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下半场,被他们留在了舞厅里...(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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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厅见证了几个时代的潮流与发展,也送别爱恨离愁。



作者|王一然   编辑|王珊

今年5月,广州市拥有近四十年历史的艺苑歌舞厅被拆除。西关小姐与东山少爷,下岗潮后的喧嚣与纵情,102岁老人的黄昏起舞,等待夜场的离异母亲……舞厅见证了几个时代的潮流与发展,也送别爱恨离愁。守在舞厅里的他们如今步入中老年,但仍在跳舞,直到人生与时代最终落幕。

广州好粘腻。4月往后,梅雨盘踞,空气闷潮,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趿拉着蓝塑料拖鞋,在黏糊糊的老城区同福东路上,敞着短袖衬衫领口,雨就猝不及防交混汗水流下;连舌头也被第一批鲜荔枝粘住,清早开市,就有人包光10斤荔枝,讨只大箱子,一边付钱一边吮吸齁甜的汁水;更别提大大小小那几百家舞厅,茶座间细语交谈,舞池汗水翻飞,《甜蜜蜜》撩开人们之间的陌生,老慢四交谊舞曲节奏舒缓,昏暗霓虹里,人们下场,摩肩擦踵,顷刻又“腻”在一块了。

 

对上了年纪的广州人来说,舞厅是除了茶楼之外,生活里的另一个安逸所。

 

老干部定期光顾,饭店老板日日留连,海鲜商人下午四点多就关掉档口,夜幕降临,一双软皮子黑舞鞋换上,锅气与铜臭瞬间烟消云散,“人都高雅起来,才觉得自己年轻。”

 

作为广州市历史最久的舞厅之一,艺苑歌舞厅就藏在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东路,这里“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力”,处处残存旧时代余温,独特的多边形岭南老建筑风格,装修复古,“像民国时代的舞厅。”这里曾是老市中心繁华之地,铺子酒楼林立,地铁口公交站四通八达,远在番禺的顾客也慕名而来,下了地铁就直奔舞池。

 

音乐跌宕起伏,浮影转圜中,人生的舞步也随之起落。十多年前,常穿件破汗衫的中年男房东邀请舞厅好友,在五星酒店办了场舞会,有人说他家里拆迁分得几千万,也有人说是几个亿。跳不动舞的古稀老人在茶座消遣观看,曲终人散,负责清扫的工作人员阿安见到位老人还没走,似乎睡着了,阿安走过去想叫醒他,老人一直没动静,救护车来时,已经离世了。

 

爱恨情仇与生老病死终有时尽。今年5月,营业快40年的艺苑舞厅动工拆除,为所有传奇画上了句号。绿色围障内只剩残垣瓦砾,无法拼凑出曾经的辉煌之地。在这里跳了15年舞的林珍可惜道:“以为在这里能跳到死掉,没想到还是拆了。”

艺苑歌舞厅的圆形舞场。

王丽思 摄 



更爱跳舞时的他

林珍的舞鞋一直留在舞厅的柜子里。柜子租了十多年,一个月40块,放着自己和先生的舞鞋各两双。她有四个多月没见过它们了。十几年来,她的二三十双舞鞋摩擦过舞厅的木质复合地板,最喜欢的一双舞鞋,镶满水钻,只舍得表演或比赛时才穿。

 

林珍今年50多岁,有对笑眼,黑色眼线精致,发带和耳环都是水粉色,她和丈夫在艺苑舞厅跳了15年。因为疫情,舞厅一直没开门,到了下午两三点,平时去跳舞的时间,脚就“痒”得很,林珍和丈夫只能跑到小区僻静处,摘掉口罩,放开音乐跳一段才罢休。舞厅另一个56岁的常客,有时在厨房做饭,听着华尔兹舞曲,脚会踢开小碎步,端菜也恨不得扭一扭。

 

本来,三月有舞友预订了包场舞会,林珍以为舞厅终究还会再开,可舞会迟迟没消息。直到四月,经理在微信上通知她去拿柜子里的舞鞋,拆迁的消息传了很久,这一次,她知道,“真的要拆了”。

林珍与丈夫陈艺在艺苑歌舞厅。

受访者供图

“不会再有这样的地方了。”林珍想念那个城市里唯一的圆形巨大舞场,顶端被蛛网状灯架覆盖,音乐一响,各色舞服闪着彩光。艺苑的舞池里没有柱子阻隔,舞步美丑、文化高低、年龄样貌、富贵贫贱都无关紧要,只知道“跳舞的时候每个人都快乐。”

 

来艺苑歌舞厅的人们大多是老广州。林珍小时候就被母亲带来舞厅见识,那时艺苑还是露天茶座,旁边可以看电影,成为许多港商、干部等成功人士约会社交的高档消费场所。

 

后来在这里跳舞,她从头到脚珠光宝气,“化好妆去跳舞”成为生活里最有仪式感的事。丈夫陈艺大她9岁,年过六十,沉闷寡言,也不太懂浪漫心思,平日躬着背,显得有些木讷,但只要一跳舞就像变了个人。林珍眯起眼回忆,舞场上丈夫手臂动作利落潇洒,有年轻时的影子,“更爱跳舞时候的他”,林珍肩膀轻轻碰了碰丈夫,有些不好意思笑。“他现在这个头发也是我弄的。”林珍像个小姑娘,摆弄了下丈夫的改良版披头士发型,“好看吗?”

 

歌舞厅也开设夜场,包含卡拉OK,有驻唱歌手。林珍不愿来夜场,觉得没有跳舞的那种纯粹,舞厅味道就变了,更像是消遣的地方。

 

但胡清在等待夜幕降临,“在舞厅里听歌跳舞,时间过得很快。”她49岁,身材娇小,在舞厅附近档口卖杂货。三年多前,她被跳广场舞的朋友介绍去艺苑,门票只要十几块钱,那之后,她常常下午就关掉档口,挑出一套碎花裙子和高跟凉鞋。起初,胡清不懂跳舞,只能在茶座看别人跳,等换到一些网红歌曲,早年火的凤凰传奇,到后来的《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她都中意,人多起来,混进人海,跟着音乐四肢随意晃动摇摆。“好像什么烦恼都会忘掉,就为自己活着。”

 

胡清和丈夫离婚后,儿子高中毕业就出去打工,换了很多工作,也不想和她一样在档口卖货。单身离异母亲的身份,胡清没和任何人讲过,也绝口不提档口的生意,有人问起,只模糊地说,“白天客户多”。她喜欢在朋友圈里发舞厅里跳舞的视频,朋友问她,“去相亲啦?”“来舞厅学国标舞。”

 

艺苑歌舞厅也不乏时代的旧客。一位102岁的老阿公,舞伴是做舞蹈老师的孙女,每次来舞厅都穿白衬衣,黑色西裤,跳着过时的交谊舞,十几分钟就休息一下。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时常独自光顾舞厅,跟不上节奏,偶尔有人笑他,他也不恼,跟着笑。有次舞厅人少,他练得比平时久,竟然做出来两个标准的华尔兹动作。

 

但他一直找不到舞伴。舞厅里还有位85岁的离休干部芳姐,曾出1000块高价请人陪舞,“没人敢担责任。”

 

林珍能理解这些来舞厅的老人,“最年轻美好的时候都在跳舞时保留了”。她和丈夫后半生的精力大多在舞蹈上,两个人一路拿了几个国标舞省级冠军和全国“十项全能”比赛季军。她最羡慕艺苑舞厅里一位老人,七八十岁,几年前,老人在茶座上看舞场里跳舞,音乐结束后和大家聊天,说到尽兴,哈哈大笑起来,在欢声中就告别了人世。林珍说:“好开心啊!我也希望有天能在舞厅跳着跳着,‘哈哈哈哈’人就没了。”



艺苑歌舞厅的舞会。

受访者供图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字幕写着“西区 市二宫 林慧生日舞会 1989”,画面中的人穿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髦的的确良上衣,老式西服和喇叭裤,扇形壁灯与彩色射灯交辉,没有专业舞步,只需要动起来,跟着音乐尽情释放摇摆——那是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的片段,也是很多人记忆中舞厅的黄金时代。

 

导演娄烨在艺苑歌舞厅里拍摄了这个场景。电影上映后,几个B站青年来这个“很古老”的舞厅探秘。年轻人的iPhone镜头里,时间仿佛停滞,纸质的旧门票,木吧台掉了漆,斑驳的墙上挂着老上海交谊舞女郎的画报,中年男女在陈慧娴的粤语老歌里旋转。



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剧照。

艺苑歌舞厅曾经是广州规模最大的多功能歌舞厅,占地1003平方米,隶属于广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1981年,广州市东方宾馆开放全国第一家将音乐茶座,市一宫、二宫、三宫等单位都开了交谊舞厅。

 

“那时印象里舞厅好像都是不正经人去的。”吴兴发62岁,跳了快20年舞,管理着10个舞厅微信群、数千个舞友。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在广州某机关任职。一次联谊会,一个新疆姑娘邀请他跳舞,大概觉得“广州开放,肯定跳得好”,可吴兴发不会跳舞,只能尴尬拒绝,姑娘大骂了他一顿。后来他才知道,在舞场拒绝女士很不礼貌。1990年代起,许多事业单位组织“扫盲”,跳舞成了最流行的社交方式,吴兴发也请了专业的舞蹈老师学国标舞。

 

“那时舞伴还讲究‘门当户对’。”一个医院退休干部说,比如处级和科室会计差太远,不般配跳,搭伴前都要熟悉身份。

 

一些富商老板也开始赞助舞会,宣传横幅写着“身份地位的象征,豪华富贵的体现”,“模仿维也纳那种城市名流,男女都要穿正装。”吴兴发回忆,千禧年初,下海拾金之地,广州外来人口膨胀,鱼龙混杂,一些舞厅开始“放盲灯”:跳到高潮时突然关灯制造气氛。

 

但艺苑舞厅从不黑灯,每周还有三天开设国标音乐专场,许多人正是看重这一点。“那种私营舞厅有的搞得像夜总会,艺苑可是国营的。”一个常客说,许多舞友都有国标基础,“跳得不好都下不去场。”

 

在服装老板周龙的记忆中,那时候,初学者只能在茶座观赏,低声谈话。女士们用小方巾包水果,呷小口茶。周龙也喷上昂贵的古龙水,“得符合上流社会礼仪。”他今年50多岁,广西人,2003年前后,曾在这里属意一个姑娘,对方穿高跟鞋高过他半头。周龙在舞厅遇见她,就在茶座看她跳满一场,紫色裙角飞扬,“像香港明星一样。”

 

但姑娘已经有舞伴了,周龙那时才刚开始学,个子又不高,没有去搭讪,连名字也不知道。“那时当然希望她没结婚啦。”周龙笑笑,一直到舞厅拆除,埋掉这段无疾而终的浪漫。

 

也是那时,刚刚30岁出头的林珍在舞厅的二楼培训班认识了丈夫陈艺。她梳着娃娃头,一身职业套裙,傻傻站在门口。丈夫身材微胖,却是班里国标舞佼佼者,“不知道多少女的抢我!”陈艺说。那时林珍还没入门,70多斤瘦瘦小小,她开玩笑说,愿意和陈艺跳,是因为冬天冷,他的胖手暖和。

 

三个月培训结束后,他们成了情侣。每逢跳舞前一天,林珍就开始研究服装和配饰,与陈艺讨论姿势和步伐,一场舞两个半小时,林珍中途能换掉两套湿透的舞服。

 

来舞厅的人们也远不止享受舞蹈与音乐。有人在茶座聚会喧哗,好多是下岗后做生意,才来舞厅交际。吴兴发曾在办联欢舞会时遇到过捣乱的“流氓无赖”,对方带着舞伴,占住嘉宾席最好的位置,吴兴发请他离场,“你算老几?”对方不肯走,吴兴发说:“这是政府的地方,我数到十你不走我就报警!”对方在舞伴拉扯下最终离去。

 

七八年前,舞厅生意开始大幅衰落。吴兴发说,经理也想改革创新,但来跳舞的“总是同时代的那一批人”,常来光顾的一些舞蹈老师也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来舞厅的时间减少,还带走了客源。三年前,营业27年的华贵舞厅就因连续亏本被关闭。

 

“那都是爷爷那辈人才去玩的啦。”常鸿刚满20岁,从小在海珠区江边长大,对舞厅唯一的印象是家里的老照片,有“很土的彩灯”,“珠江这么多夜店大排档,谁还去那种地方啊?”常鸿喜欢蹦迪,有朋友从外地来,通常窝在酒吧聊天吹水,“你不能跟人家讲去找家舞厅玩吧?”

1985年,广东广州,营业性歌舞厅开了又被关,自从开了日间老人专场后,才被允许正常营业。

安哥/视觉中国



 角斗场

吴兴发年过六旬,身材紧实,体力在同龄人中出众,能跳牛仔舞里的高难度动作。来舞厅跳舞的十个里有两三个男的,跳得好的可能只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比熊猫还宝贵。”

 

即便如此,对他来说,寻找一个合适的舞伴也很难,“比结婚对象还难找”。

 

吴兴发曾经细细列过十多条甄选舞伴的标准:身高要合适,差不多男比女高10厘米左右;脚掌也讲究,“人老脚先老”;体型要匀称,跳起来线条优美;文化素养也要相当,不然沟通起来吃力;连住的远近也要相当,不然长期约舞送对方回家都是问题。

 

他换过五六个舞伴。第一个太强势,总是指点他。第二个是个不折不扣的老上海小姐,个子小小,其貌不扬,皮肤也不白皙,但吴兴发和她跳了六七年,“她爆发力很好,这点没人比得上。”后来上海小姐得了甲亢,离开舞场,吴兴发和别人怎么都找不到契合的感觉,甚至去打了段时间羽毛球。现在的舞伴,两人前几年一次大吵后不欢而散,回到家,吴兴发主动打电话过去:“我给你打电话就是原谅你了,你要不想再来,就彻底断了。”对方最终妥协。

吴兴发与舞伴。

受访者供图

舞厅里,能坚持一起跳七八年的很少:动作配合、家庭纠纷、生老病死,舞伴间的关系与感情紧密而脆弱。艺苑的舞池没有柱,但人们并不如舞池里那样相融。

 

49岁的胡清曾有过一个“一星期舞伴”。三年前,刚到舞厅不久,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干部想和她搭伴,对方干瘦,戴一副透明眼镜,斯斯文文,扎绅士领结,想让她学些国标姿势,“别人看你跳得不好,我也不好意思。”

 

“我以前就跳跳广场舞的,学不来这些。”胡清干脆拒绝。

 

没多久,对方就找了新舞伴,“找那个比我老很多。”胡清瞥嘴,但后来她还是报了个国标舞蹈培训班。一次舞池里和老干部相遇,胡清故意拉着舞伴跳到他跟前,腰半弯下去,手指翘起来,“这个动作很难,换他肯定不能跟我完成,他年纪在那里!”

 

抢舞伴的事也屡见不鲜,有人甚至在舞厅里大打出手,一次中场休息,两个中年女人推搡起来,因为一方的固定舞伴接受了对方邀请。

 

很难说得清舞伴间的微妙关系,“跳舞本来就会产生感情。”庞涓在舞厅待了十几年,见过几对平日打招呼的老师和学生各自离婚,成为夫妻,有的后来还一起拿了奖。“能成为舞伴,要长期接触,不可能没好感。”

 

这种关系处理不好就是灾难。一个快50岁的女人和舞伴跳了五六年,对方突然不愿再跳了,托人问了几次原因,男方坦白:“不知道为什么,舞厅里都讲她是我情人,我们毕竟都有家室的。”

 

张琪是个例外。她快60岁,松绿指甲油,几何形大亮片耳环,精细纹眉,年轻时开过美容院。她与舞伴一起跳舞快十年,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夫妻。刚来舞厅时,有邻居跟张琪老公说:“你老婆又出去和别人跳舞!”那之后,张琪带着丈夫,舞伴也带着妻子,两个人看他们练舞。有时张琪能察觉丈夫不开心。

 

她很少拿丈夫的钱购置跳舞服饰,一套非名牌的女士舞服要好几千,舞厅里,男舞伴有时会“赞助”。有一次,一个肚子很大的中年男人夸了几次舞池里的一对搭档,尤其是女的,动作标准好看,他的舞伴有些不高兴,“你是不是想换个舞伴?”中年男人赶紧道歉,后来舞伴看上一双舞鞋,他赞助了三分之一算是“赔罪”。

 

张琪分得清楚:老公有共同的经济和生活目标,维护一个家庭;舞伴共同的目标就是舞蹈,“音乐停了舞伴就散了!”与舞伴因动作闹矛盾时,张琪几天都不说话,手虽然搭着,但故意不给对方借力,让他吃苦头。“和老公就不能这样,再怎么生气回家又要做饭给他吃啦!”

 

林珍和陈艺在艺苑跳了十几年舞,大多熟客并不知道他们是夫妻,或者说,是不是夫妻在这里又有什么关系呢?但舞厅里的女人从不敢来邀请陈艺。一次一个中年女士走到陈艺身边,林珍坐在旁边茶座休息,目不转睛盯着对方看,“就被我吓走了。”林珍哈哈大笑,“她们都怕我,觉得我气场太强了!”

 

林珍夫妇也在舞厅培训教舞,曾有中年男人来报名,眼睛一直盯着林珍,“老师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手放这里会不会舒服一点?”林珍一听就知道对方来揩油,想找陪舞的消遣。她故意把价格抬到很高,指导一场舞要三百左右,“年纪大些的舍不得花这个钱。”林珍说,就算肯花钱,目的不纯的她都拒绝。

 

年轻人很少来这里跳舞,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大都是舞蹈学院和体院出身,是有钱顾客们的目标,“一个月赚一两万很轻松。”一位常客说。年纪大些的陪舞价格便宜,一两百就可以跳一场。

 

陪舞并不轻松,除了带客人跳舞外,还要忍受情绪发泄和辱骂。五六年前,有个不到五十岁的男陪舞,陪一位有钱的中年女客户跳舞,一个手部动作失误,对方当即在舞厅破口大骂:“你个扑街仔!你怎么不快点去死?”林珍丈夫曾在厕所里遇见过他,劝他不要赚这么辛苦的钱,“没办法啦,儿子又小,赚点奶粉费先!”

 

被骂之后的第二场,男人继续陪跳,音乐还没结束就倒了下去。陈艺听说,他是突发性疾病,抢救了三天,还是没醒过来。

 

吴兴发很久没再和舞伴争吵过。这个舞伴能和他一起玩牛仔舞,这种快步舞蹈对他们的年龄来说,体力消耗极大,有个弹跳动作,需要他提前半屈膝运气,扶着舞伴跪在自己胯上,“除了她没人能做到。”最近一次,他们因为一个动作僵持不下,吴兴发忽然没了争吵的心气,平静道:“我们来跳舞不就是为了活命吗?”

艺苑歌舞厅新年舞会。

受访者供图



 最后的霓虹

艺苑的落幕从去年就有迹可循,地板年久失修,林珍和管理人员提了几次,也没见修缮。许多年代戏剧组来取景,几乎不用多费心布置,挂几幅老装饰画,这里就仿佛都市里的平行空间。去年下半年,国标专场也取消了,每天只开五场,除了林珍这样跳了许多年的熟客外,许多人已经转去其他舞厅。

制片人王丽思之前因为拍微电影,去过艺苑几次。她今年25岁,第一次踏进舞厅,就被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装潢迷住了,静静坐在那里发一下午呆,看叔叔阿姨们谈谈情、跳跳舞,就觉得非常美妙。今年5月,突然看到拆除的消息,她赶去舞厅想留下最后的印记,那天下着雨,雨水把地板泡发了,镂空的天花板透着清晰的鸟叫。隔一日再去,只剩一地乱石废墟,挖掘机已经开到脚边,她被保安叫走:“还没拆的时候你们不来,拆了你们才来。”

“挖掘机的声音是最后一首舞曲。”她在微博感叹。

 

林珍最后一次在艺苑跳舞是今年一月,腊月二十八,跳完休息时,她和丈夫还在期待年后的节日专场,那是林珍在这里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所有人都找出最漂亮的舞服,有一次大年初三,整场都放了专业的国标新音乐,林珍和丈夫陈艺跳到大汗淋漓,直到散场,人都走光了,还在舞厅里回味刚才的舞蹈。

 

十多年来,他们在这里争执过数次。最开始陈艺仗着自己有基础,不愿意多练习;林珍学得快,经常研究舞蹈视频,陈艺跟不上,她就着急发脾气。直到有一次,她发现陈艺偷偷在小区楼下小花园里偷偷练动作。“人家不会说我跳得不好,而是说我们跳得不行。”陈艺低着头,有些不好意思。

 

艺苑关门后,许多人转去了离艺苑舞厅不远的南桦舞厅。5月末,南桦刚开门一个多星期,赶上雷暴雨天气,人并不多。南华中路南华中心二楼,楼梯上密集贴着“餐厅、游戏厅、网吧”字样,绿色招牌下门脸不大,一排旧舞服和舞鞋守在门口,彩灯刺眼,两排茶座沿着舞场,复古的祖母绿与浆果红交替,明黄色的墙纸上贴着明星舞者海报。

南桦舞厅。

王一然 摄

“你这脚怎么回事?”舞池中,一只亮钻米色高跟凉鞋踢过去,中年女人穿着宝蓝色裙子,毫不客气道:“上次也是这样!”男舞伴年纪偏大,头顶已经没多少头发,一直点头。张也的老歌《人间第一情》响起,两个人跳了一会儿,女人干脆甩开手:“再去练一下!”男舞伴手耷拉下来,跟在后面走下场。

 

“很正常,虽然男的抢手,但年轻的也抢手啊!她这种不愁找不到舞伴。”艺苑的常客胡清说,“70岁的想让60岁的舞伴陪自己跳完,可能吗?”49岁的胡清算最年轻的一档,即使舞跳得没那么好,也能“轻松找个大二十岁左右、跳得可以的”。

 

衰老与死亡是舞厅里避讳谈论的话题。但身体机能下降、动作迟缓、反应变慢等现实问题带来的结果只有一个,换舞伴。已经退休的张琪快60岁,舞伴刘洋比她大两岁。“肯定怕死,也要服老,觉得自己跳不动了。”刘洋说。张琪看了他一眼,刘洋不再说话。

 

许久后他还是忍不住叹气解释说:“跳舞消耗体力太大,一顿要吃两三碗饭,儿子又不让吃,说容易得糖尿病。”

 

张琪手搭在他手背上,“你怎么老说自己老?我都感觉我还没长大!”

 

其实没人比张琪更清楚,刘洋老了。他的动作不如以前流畅,练舞时张琪身体靠近他,竟然时常能听到他在费力压低声音,喘着粗气。“我总不能打击他,说你不行吧?”张琪说,很多时候她知道刘洋在故作轻松,他们一起跳舞快十年,“走一步看一步吧。”

张琪与舞伴刘洋。

受访者供图

胡清也准备转去南桦跳舞。她的舞伴瘦高,还没退休,经常有女士请他“搭把手”。五月末,胡清约了次午茶,对方态度不如年前热情。“我以为你把我忘了!”胡清主动开腔,试探性问:“晚上有没有时间?”对方没答应,说儿子有事。胡清有些失望。

 

跳舞之后,胡清学会了化妆,还修了眉毛,和很多朋友炫耀学拉丁舞的好处:“能把你的肚腩还有胳膊这里拉紧!”胡清展示给她们看。但衰老还是从脖子纹路和手背松弛间冒出来,她的手臂长出黑褐色的斑点,凌晨四五点就无法安睡,一夜一夜出虚汗。

 

“他要是想换舞伴,能换到比我年轻又跳得好的。”胡清说。

 

广州近20年前就关闭了300多家大型歌舞厅,传统歌舞厅客源越来越少,“跳舞是老火熬靓汤来的。”张琪形容,她曾试着给女儿买过一双舞鞋,但女儿只穿着照过一次相。“年轻人可玩的太多了,一直都是我们这批人,跳到老跳到死啦。”

 

据《广州日报》报道,市二宫拆除后会改造,“留住圆形大舞场”成了很多常客们的愿望,前几天,林珍与丈夫去了次南桦。舞厅空气流通差,老吊扇吱吱呀呀,四处充斥着洗浴中心潮闷的味道,舞场间两根巨大的方柱阻隔,林珍有些不适应,只能“随便跳跳先,毕竟短期都找不到代替艺苑的舞场了”。

 

事实上,也许再也找不到那个从她儿时起,就成为人们娱乐生活时尚标志的舞厅,大人们交相起舞,还是小女孩的她和其他孩子一样,在一旁跟着摇头晃脑——这些孩子如今都已至暮年,守在最后的舞厅里,音乐一响,彩灯闪烁,霓虹光影模糊了眼角的纹路,他们奋力旋转、回身、小心弯腰、搭手错步,直到人生与旧时代最终落幕。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王丽思外,文中受访人物为化名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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