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疆4年无暴恐 为何西方说出现现代奴隶(组图)

中国新疆已经连续4年没有发生造成无辜民众伤亡的恐怖袭击事件。当中国已为新疆重回和平安宁而欢欣鼓舞，一些西方媒体却对新疆的这种变化并不认可。近期中西争议的一个焦点是新疆是否存在强迫劳动现象。

新疆强迫劳动争议

自进入20世纪以来，中西两方对于新疆话题的争议，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疆分裂主义、民族主义兴盛，恐怖袭击频发，遭到中国政府强力镇压与怀柔治理；第二阶段是中国政府以更强硬措施镇压恐怖主义，同时着手根治新疆问题，包括设置大量“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教培中心）；第三阶段也是目前的情况，是新疆反恐形势明显好转，恐袭活动绝迹，新疆民众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

许多西方媒体对中国新疆的关注与观点比较一致。对于第一阶段，聚焦于占新疆总人口约45%的维吾尔族，将恐袭的发生描述为对政府压迫的反抗；对于第二阶段，聚焦于教培中心，将其描述为大规模侵犯人权的“集中营”；对于第三阶段，则将新疆民众的普遍性就业解读为政府的强迫性劳动，称劳动的维族人为“现代奴隶”。

民生与就业被中国政府视为新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和解决的关键。因为许多维吾尔族民众受教育水平低，不掌握中国通用的语言文字，没有劳动技能，难以就业，也就没有工资收入与社会保障，很容易被极端思想蛊惑和怂恿，进而造成普遍性社会问题。中国政府的解决方法便是设置教培中心，向其教授语言，培训技能，促进就业，形成受到内生驱动的良性循环。

新疆是中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棉花种植与采摘、纺织业、制衣等产业发展较有优势，也吸附了较多的劳动力。不过，这也正是西方媒体指谪之处。

早在2019年10月，美国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就曾指称，“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为穆斯林的少数族裔在纺织厂和轻型制造业工厂中劳作。他们还被禁止从事信仰活动。简言之，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奴隶制。”

2020年9月，美国颁布法令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纺织品、发制品、计算机部件等商品，12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又发声明要求扣押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制品。

2020年12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引用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从网络搜集的信息得出的结论称，“新的证据表明，每年有超过50万少数民族工人也被调往参与季节性采棉工作中。他们的工作环境可能存在很高的强制性。”郑国恩是西方媒体涉疆报道的常用信息源，其最新身份是美国华盛顿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该基金会被中国视为存在美国官方背景，出于“冷战”意识形态分歧而设立的反华组织。

而对于新疆强制劳动争议，中国媒体的回应称新疆的棉花生产已经实现高度机械化，即使在忙碌的采摘季节，也根本用不到大量的“拾花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泰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成俊表示，“2016年以前采棉用工量很大，最多的时候要从河南、四川等内地省份招3000多职工采棉，效率低下，现在，一台棉花收割机一天能收400亩，公司的6万多亩地，机采15天，基本上就采完85%了。清扫田间地头的棉花只需要一二百人就够。”

新疆争议背后的西方印象

在西方语境之中的“强迫劳动”，带有一定的奴隶制印迹，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的奴隶制做法。而在棉花生产领域的强迫劳动，则很容易令人联想起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方普遍盛行的以非洲黑人及其后裔为奴隶的奴隶制。

西方媒体对新疆“强迫劳动”的描述，展现了西方源自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关注视角，有助于西方受众对西方之外现象的理解，有时也难免夹杂一些西方对外界的主观想象，将西方的“黑历史”与价值观投射到了西方之外。

除了新疆民众普遍就业与棉花生产对应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教培中心被西方媒体称为“再教育营”，对应德国历史上的“集中营”。如作为德国人的郑国恩就曾形容教培中心是“自犹太人大屠杀以来对某一族群和宗教信仰群体最大规模的拘禁。”





另外，中国政府力图在新疆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广全国通用语言，遏制宗教极端主义传播，被部分西方媒体形容为“文化灭绝”，则对应了西方历史上残酷血腥的宗教斗争。

其实，不论是西方的“宗教斗争”还是“集中营”，在中国历史上都未曾出现。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也与西方大为不同。有观点认为，中国战国时代之前为奴隶制。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夏商周三代都不是奴隶社会。不论如何，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整体性的奴隶制度，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阶段也存疑。

当然，直到民国民国时期，一些富裕家庭存在蓄婢现象。西藏藏族社群之中则长期实行“农奴制”，四川少数民族彝族所谓“娃子”也可视作奴隶，但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藏“农奴制”与四川抢劫畜养“娃子”风俗都很快土崩瓦解。





不论如何，中国与西方差异巨大，如果完全用西方的历史文化与价值观来理解中国，难免会“驴唇不对马嘴”。但西方媒体长期以来以“西方中心主义”评判西方之外，塑造民众集体共识，培育受众市场，继而迎合舆论情绪，已经形成一种逻辑自洽的内循环。

不过，这种缺少对西方之外交流的自循环难免出现问题。例如，维吾尔族阿不都日衣木·艾衣提曾被西方媒体报道称死于教培中心，招致土耳其外交部表达抗议，但事后中国公开视频证明艾衣提仍然健在。新疆一位名为米日古丽的维吾尔族女子被西方媒体报道称曾在乌鲁木齐监督目睹9名维吾尔族女子死亡，但中国官方公开信息称她从未被乌鲁木齐警方关押收监。

另外，2020年7月12日美国驻华使领馆的推特账号（@USA_China_Talk）使用中文转发的一条推特称，“中国制造的很多产品由奴隶劳工制造”，并使用一张配图显示，一块布料上的标识写有“中国奴隶劳工制造”8个中国汉字。不过，事后证明其所使用的配图出自伪造。

对于这三次假消息，中国官方都曾做出回应，但是并未在西方媒体中得到多少反馈，或者是受到了质疑。由于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缺少话语权，其受到西方媒体挑剔、指谪与审判的场景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改变。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