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 失败的党 一个体制内人士与北京决裂(组图)

因批评习近平及中共体制而被开除党籍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首次撰写长文，自剖自己从忠诚党员到与黑帮政党决裂的政治觉醒之路。她在文中谈到中共编造意识形态，是 欺骗人民的自私工具，而习近平掌权八年来，已将中国推向极权高压社会。

中共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即将于一月份出版的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长文，首次记录她的政治觉醒之路。

蔡霞在1998年至2012年在培训中共高干的中共中央党校任教。她因批评中共是“政治僵尸”，习近平应该下台，并积极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受迫害的人群发声，于2020年8月遭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银行账户被冻结。目前暂居美国。

“ 习近平大倒退” 新斯大林主义无限统治中国

蔡霞在文中提到，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后，一手强化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消除仅存的政治言论和公民社会空间。2018年，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更让新斯大林主义的无限统治成为可能。

“习近平的大倒退很快让我别无选择。”蔡霞写到，“在过去的八年中，你如果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那就真的很难理解，这个政权变得有多么残酷，而它又制造了多少无声的悲剧。在公开反对这一制度之后，我得知住在中国不再安全。”

党内精英评习: “ 知识不够”、“没有逻辑”

习近平曾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蔡霞回顾党内私下对习近平的评价时说，一位在党校担任领导职务的著名教授，在2012年就不屑地评论习近平“知识不够”。

蔡霞提到有一次，当党内学者议论习近平的计划时，其中一位学者则说，“习不是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而是他缺乏基本判断力，说话没有逻辑。”

蔡霞回顾，2012年，她与其他学者一度指望新领导人有勇气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在习掌权不久，很快就落空。

对大半辈子都是“忠诚党员”的蔡霞而言，对中国共产党彻底失望始自2016年的两个事件，一是地产大亨、红二代任志强因批评习近平审查中国媒体，被贴上 “反党”的标签。第二则是环境科学家雷洋之死。

也在同一年，蔡霞开始经常受到官方讯问、纪律检查委员会威胁或约谈的情况，且每每被要求保密。蔡霞形容，“一切都是黑社会的做派，见不得光。”

中共意识形态是 “欺骗人民的自私工具”

蔡霞在文中提到一段2002年参予撰写中共“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的细节。

她叙述，自己原本以为这是在后毛时代中共最重要的一次意识形态变动。她通读江泽民思想的文献，最终却发现自己完全不能任意添加或删减文本，还要花很多时间等待审核。

“我们这么编，不就是搞变相的毛主席语录吗？”她私下问另一名参予编写的人大教授，却得到对方诡诘地微笑回应。

蔡霞称，起草“学习纲要”的经历告诉我，中共所倡导的所谓神圣理论其实是用来欺骗中国人民的自私工具。

失败的党：一个体制内人士与北京决裂

2020年12月3日，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美国Foreign Affairs（外交）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了作为一名体制内人士经过数十年最终与中共完全决裂的心路历程，以下是部分内容摘要，非全文转载：



从文章开始及结尾蔡霞都有提到，直到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之前，其实自己的内心经历了近20年的信仰迷惘和崩塌，这样的最终结果并非出于偶然：

那个时候，我正在经历长达数十年的对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艰难探索，虽然我的职责所在恰恰是对中国官员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我曾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那时在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日益转向西方学术思想以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我曾是官方政策的骄傲捍卫者，但那时已开始为自由化辩护。我曾是中共的忠诚党员，但那时却心中怀疑中共信仰的真实性以及它对中国人民的承诺。

经过20年的犹豫、困惑和痛苦后，我决定走出黑暗，与中共彻底决裂。习近平的大倒退也很快让我别无选择。习近平于2018年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使新斯大林主义的无限统治成为可能，而我必须在其下生活。

1986年，蔡霞从苏州市委党校毕业后，被邀请留在学校任教。1989年的六四事件令她感到十分震惊，观念开始遭受冲击。之后地方党校派职员入京学习令蔡霞产生了留在中央党校深造的想法，并成功实现。

1989年6月，政府镇压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抗议者，造成数百人丧生。私下里我感到十分震惊：解放军竟然向大学生开枪，这与我从小接受的人民军队保护人民的观念背道而驰。只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才会杀害人民。这些抗议活动以及东欧共产党垮台让中共高层大为惊慌，他们的结论是必须抵制意识形态上的懈怠。党中央要求地方党校派一些教师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加强党的思想。

回忆中央党校的任教经历，蔡霞表示在中央党校当老师并不容易，整个授课过程还会被全程监控：

在中央党校当老师并不容易。教室中的摄像机记录我们的讲课，讲课时会有教学主管人监看。我们必须让班上那些高级别、阅历丰富的学生觉得课程内容生动，但又不能太过灵活地解释党的思想理论，或引起人们对理论软肋的注意。一般而言，我们必须面对班上官员提出的棘手问题，并给出明智的答案。

2001年期间，蔡霞参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这一文件的起草，全程高度机密，但却是极其无聊的剪刀加浆糊的活儿，任务如此简单却又如此审慎，这让蔡霞第一次感到这个神圣体系的荒谬：

帮助撰写学习纲要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任务，但也是最荒谬可笑的。我的工作是通读一堆记录江泽民思想的文献，包括机密讲话和内部文件。然后，我把相关的合适的引用语摘出来，放在各个小标题下，并注明来源。我不能添加或删减文本，但可以将句号更改为逗号，以及将一句引用语与另一句纠合在一起。这令我惊讶不已，在后毛时代中共正式解释的党最重要的一次意识形态变动，也只不过是剪刀加浆糊的活儿而已。

而当蔡霞从一位新闻出版总署官员了解到的出版利益争夺内幕，则更令她感到失望：

为什么中组部如此视出版读物的权力为自己的领地地盘？一切都归结为金钱。许多部门各自有小金库，这些资金用于高级官员的奢侈享受，并给部门内部的员工分配福利补贴。补充这些小金库最简单方法是出版书籍。当时，中共有超过360万个草根组织，每个组织都被要求购买新的出版物。如果这本书的定价是每本十元，就意味着至少有3600万元的销售额，相当于今天的500万美元以上。由于这笔钱来自地方党支部的公款预算，因此该计划实质上是强迫地方党政用公款买书，为该党的高层机构带来暴利。难怪中组部每年都会推动一个新的政治教育主题。难怪中共党内几乎所有机构都有自己的出版部门。几乎每个部门都在发明新的赚钱方式，贪腐渗透中共体制。

2008年蔡霞作为访问学者深入了解了西班牙民主转型的经验，但相较之下她得出了中国民主转型前景悲观的结论：

我的悲观结论是，中共不太可能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一方面，西班牙的转型是由后弗朗哥政权内的改良主义势力发起的，如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他们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中共在1949年以暴力夺取政权，迷恋于对政治权力具有永久垄断的执念。从中共的历史看，特别是其对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镇压，在在表明它不会和平放弃垄断权力。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有勇气推动政治改革，他们只是简单地想把这个责任推卸给未来的领导者。

在经历了胡锦涛时代的政治停滞期之后，蔡霞坦言最初对习近平是抱有希望的：

当习近平将掌权的趋向于明朗化时，我满怀乐观地指望习。轻松容易的改革30年以来该改的都改了，现在是攻坚的时候了。鉴于习近平父亲在老一代领导人中素有自由主义倾向，以及习近平本人在先前职位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度，我和其他改革倡导者都希望这位新的领导人有勇气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习近平抱有这样的信心。我所认识的怀疑者分为两类，而他们都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

但这样的想法很快就完全破灭了：

习近平发动了毛泽东去世以来最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以复兴毛式统治。他的计划要求加强社会监控，打压言论自由。厚颜无耻地打着治理、管理、服务和法律的旗子，禁止任何关于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讨论。

2014年通过的一揽子法律改革使这一趋势得以继续，进一步暴露了中共以法律为工具维持极权统治的意图。到了这个时候，习近平的偏执和中共的政治倒退都已昭然若揭。如果曾几何时我还对习近平和党抱有一点模糊的希望，那么此时此刻我的幻想终于破灭了。随后的事件只能证实，就改革本身而言，习近平把停滞的中国推向倒退。

2016年开始，蔡霞频繁因为写文被当局问话。2016年5月，中央党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再次约谈蔡霞，指控她的某篇演讲反对习近平：

2016年4月发生了一件事：我几个月前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稿，其中我有说如果主义悖离常识，就会变成谎言，这篇演讲稿在香港有影响力的网站上发表了。时机非常不好，因为习近平刚刚宣称发生在中央党校的一些自由探讨走得太远，他敦促对教授进行更多的监督。

7月的一个晚上，我再次被叫到中央党校开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了约30公分高的一堆资料。他说：您已经有了这么多材料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很明显，他们警告我要保持沉默，而如果我再在网上说话，我将受到纪律处分，包括降低退休待遇等。

2019年夏天，蔡霞持旅游签证前往美国，在美期间蔡霞与当局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例如她抨击习近平的私下讲话流出（【CDT发布】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内部讲话文字稿：从修宪开始，这个党已是一个政治僵尸），很快她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至此，蔡霞不得不被迫接受没有回头路了。

我与一小群朋友进行的一次私下谈话录音，未经我同意就被泄漏在网上发表，在这次私下谈话中，我称中共是政治僵尸，并说习近平应该下台等。我发给朋友们的一篇简短文字，文中谴责习近平在香港实施压制性新国家安全法，也有人把它泄漏了出去。

我知道我有麻烦了。很快我被开除党籍，学校取消了我的退休待遇，我的银行帐户被冻结。我要求中央党校当局保证我回国后的人身安全，但官员在电话那头避而不回答这个问题，反而制造模糊的威胁针对我在中国的女儿和她年幼的儿子。正是在这点上我被迫接受这个严酷的真相：我没有回去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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