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中国建构自我资本价值链挑战美国能成功吗?(图)

全球政经局势深受中国因素影响之际，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介民著作《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获得中研院第九届“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吴介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在试图绕过西方国家掌控的全球价值链系统，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美中对抗态势短期内无法改变，中国想要挑战成功，必须在科技上有大的突破；不过，科技发展跟学术、言论自由息息相关，而中国目前处于高度威权统治下，吴介民说：“我是悲观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指出，《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的核心观念，是在讲述中国过去40年能经济快速崛起，靠的是一个诀窍，就是顺着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打造世界工厂，但今天中国会被美国抵制、被西方国家警戒，有一个根本而深刻的经济性因素，就是中国顺着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它原本是世界老二，老大是美国，但它不甘于长期当老二，它想要快速成为核心国家，却牴触了核心国家的共通游戏规则。

中国一系列产业升级作法 抵触既有资本主义规则

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记者陈筠摄）

吴介民表示，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还处于资本主义边陲地带，过去三、四十年很快地进入了世界的半边陲，最近十几年，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更急于成为核心国家成员。中国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想要从世界工厂快速跃升为世界市场，运用很多政策、补贴、甚至侵犯西方世界的智慧财产权，因此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不满跟围堵。美中对抗的根本问题在这里。

吴介民表示：“原来是顺着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去打造世界工厂， 现在它想要推动一个快速的经济发展跟产业升级，所以想让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然后用市场换技术，推动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大基金推动半导体，还有红色供应链。这种种的作法就是想要将半边陲国家变成核心国家，但这个过程太急切，既想要利用资本主义的规则，但又想要更改规则，所以就跟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产生经济价值利益上的牴触，我认为这是中美对抗一个非常根本的底层的经济因素。”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记者陈筠摄）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是美中关系真正的转折点。为了对付九一一恐怖分子，美国不得不跟中共联手起来对抗恐怖主义，因此2000年到2010年之间的十年黄金期，让中国有机可趁，和平崛起。

谢明辉说：“这十年的黄金期，美国国力日渐衰弱，到了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大陆4兆人民币重整经济计划成功，所以当时国际整体社会因为大陆整个救援经济成功，而使大陆占整个在世界经济的总量每次的贡献力都超过三分之一，占33%。”

谢明辉说，直到2010年时，美国发现苗头不对，奥巴马政府想转过头要来对付中共时，为时已晚：“所以他的亚太再平衡策略实施了6年都没有办法成功，那是软性的，联合所有周遭国家来共同遏制中共的发展，但当时全世界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都已经尝到大陆经济发展的甜头，经济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想要把它硬脱勾，几乎不可能。美国低端产品都已经全是大陆进口，贸易一年5000多亿，美国大概是逆差3000多亿美金。世界供应链只有中国能供应，中国变成世界工厂。”

中国累积国家资本 更加巩固威权统治

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在书中表示，中国借由加入WTO更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积累庞大外汇储备和国家资本并取得西方技术。中国的国家机器掌握庞大的经济资源，巩固了一种新型态的党国资本主义。但中国并没有因为与西方的密切经贸交往而变得更加自由、民主，反而跟西方世界所预测的剧本大异其趣，因为经济崛起而巩固了威权统治，用“威权发展”作为自由民主的对手。

这个自底层经济因素发展而来的新经济霸权跟既有霸权的对抗，短时间内可能很难看到改变。

吴介民说：“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竞争，在历史上都不可能透过短期的谈判协调就解决了。美中对抗竞争还在历史当中发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如果以过去大的霸权轮替更迭的历史来看，之前是英国帝国霸权好几百年，后来变成美国，美国霸权也持续100年左右，它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梦取而代之？或者至少能够平起平坐？这是未来几十年要看的。”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也认为，美国拜登新政府上任后，将会优先处理国家内部问题，并无力对抗外部，因此美中对抗短期内仍会继续。

中国缺乏民主自由 成为科技发展限制?

中国挑战美国如果想要成功，吴介民认为，中国必须在科技技术上有所突破，但自由民主的匮乏，则可能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限制。

吴介民说：“他拘束那么多，怎么可能创造思想、创造技术？你没有思想自由，你没有言论学术自由，你的科技怎么可能获得大的发展？因为这整个都是跟人的自由有关，这是一个根本的怀疑。从这一点来看，我是比较悲观的。中国他看不到有任何自由化的倾向，但是你也不能说他绝对不会在未来有转成自由化、民主化的可能，所以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治久安的发展，跟他成为法治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这个发展方向是息息相关的。在目前高度政治镇压的情况之下，我对中国科技的大发展，基本上是抱持比较负面悲观的评价。”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认为，中国一向强调科技兴国，谨记“落后就是挨打”的教训：“从开始模仿到逆向工程，每一项产品早上世界做了，那下午中国就出来了，因为都是模仿、逆向工程，从山寨制品到自己开创创新，这一路走来就是40年，但是它没有一刻忘记要科技兴国。全世界科技的金含量，美国比重已经输给中国，包括5G、AI技术、包括量子科技这些先进科技，美国都已经落后了，川普启动了贸易战到现在，美国输得一塌糊涂！”

大规模集体寻租 中国发展一大特色

吴介民还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大规模的以组织化、集体化的方式寻租。所谓的寻租，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用词，它不是直接从事生产活动，而是介入产业链中掺一脚，抽取一段利益，这段利益就叫做经济租金或是政治租金。吴介民说，中国抽取利益的方式有一种很特殊的制度设计，包括工缴费、管理费、批租土地、社保费用等，而且地方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且独特的角色。中国的寻租活动非常猖獗。

吴介民说：“地方政府就是扮演类似中间人或掮客的角色，就是把各种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资源做某种程度的整合，最重要的整合是它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官僚行政的窗口，等于是说它让地方政府减少对厂商经济活动的阻碍，这是减少负面因素。正面因素是地方政府致力在一些基础建设上面，让厂商投资的速度变快，更方便，提供税费的优惠，这个过程他也从厂商那边获得很多租税的利益，包括经济租金，预算外的收益都从外资跟厂商获得，这一块拿到的收益就成为地方政府额外的收益，一部分就进到官员集体的小金库， 一部分也辗转进到官员个人的口袋，那一部分变成政府税收，变成建设的基金。”

2002年11月28日，北京的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走过“三个代表”思想的宣传牌。中共说“三个代表”思想是江泽民的重要理论贡献。民间把“三个代表”思想和“资本家入党”联系起来。


然而，外资在中国一方面对于地方官员的寻租行为感到厌憎，却也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寻求庇护关系。中国政府利用外资与本地体制交错复杂的这种“在地镶嵌治理”下的政商关系，汲取庞大的财政收益，进而将一部份收益用来推动产业升级，建构本土型供应链，而试图与全球资本霸权力量竞争。因此，广东产生了资通讯产业的新生态体系，使得中国在电信设备、手机、晶片设计等领域得以快速追赶。


中国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政宏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他们在中国经商的经验，地方政府抽一点税金，提出优惠政策或是补贴，应该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

李政宏说：“各地的发展你还是要靠各地，比如说给很多政策、吸引，我们到每一个地方招商都会提出怎么吸引，比如青岛，我希望可以引进怎么样的产业，我希望年轻人来，就给他很多很多年轻人的扶持，不管是公租房啊、保险啊，或者是产业辅导基金，我觉得地方非常重视地方经济的发展，我收取中间的费用，来发展我当地的经济。”

李政宏还说，虽然他认同创新需要容纳各种不的同意见和想法，但自由并非创新的唯一手段，否则为什么台湾还是有很多太空卫星科技远落后中国呢？当有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倾举国之力来做事，科技创新的成效不见得会比较差。他反问：“否则，中国的“两弹一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另一方面，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表示，广东模式里的地方政府跟外资合组成长联盟，参与价值利益分配模式，是针对劳力密集产业，但这样的模式已经因为中国工资不断上升，各种社保费用上升，但劳力密集产业要的却是低工资而无以为继，因此中国现在也面临了很大的重组压力；之前广东传出不少罢工事件都跟提高工资和提高工人待遇有关，这也是为什么过去10年制鞋业撤离最为明显，再来就是一波ICT组装业大量离开中国。

劳力密集工资提高 外资频传出走

吴介民表示：“最近中国不是有一家立迅，立迅老板王来春在十几年前是富士康员工，立迅最近不是买了纬创昆山的工厂吗，立迅现在也接到苹果的手机订单，所以你可以看到联盟主成员变化非常大，看到中国在地供应链的兴起，那这对台商是威胁也是机会，如果你还是要做低端的、低附加价值、低毛利的组装业，你一定拚不过中国新兴厂商。因为中国自己这一方面的产业链也慢慢起来，他可以获得更便宜的劳动成本、土地成本、租税成本的话，台资是有什么竞争力？所以台资要赶紧搬走，再加上贸易战、科技战这样打，外资台资更要避险，它不能一个篮子把投资全部都投在中国这里。所以这个成长联盟本来这10年来就产生变化了，可是这两年就更剧烈的变化了。”

中国试图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

如果广东模式前30年的发展可以简称为打造世界工厂，那么最近10年广东模式转型以及中国模式转型，则着眼于绕过全球价值链霸权，试图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

中国过去发展模式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取大量的外汇与财政收入，去从事军事、经济现代化以及城市化和都市化。中国的地铁、高铁、高速公路一项一项建设，就是过去大量累积外汇的成果。不过，这也是靠着对劳工的高剥削而来，吴介民说，中国发展模式的另一面就是高剥削、低福利、低人权三大特色。

吴介民说，“中国制造2025”罗列了10项关键产业，可以说是一份超赶西方核心国家制造技术的“目录”，展示了中国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雄心。不过，它的第一项半导体技术，光是最先进的光刻机就已经被西方“卡脖子”卡得很厉害，“想想中国政府那种一心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却又没办法一步到位、一步跨上去的心情，必定非常沉重！”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