们的行为。

人们开始购买大米。只要有足够的大米，就可以熬过宵禁，熬过长期镇压。我家那条街上，三轮车夫运送着100磅一袋的大米。当时我手头的大米还不到10磅。

大约上午10点。我锁好公寓，去了街角的阿姨家。上午的狂乱已被压抑的情绪取代。外面还有小贩，但是银行和其他商店都关门了。我到了阿姨家，发现大门口堆着四袋100磅的大米。

片刻之后，我们听到街上传来的音乐和吟唱。挂着缅甸国旗的卡车队伍驶过街道，车上载着身穿迷彩服、手持传统宝剑的年轻男人。他们高呼口号，支持军方和现在的最高权威、武装部队指挥官敏昂莱将军。

人们在阳台上静静观看，并且拍照留念。卡车在满载佛教僧侣的汽车陪同下开往仰光市政厅，参加支持政变的集会。阿姨经历了1988年的镇压和1990年的政变，她开起了玩笑。“现在我们是朝鲜了，”她咯咯笑着说。“和以前一样。太有意思了。”

我们在中午左右吃了午饭。有些人的手机服务已经恢复了。Facebook上经过验证的全国民主联盟官方主页开始发送信息，要人们抗议，尽管主页管理员已经被捕。听着家人的谈话，我有一种清晰的感觉，仿佛回到了过去与世隔绝的缅甸，那时出国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昂贵且非法。

“1990年发生过一次政变，现在又发生了一次，”姨夫说，60多岁的他又经历了第三次政变。“我们已经自由了10年，”他还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到那样的生活。”

我们坐在一起，谈论缅甸注定会失去什么。我们正准备在日本的支持下启动铁路项目，更新老化的仰光至曼德勒线路。我们担心经济制裁会恢复。我们谈到我们对欧盟的服装出口。我们想知道，政变是否会影响新冠疫苗的国际合作。


这一天在各种焦虑的谈话中过去了。我们终于不安地入睡。第二天，军方的支持者在人民公园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会，地点就在缅甸最神圣的地点之一、标志性的仰光大金塔之下。学生、医务工作者和律师开始在网上组织抵抗运动。

我们受到了精神创伤，疲惫不堪，但到了周二晚上8点宵禁开始生效的时候，邻居们聚集在阳台上，开始敲打锅碗瓢盆，宣布我们不会不战而降。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