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习近平的“之江新军”这样炼成的 已安插中纪委
习近平的“之江新军”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三年前的习近平既然能够令号称代表全国近九千万党员的两千三百名党代表“高票”通过为他习近平本人量身打造的“十九大新党章”，那么仅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三年多前的中共十九大的高层人事安排已经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了。
而十九大上所有的副国级以上官员的人事安排内容中，最能证明习近平之强势，或者说跋扈的至少有两例子：第一可以说是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了李源潮的“下”和栗战书的“上”；第二应该就是所谓“之江新军”的最典型代表蔡奇的“三级跳”，从十八大的“双非”跃升十九大的政治局委员。
记得2017年5月，也就是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5个月，时任北京市长蔡奇被宣布为北京市委书记之后，有外界媒体报道称，今年（2017年）62岁的蔡奇在仕途上有些“大器晚成”。2010年，蔡奇55岁时才跻身副部级，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在2012年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蔡奇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舆论所说的“双非”（非中央委员、非中央后补委员）官员……。从2013年11月到被宣布接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职务在不到4年时间里发生了5次变化。2013年11月，蔡奇出任浙江省常务副省长；2014年3月，调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2015年4月升任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成为正部级大员；2016年10月出任北京市代市长；现在又以北京市长身份接任北京市委书记。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从“双非”副部级向副国级的跨越，但事实上这个蔡奇被提升为副省部级的时间是2007年，具体职务是杭州市长。因为杭州市是所谓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 ”，所以它的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是副省部级。
虽然蔡奇当时的任命令是当年四月正式对外宣布的，但事实上当时对他蔡奇的提拔和十九大上也被安排、进入政治局，同时还进入书记处的时任浙江省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的提拔，都是习近平离开浙江之前向接替他浙江省委书记职务的赵洪祝交办的重要人事安排事项之一。
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产生的这届中央政治局里，习近平当年主政浙江时期的直接政治亲信就一次安排进去了四个，除了蔡奇和黄坤明，还有李强和陈敏尔。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美联社）
其中，陈敏尔是习近平到浙江的当年即被提升至省委常委；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不足两年时即从温州市委书记调任省委秘书长，而后又被宣布进入省委常委，官至副省部级的。晋升副省部级比如上二人稍晚的则是蔡奇和黄坤明，分别在习近平离开浙江的两个月之内被宣布为杭州市长和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与此同时，时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陈敏尔转任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的安排，也是习近平向赵洪祝交办的重要人事安排事项之一。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接替习近平浙江省委书记职务的赵洪祝，是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位置平调过去的。这里说的“平调”当然是组织级别而言，但中组部的常委副部长不要说比一般的省委书记和中央机关的负责人，甚至比兼任地方省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能提早知道更多、更深层的高层人事筹划内容。所以当时他赵洪祝被安排从中组部“下放”浙江接替习近平的浙江省委书记职务时，百分之百地明白习近平调任上海并非只是为让他在五个月的十七大上升任政治局委员然后继续兼任一届上海市委书记，而是计划着让他以短短几个月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为政治跳板，待十七大时直升政治局常委……。
在此之前，从一九九二年即进入中央机关工作，历任了中纪委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和主任、国务院监察部副部长、中央纪委常委兼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常务副部长的赵洪祝，比当时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本人更清楚他们两人是如何在江泽民、胡锦涛以及曾庆红那里被“比选”的全部过程。
笔者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江泽民的幕僚》一书中，曾用“权力基础来自父辈的生死患难,位高权重全凭红色背景”来形容曾庆红与江泽民，以及曾庆红与当时及日后陆续进入中共高层政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们的那种“血浓于水”的政治情感。
说来话长，曾庆红辅佐江泽民的年代里，二零零二年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同时，也和曾庆红及胡锦涛共同看好的“隔代接班人”培养对象李源潮在十六大落选中委，只能屈就中央候补委员之后，胡锦涛本人一度曾把自己总书记的接班人培养目标聚焦到了和他一样出身于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身上。但当时，事实上执掌中央组织大权的曾庆红却把培养目标从李源潮转移到同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的习近平身上。
而在这习近平被考察和培养的整个过程中，曾庆红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在曾庆红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赵洪祝应该说比当时台面上的总书记胡锦涛更清楚。在二零零七年二月底决定上海市委书记继任人选时，江泽民、曾庆红和胡锦涛终于为一项“党内重大决定”达成共识，那就是安排一位他们共同商定的总书记接班人培养对象接掌这个职务，因为这样非常有利于此人在十七大上获得较高选票。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美联社）
二零零七年春，习近平就任上海市委书记一个半月后，曾庆红即亲赴上海，借考察党的高级干部培训之机，为习近平站台。记得当时即有内地的记者朋友告诉笔者，曾庆红此次亲赴上海，他的大秘施芝鸿提前通知上海市委办公厅时特别要求上海方面，只需要习近平一人接机。市委其他领导人和浦东干部学院的领导人都到曾庆红考察的第一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恭候就行了。与此同时，施大秘还通知了刚刚上任浙江省委书记一个多月的赵洪祝也提前赶到上海和习近平一同接机。
就在这段时间里，中共官场上已经流传出曾庆红的一个内部讲话，大意是，对在复杂国内外形势下,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头脑, 自觉自愿将个人前途与党的未来、社会主义事业前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而且确有一定领导工作能力的干部子女, 应根据其各自专业、经历, 分别在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上逐级培养提拔。简单一句话, 就是那些不为全民经商大潮所吸引, 一心一意从政的干部子女应该成为党的事业的主要依重对象。
二零一三年初，笔者曾在本专栏连续发表了《一张太子党的“全家福”告诉了我们太多太多》和《昔日胡耀邦的死敌今日寄希望于习近平》两篇文章，披露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因巨额贪污诈骗并将整麻袋的脏款藏在中南海家中，而被时任党总书记胡耀邦亲自批捕的“刑满释放人员”、曾是毛泽东御笔、邓小平佞臣胡乔木其人的长子胡石英，在纪念毛诞的会场上演讲《我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时，吹嘘完自己当年是“在毛主席身边长大的”幸福生活之后，还吹出一则令所有到场者无不感到欢欣鼓舞的“话说当年”：却原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习近平还只是一个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普通秘书时，曾经自愿和王歧山、薄熙来、刘源等人聚拢他胡石英门下，每月都会按时出席胡石英任班主任的政治学习班的讨论活动。胡石英还特别强调，习近平和王歧山如今上台伊始即一再公开表演的脱稿讲话的能力，都是当年因为他胡石英的提倡才被训练成如今这个样子的。
也许是为了对外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胡石英会后就指使手下故作不经意地把一张题为《胡石英院长与习近平副主席、王歧山副总理、刘源上将等一起成长的兄弟姐妹》的太子党聚会合影“随便”贴到网上，照片中除上述四人，还有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陈云长公子陈元，彭真的儿子傅杨，宋任穷之女宋岩（即宋彬彬），胡耀邦女婿刘晓江，杨尚昆之女杨李，以及薄熙来胞弟薄熙成等。该照片摄取二零零六年的某一天，地点是北京浙江大厦（内部名称是中共浙江省委和浙江省政府驻京办事处）的主宴会厅。
当时的习近平以浙江省委书记身份在北京宴请这批“太子党”成员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曾庆红碍于政治身份当然不便亲自到场，但日后有消息说，抵达浙江大厦之前，习近平 已经先率全体被宴请者去了曾庆红家为他恭贺六十七岁大寿。在场的曾庆红下属除大秘施之鸿，还有时任中组部长贺国强和常务副部长赵洪祝等。如上介绍的当年曾庆红的那个关于“不为全民经商大潮所吸引, 一心一意从政的干部子女 应该成为党的事业的主要依重对象”的“内部讲话”，就是出自这个场合。
所以，本人并无红色家庭背景的赵洪祝，当时肯定是内心早已经明白要想坐稳从习近平接过的浙江省委书记位置，并在此基础上为自己未来晋升副国级铺平道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前向习近平表示效忠，将自己主政浙江省委时期的大事要事，特别是重要人事安排，全都要“按既定方针办”。
于是，除了前面介绍的现任政治局委员里的蔡奇、陈敏尔和黄坤明，我们过去已经有数篇相关内容文章介绍过的、至今还在被外界猜测为下届国务院总理可能接班人选的李强，就是在被习近平提拔为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的前提下，又在赵洪祝手下被继续重用，继而又被赵洪祝提拔为省委副书记，并向中央“建议”为省长候选人。
浙江省委前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出任港澳办主任（国务院客户端-中国政府网）
另外，现任职于习近平亲自统领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舒国增，当年是被习近平提拔为浙江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赵洪祝到任后，又将他提拔为省委副秘书长（正厅局级）兼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为日后晋升副省部级铺平道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赵洪祝到任后将他晋升为省长，而后又在自己“调中央工作”的同时，把省委书记的权杖交到他手上。现任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当年在习近平手下被提拔为浙江省丽水市委书记，赵洪祝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将他提拔为省委统战部长……。
习近平的“之江新军”人数众多，这里不再一一例举，而他们中间的大部分都是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受到政治重用之后，又被继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按既定方针办”，进一步重用、进一步提拔，从而为习近平接班之后进一步提拔自己在浙江省委书记任内选拔并考验过关的一票政治亲信铺平了晋升台阶。而赵洪祝本人也因此得了习近平的政治回报 ，在十八大上被已经主持中央组织工作五年时间的习近平提名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副书记 ，日后又安排他兼任了中央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
在习近平中央总书记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内，外界都知道时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为他习近平打虎有功，很少有人知道这整整五年时间的“打虎”过程中，大案要案，特别是退位和在位的副国级以上领导人的重案处理，无论是周永康案还是令计划，无论是孙正才还是王岷……，差不多每件都是赵洪祝亲任专案组组长。
习近平安插在中纪委里的浙江嫡系
习近平的“之江新军”人数众多，而他们中间的大部分都是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受到政治重用之后，又被继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按既定方针办”，进一步重用，进一步提拔，从而为习近平接班之后进一步提拔自己在浙江省委书记任内选拔并考验过关的一票政治亲信铺平了晋升台阶。
其实从当时那段时间内，中共官方的一些相关公开报道内容都可以看出些许端倪。习近平离开浙江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为晋升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政治热身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曾专程返回浙江，以率领上海市党政代表团赴浙江学习考察之名义，一方面是为了渲染自己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四年多时间里的政绩突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督促自己的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按既定方针办”……。而赵洪祝本人也特意赶在习近平晋升政治局常委的十七大召开之前专程前往上海，表面上也是借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学习考察的名义，实际上就是要当面向习近平请示和汇报工作。
如此一来，赵洪祝自然会得到习近平的政治回报。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至此已经主持中央日常党务工作，特别是中央组织工作五年时间的习近平提名赵洪祝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副书记 ，官至副国级；日后又安排他兼身了中央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
在习近平中央总书记的第一个五年任期 -- 也就是二零一二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至二零一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之间的五年时间里，外界都知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的王歧山为他习近平“打虎”有功，很少有人知道，这整整五年时间的“打虎” 过程中，大案要案，特别是退位和在位的副国级以上领导人的重案处理，无论是周永案还是令计划，无论是孙正才还是王岷……，差不多每件都是赵洪祝亲任专案组组长。
说到赵洪祝在中共十八大至十九大这五年时间里，以中纪委第一副书记身份协助王歧山“打虎”的经历，就不能不提我们上篇文章中还没有介绍到的习近平“之江新军”中的另外一名重要成员徐令义。
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义。（Public Domain）
一九五八年出生，比习近平年轻五岁的徐令义当年和李强及陈敏尔一样，都是浙江生、浙江长的“当地干部”。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前，习近平从福建省长调任浙江省长时，原本是家乡的一个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但日后在家乡从政过程中拿到了中央党校“函授本科”学历的徐令义，已经从地方官升任了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明办主任。后一个职务，决定了他当时是浙江省委宣传部的正厅级副部长。习近平到任浙江省委书记所做的头几件重要人事任命中，就包括将陈敏尔任命为当时徐令义的顶头上司，浙江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从那以后两年多时间里，帮习近平或捉笔代刀，或润笔修正的上百篇 “之江新语”，有陈敏尔的功劳，也有徐令义的参与。
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两次到温州地区考察，都特别要求曾在那里长期为官的徐令义陪同。其间除了讨论工作，习近平还对徐令义早年在江苏省军区独立师服役时，因为“能文能武”而被提拔为文书的经历很感兴趣。
徐义令第二次陪同习近平巡幸温州后，即把徐令义从省委宣传部调出，安排到自己身边出任省委第一副秘书长。当时的省委秘书长是也和徐令义一样，从温州官场出道的李强。所以，如果说当时的李强是习近平的大秘的话，那么徐令义就是习近平的二秘。
习近平在中央主政后，吹捧他的官方文章中一提及他的浙江为官经历，津津乐道的内容之一就是他对所谓“信访”工作的重视。日后以习近平名义结集出版的《之江新语》中如下 一段内容，更是被全国各地各级信访部门当成是“最高指示”贯彻落实： “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为群众解难。既然群众有信访诉求，我们就应该千方百计去排忧，扑下身子去解决，切实履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庄严承诺。”
当年在浙江省委供职的一位人士曾介绍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第二年就提出，在全省推广领导“下访接访”制度。陪同习近平前往“省委主要领导下访第一站”的任务，就落在了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令义身上。从那以后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徐令义在浙江省委宣传部几名副部长中的重要分工内容，就是为习近平的这一“重要政治改革举措”进行宣传和总结 。宣传，当然主要是指在中央和地方党媒上的公开宣传造势，在全省乃至全国公众面前吹嘘习近平的“浙江新政”；所谓“总结”，不但包括了为省委内部起草总结报告之类，更包括通过新华社浙江分社随时以“内参”形式向中央领导层吹嘘习近平的“浙江新政”。而当时徐令义负责联络的时任新华社浙江分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和常务副总编辑朱国贤及慎海雄，在习近平主政中央之后，都已经先后得到政治重用。
其中慎海雄的名字更多为外界所熟知，是因为他被宣布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身份兼任了新组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
熟知中共体制的人士都知道，在二零一八年习近平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举措出台 之前，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是同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管理的三家党有副部级事业单位，合称“中央三台”。二零一八年“改革” 之后，新组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为独立于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之外的、“业务上级机构为中央宣传部的国务院正部级事业单位”。
一九六七年生人，在三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已经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此前已经先后担任过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党组成员，中国经济信息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中央电视台台长、分党组书记等副省部级职务的慎海雄，步入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五个月之后，即被提拔为正省部级的“中央总台”一把手，不仅代表了习近平对他政治上的充分信任，也证明了未来二十大上他慎海雄还更有上升空间。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及本文前半部分所陆续介绍过的黄坤明、蔡奇、李强、陈敏尔、徐令义等数个习近平 “之江新军”成员中，前二人都是从福建“跨省”调进浙江为官，并在习近平由福建省省长调任浙江省长，继而升任省委书记后进一步在浙江本省得到重用的，而后三人都是浙江生，浙江长……。
比这后三人更为突出的是，慎海雄不但是浙江生、浙江长，而且求学也是在浙江当地：一九八九年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直接被新华社浙江分社录取，从此效命中共喉舌机构至今已持续三十余年。
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慎海雄和与他同时任职新华社浙江分社的朱国贤，在陈敏尔和徐令义的授意下，不但为向全国宣传习近平的浙江政绩，写习近平所想，投习近平所好，而且还时不时在“内参”文章里极力美言习近平的“浙江新政”，一再向当时的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以有所有中共在位和退位领导人的耳朵里灌风，才终于达到了令习近平在被与李克强等人“比选”的过程中顺利胜出的预设目标。这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提拔当时的浙江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陈敏尔的同时，也陆续对当年在浙江还只是正厅和副厅级的徐令义，以及慎海雄和朱国贤委以重任的原因。
徐令义当年在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位置上，又因为重点负责宣传总结并及时向中央报告“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取得的“重大成就”有功，而被习近平调任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府信访局局长，从此为进入中央信访系统奠定了基础。
二零一七年十月，习近平在十七大上升任政治局常委，分管书记处和所有中央党务。十个月后，即令中组部将徐令义调升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 ，先是将他徐令义调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任专职副主任；一年后即又令他改门庭，到时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和中纪委第一副书记赵洪祝门下任中央纪委驻中央办公厅纪检组组长。
当时突然决定要调徐令义担此重任的背景原因是，随着前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失势，王歧山和赵洪祝发现令计划的“反党罪行”要远比此前发现的更多、更复杂，徐令义被增援到中办纪检组，就是要安排他以中纪委“派驻”的身份，对当时还继续暗藏在中办系统的令计划余党进行个个击破，“力争早日全歼”。
二零一七年年初，中国大陆的许多媒体都突出报道了《徐令义已任中央巡视组巡视专员并明确为正部级》一文，显然是在为他能够顺利在十九大上进入中纪委常委序列造势。
十九大之后，徐令义在赵乐际手下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兼国家监委副主任。当时笔者对徐令义的背景知之有限，与一位来美国探亲的中共退休干部闲聊时，此公主动谈起了对他曾有过短暂交往的徐令义。说出来的故事之一就是，徐令义在十九大之前被委派到中办系统清查令计划余党之后的下一项，当时还属于“特级机密”的重大政治任务就是，调查在位政治局委员孙正才。
笔者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将信将疑地搜索了下孙正才被习近平打入天牢之前、之后的中共官方相关报道，才注意到当时被委派到重庆“回头看”，“杀了一个回马枪”的中纪委钦差大臣果然是徐令义。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开透露消息说：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向重庆市委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对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和市委领导班子抓好巡视整改工作提出要求。中央第十一巡视组组长徐令义代表中央巡视组，分别向孙政才和重庆市委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回头看”情况。孙政才主持向领导班子反馈会议并就做好巡视整改工作作表态讲话…….。
而在此之前，新华网已经有报道说：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2016年11月6日至2017年1月5日，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对重庆市开展了巡视“回头看”。巡视组长徐令义指出，重庆市党委的领导弱化，担当意识不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差距，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有偏差，选人用人把关不严，一些干部“带病提拔”……。一些领导干部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上轮巡视发现的一些重点问题整改不到位，清除“薄、王”思想遗毒不彻底，国企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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