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从“盲目仇中”看台湾社会不愿面对的真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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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曾有警句,想吃中国的饭,就不能砸中国的锅,扬汤止沸,不如止薪。图为2020年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在厦门举行,汪洋发表视频致辞。(新华社)

多年前,一篇陆配所写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被台湾某报刊载后,曾引起不小的反响。

作者舍草出生在上海,留学英国,最后远嫁台湾成为新移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在文中写道,我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感受到台湾是全世界对大陆人最不友善的地方。可偏偏奇怪的是,台湾人又比任何其他地方人更想赚大陆人的钱,占大陆的便宜,却又对大陆一百个不满意。有骨气的话就不要去赚人家的钱,又想占人家便宜,又看不起人家,这是什么扭曲的心态啊?

无独有偶,不久前一位大陆作者笔下的台北女孩的故事,也唤起不少两岸网友的共鸣。

故事主角叫小慧,来自台湾台北市,小慧祖籍山东,抗战时爷爷举家到韩国,后辗转赴台。再后来,小慧到大陆读书,她说是替祖父还愿。小慧告诉作者,爷爷说,不管在哪儿都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小慧分享她的求学经历,当她讲到有位室友也从台湾来,申领大陆奖学金,享受台生优待处处争先,但对大陆嘲讽揶揄也从不落人后,对这种自相矛盾表现,这个台北女孩不解地说,既然那么讨厌中国,为何要去呢?

这两个故事正是当下两岸关系的一个缩影。即便两岸交流日趋频密,即便昔日三通四流的愿景早已实现,即便无数人心知肚明,台湾经济的唯一活水在大陆。但昔日舍草和小慧的不解仍是对很多人灵魂深处的诘问。而作为两岸特定时期,特殊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其背后也有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复杂原因。

反共历史遗续

理性观察两岸关系,很多人或许将台湾社会的反中氛围归咎“台独”势力壮大后,推行“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不可否认,自李登辉以降,尤其是到民进党上台后,透过国家力量进而有计划、系统性地修改民众的社会记忆,并借助民主化、本土化的浪潮,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的国家认同。然而,1949年之后,在两岸分隔与美国直接主导的冷战格局之下,两蒋时期的反共教育,透过对大陆的丑化、抹黑来形塑自身统治正当性的政治宣传,已经为台独的崛起埋下伏笔。

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前几十年,用严厉的军事手段管理社会,不许有任何异议之声。思想上,国民党动用一切教育和宣传机构,鼓动反共情绪,宣传“反攻大陆”的政策。 “反共”和“反攻”是国民党立足台湾的两项基本意识形态,几乎是“天天讲、年年讲”,可以说将近有两代的台湾人都受过这种教育的影响。

例如,当年台湾国小课本中一篇文章叫《没有太阳的地方》,写道,“自从民国三十八年共匪占据中国大陆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他们好像住在黑暗世界里,看不见阳光,对将来没有希望。到过中国大陆的人,都说那里是一个没有太阳的地方。”虽然彼时基于反共宣传,名曰解救同胞,但无形中也让很多人在懵懂的成长年代,误以为中国大陆真的是“没有太阳的地方”,一天24小时都是黑夜,永远不能享受阳光温暖的轻抚。可以说,此文是将台湾人“恐共”心理推向极致的代表作品。

或许对国民党统治者来说,这种“反共不反中”的教育是要强化“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但从实际效果看,显然是当权者的一厢情愿。

举例来说,在国民党政权退出联合国后一年后,台大就发生了一场“民族主义论战”。在论战中,一位笔名穆谷的学生发表万字长文《戈登结上的一刀─真理的对质和争论的解消》,在质疑民族主义的当代意义时,文中写道,或许有人会再说谈论民族主义只是在民族同胞间造成情感交流,与政府无关,那么我必须再告诉你,那些你想造成情感交流的“同胞”正随时可能在共匪一声号令下血洗台湾;同时在世界各处默默进行孤立我们打击我们的也正是这些“苦难同胞”。这里清楚呈现出“两个国家、两种人民”的二分对立论述,足见在“仇匪恨匪”的政治动员下,一般台湾民众根本无从分辨“共”与“中”,而国民党对民族主义及国家统一的立场也就可见一斑了。



张灯结彩迎接光复节对台湾很多人来说,是一段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但随着岛内政局改变,光复的历史在台湾却已蒙尘。图为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中国部队初抵台湾,受到台北女学生的热情欢迎。(视觉中国)


梳理台湾光复后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中国长期的内战加之两岸情感的分离,伴随“台独”的壮大开始美化日本殖民的贡献,当国民党在台湾自身的统治正当性都遭遇空前危机,接受反共教育被影响的一代台湾人,面对党国体制的终结,从讨厌“中共”到憎恨“中国”,如同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似乎对很多人而言,也就变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面对两岸实力消长无所适从

1979年,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大常委会、中国国务院,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当中提及,台湾财政困难,大陆可予补助。这句话在国民党“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年代,遭遇岛内舆论群嘲。当时报纸还曾有漫画,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向开奔驰车的人说要不要补助?

但殊堪玩味的是,四十年前,台湾对大陆优越感是源自经济实力的相对领先,而近四十年后的2020年,当台湾对大陆出口的贸易依存度达到史上最高的43.8%,民进党发言人颜若芳竟回应称,该数据“反而是证明中国需要台湾,而不是台湾对中国的依赖加深”。这样的“自信”与“优越感”显然就不是靠数据或硬实力可以解释的。

时过境迁,当年被岛内嘲笑的大陆补助台湾,如今又以对台让利的方式呈现,一度被在野时期的民进党称为糖衣毒药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就是最好的例证。试问,如果遵循市场规律,会有这项协议吗?会有大陆在早收清单之外主动开放农渔类产品吗?对北京而言,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基于“两岸一家亲”的示惠。如果要谈政经分离,台湾更该拒绝让利。而且,台陆委会早有定调,大陆是以经济利益换取台湾人的政治认同,那民进党政府又为何不希望终止协议呢?

说到底,这是面对两岸实力消长的心态问题。回顾两岸历史,作为先发地区的台湾,因为先累积到第一桶金,从此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富庶的台湾对应贫穷的大陆,这是台湾社会面对大陆自大的根源,加之几十年的反共教育影响,台湾绝大多数的报社编辑、主笔,记者等言论工作者,立场无论朝野,对大陆社会却一样充满了根深蒂固的,自觉不自觉的猜忌,敌意、骄傲自大,歧视甚至是鄙视。但这种优越感很快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崛起,当无数人为了生计,手握选票却只能西进大陆用脚投票,便从自大变成了自卑,进而又在“反共仇中”的戒严心态的作祟下,形成了一种台湾“南波万”的鸵鸟心态和精神胜利法。

当个人的生存发展也要仰赖这唯一的市场,对于早已形成思维定式且根本无法调适的一批人而言,面对这样的心理落差,只能以一种更为排斥、更为强势的姿态对自身的无力与自卑感作出外显的回应。这是在大陆为人诟病的“吃饭砸锅”行为的真实动因,而把这种心理状态推向极致,也就有了2014年在台湾岛内爆发的“太阳花学运”。

在这场几乎成了压垮马英九政府最后一根稻草的社会运动中,很多人自白说不是因为“台独”才支持“太阳花”,而是反对两岸和平红利尽入买办之手,大家争取的是“分配正义”。

可讽刺的是,在太阳花学运的三年前,一位大陆企业家陈光标到台慈善送暖,是直接发放现金给弱势群体,当时还有很多台湾人一路追随,彻夜守候跪求红包,想必陈光标的送暖方式最符合太阳花学运参与者所说的“分配正义”。

但实际情况是,陈光标钱发了一路,也被骂了一路。当时还有马政府的陆委会副主委刘德勋劝陈读《金刚经》,导致陈光标在桃园机场谦卑地说,我下次来台湾想想哪种方式更能让台湾民众接受。试想,假如陈光标的慈善义举换成了比尔·盖茨(Bill Gates),从媒体到政治人物或许又该大谈台美关系是如何增进了吧。如此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的待遇,恐怕也只有面对中国大陆时,才能出现这样的奇景。

简言之,当心中已经不认同“两岸一家”,任何大陆的善意与示惠,对于利己主义而言,与这种获得感相伴的是与日俱增的屈辱感。而屈辱感能够释怀的方式,就是动辄以“自由民主”或“穷到只剩钱”指摘大陆,虽能颐指气使、顾盼自雄,终究难掩内心世界的色厉内荏。

“吃饭砸锅”对两岸关系的启示

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第七舰队进驻台海,台湾成为美国在亚洲推行冷战政策的前哨阵地和“永不沉没的航母”,所谓“戒严时期”实际上是内战和冷战交叉重叠的产物。在此背景下,海峡双方能否实现和解最终取决于能否创造新的政治以彻底解决“双战”带来的隔绝、对立和敌意。

事实上,1992年8月1日,台“国统会”举行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已明确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积极谋取共识,开展统一步伐的两岸立场。而同年《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被废止,在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中共已不能再被视为“敌对团体”。当法律的障碍已经成功克服,就台湾方面而言,理应从过去反攻大陆转向和平统一,但何以三十年来,台湾岛内的政治情势却是愈发走向分离?足见,法律上的戒严已无,但心中的戒严难除,在海峡之间划下的则是一条“国族认同”的黑线,立起的则是一面“尊日抑中”的高墙!



李登辉时期台湾终止动员戡乱,台湾在法律上虽已经不能再视中共为敌对团体,但两岸的敌对状态却并未解除。(Reuters)

根据2020年7月,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数据,反映在统独立场上,台湾人偏向“台湾独立”的支持度为27.7%,是历年最高;“尽快独立”的民意有7.4%。此外,希望“两岸统一”则占5.1%,是历年最低。选择“维持现状再决定”的民众比例为28.7%,而且在持续下降中。“永远维持现状”者占23.6%。关于身份认同上,认同自己是台湾人(非中国人,也不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兼中国人)的比例为67%;认为自己两者皆是,两种身份认同均有者比例占27.5%,为历年新低。

即便在马英九时代,两岸关系被认为是当时60年来最稳定和平的时期,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2008年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占比不断增加,至2014年6月,已占样本总数的60.4%,而认为是“中国人”(台湾人或中国人二者择一)的比重则不断下降至3.5%。

上述两组数据的结果证明,真正左右两岸关系走向的是“认同”,否则何以解释,当年两岸隔绝的年代、大陆一穷二白之际,在台湾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都远超现在?

而从历史的长时间观察,当台湾社会国族认同的异化并非始于经济问题,在台湾的政治归属澄清之前,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当台湾的一切意识形态的机器,大众传播工业,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在对待中共,对待社会主义,对待民族和解与统一问题上,绝无朝野之分,也没有解严前后之分,期待依靠台湾社会的内部力量重拾“中国认同”的前景不容乐观。

对台湾社会而言,正如学者汪晖在《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与台湾的历史记忆》文中写道的,在新的台湾史叙述中,在所谓“台湾人民当家做主”的口号召唤下,势必要通过抬高日本殖民统治的“文明程度”或“现代化水平”,将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置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对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优越感。

由此带来的结果,在沸腾的“爱台湾”的热血中,蓄积了大量不为很多人意识到的殖民乃至冷战残余,进而为建立想象的命运共同体,将人类社会中14亿人作为歧视与仇视对象。很多人在党外时期半生戮力民主自由,到头来却被“亲美反共”的绳索将自己反扣,明明已是井底蛙鸣,还自诩远瞩高瞻。

在这样以岛自限的偏狭认知下,他们自然无从体会对岸14亿人在70年来,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抗日战争”之恨,心含“两岸分裂”之痛,只为不让“中华”再陨落,苦心孤诣胼手胝足,凝结血与泪的践行与奋斗。当这批人以及新世代面对两岸力量消长,又不得不吃“中国饭”时,对缺乏理性思辨的他们而言,不砸“中国锅”或许才是意外。

然而“天堂”太远、大陆太近,当台湾社会一方面常把自身的民意作为与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面又从来都无视对岸的民意。久而久之,必将对大陆社会产生严重的误判。当对岸社会自发汇聚的民意到了官方也不得不回应的时候,退万步言,即便是站在维护所谓自身“主体性”的角度,一个彻底失去大陆人心的台湾,无形中已经将自己推向了两岸直球对决的边缘。



马英九在台湾领导人任内虽然以“九二共识”为基础,与大陆方面实现了两岸政府间的和解,但台湾岛内反中浪潮依然高涨。(多维新闻)

对此,连西方学者都早有预见,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L. Shirk)在其2007年出版的个人著作中写道,面对一个长期漠视大陆民众情感,挑衅大陆主流民意的台湾,大陆社会的“反台”情绪将呈上升态势,所谓“只反台独,不反台湾”可能沦为空洞的政治正确。

总言之,“吃饭砸锅”现象反映的是台湾社会面对中国大陆时,缺乏的一种基于平等尊重的理性自觉,是在两岸关系悬而未决,大陆坚持“和统”方针以期政经融合的背景下,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产物。不可否认,它为精致利己主义者营造了“趾高气昂”地边拿边骂的舞台。放在更大背景来看,这种现象或是一些台湾人面对大陆崛起的阶段性不适应和戒慎恐惧。然而,作为一种并不健康的人格特质与社会心理状态,长远观察,抛开两岸历史的大叙述,当它挑战与冲撞的是人类社会普世的善恶标准与行为准则,也必将被所有期许海峡和平、追求民族和解的两岸民众所扬弃。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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