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在全球没有一个盟友?专家:有两大原因(图)

　　中国在复兴的道路上，没有盟友但不缺朋友。

　　最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国虽然在复兴（return to greatness），但却孤独（lonely）。言下之意，中国没有朋友。笔者近几年一直在思考中国外交，基本的判断是：中国在走向复兴的道路上，确实没有盟友，但并不缺朋友，这既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在所处的时代环境，更是因为中国的主动选择。

　　历史传统。基于基督教一神论、罗马法精神与希腊形式逻辑思维，西方文明习惯从二元对立的观点看问题与世界秩序。因此他们在外交上偏好结盟，以便通过强制性机制来约束乃至同化盟友，并对抗乃至战胜非盟友。同时，他们坚信任何国家都持类似的外交理念，因此必须围堵乃至瓦解崛起国。这是把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基督教扩张史等同于人类普遍史，把自那时起五百年来基督教文明圈的外交理念等同于普世外交理念，而没有意识到五百年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外交理念与世界秩序观。

　　美防长宣称“中俄盟国加起来不到10个”，评论区翻车了

　　中华文明的成熟期，从地理角度看在秦朝，从价值观角度看则在汉朝。主要基于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中华文明习惯以二元相互转化的观点看问题，主张构建基于礼治的世界秩序，因此外交上很少结盟，而主张国家间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彼此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即具有圈层特征的“五服外交”（编注：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见《尚书·禹贡》）。外交操作上强调“礼不往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就是说，坚信自己的价值观与文明程度的吸引力，但不把自己的价值观与制度强加于人。

　　美国防长嘲笑中国盟友一共不超过10个，但美国有真朋友吗

　　时代环境。过去五百年里，先是一些欧洲国家以武力手段通过殖民扩张成为全球性帝国，后是美国借助世界大战与构建同盟体系成为超级大国。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核武器的出现，中国既不可能重走欧洲国家的老路，也不可能复制美国的做派。实现文明复兴的可行选项是：以他国可接受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的过程中拓展自己的海外利益。

　　在近代被拉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中，中国曾经有过结盟行为，但并非系统性与持续性的行为，而且结盟的客观效果并不理想。所以，一旦条件具备，中国就放弃了结盟外交，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体现为不结盟外交，八十年代体现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九十年代以来则是伙伴外交。伙伴者，朋友也。

　　中华文明是一种区域文明，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全球性影响，但缺少一神教文明那种全球扩张的基因（历史上，一神教把人分为教徒与异教徒，认为教徒是神的选民，有义务与责任通过软硬两手让异教徒皈依以便“蒙主恩宠”，这是历史上一神教世界中频繁爆发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很难成为一种全球性文明。或许与此有关，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不是要取代谁”。但西方国家还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接受这一点。

　　伙伴外交与上述基于礼治的外交理念相吻合，而且适应当代世界的需要。走在复兴路上的中国坚信，与结盟外交相比，伙伴外交是更好的选择，也更适合自己。因此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推行伙伴外交，并且越做越顺手。迄今为止建立起伙伴关系的国家、地区或区域组织已经达到112个。这一数量无疑还会继续增加。伙伴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显著特色。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后，中国外交风格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但“结伴不结盟”的外交宗旨并没有改变，未来也不大可能改变。

　　不争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偏好的结盟外交是全球少数国家的选择，大多数国家选择不结盟外交。193个联合国会员中，有120个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它们绝大部分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等7个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

　　小结。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研究与了解要多于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与了解。现在，世界已经步入“多种文明之间又竞争又合作”的长周期。因此，西方有必要超越几百年来形成并固化的“基督教本位观”（或曰“以基督教文明视野看世界”的藩篱），学会换位思考，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让中西方关系基于比较准确的判断与比较牢靠的基础，从而减少误解与冲突、增加合作与互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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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但无论发展到哪一步，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平发展的共同体，是为了避免曾经在历史上发生的悲惨遭遇再次发生。

　　如今，美国正在举行2020年总统大选，看似混乱不堪、复杂多变，外界也非常关心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的反应及未来世界的局势。

　　下文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波对外界某些观点的释疑与回应。

　　[文/周波]

　　中国强大了就需要势力范围吗？当我读到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新的势力范围》时，我问自己。艾利森教授认为，冷战后整个世界事实上都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现在单极时代结束了，美国必须与中国、俄罗斯等其他大国分享其势力范围。

　　我想象了一下中国的“势力范围”可能在哪里：不会是在俄罗斯影响力占主导地位的中亚；也不可能是在印度影响力最大的南亚。鉴于东亚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只有东亚看起来最有可能。但是，如果势力范围意味着一国在文化、经济、军事或政治方面拥有一定程度的专属控制权，且其他国家对该国表示臣服，那么东亚其实很难被描述为中国的势力范围。朝鲜不顾中国的反对一意发展核武器；日本、韩国和泰国是美国的盟友；一些东盟成员国，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则与中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争端。

　　上海合作组织以汉语和俄语为官方语言，没有西方成员国，乍一看像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共同势力范围。但事实证明，上合组织的包容性超出人们的预料。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同时也是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总统埃尔多安甚至请求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加入该组织。印度和巴基斯坦于2017年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把这两个宿敌吸收进来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但他们的加入也提高了这个跨欧亚大陆组织的影响力，让这个组织加强了打击困扰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恶势力的努力。

　　也许没有什么地方比南海更像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了，尤其是因为中国的填海造地行动增强了其在南海的实际存在，国际上有不少中国想把该地区变成一个“中国内湖”的说辞。但是，没有任何国际法禁止填海造地，而且其他的一些声索国也这么做了。中国表示，每年大约有10万艘船只通过南海，没有航行自由的问题，中国反对的是以航行自由为名针对沿岸国利益的军事活动。

　　

　　今年7月17日，美军“尼米兹”号与“里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重返南海，开展第二次“双航母”演习。图自美国海军

　　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中国即使强大了也不称霸。尽管这在某些人听起来可能像是空口承诺，但这个说法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对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影响长达两千年，但这种影响主要是文化上的。郑和七下西洋显示了明代“天朝”横扫天下的强大国威，但中国人并没有在这些地方建立任何军事基地。只是在600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才在吉布提建立了一个后勤基地，以支持在印度洋的反海盗行动。

　　影响力和势力范围是两回事。今天，中国的影响力同美国几乎难分伯仲， 并将进一步扩大：人们普遍预计，中国的GDP将在10至15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换句话说，一个全球化的中国，其影响力已无处不在，所以不需要任何势力范围。

　　这就引出了21世纪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世界将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而中国又能带给世界什么？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第二个问题提供答案。这一倡议雄心勃勃，但不是《经济学人》所断言的那样是中国新秩序的镀金工具。这不是慈善——中国投资是为了互利；这也不是债务陷阱——谁会花费数万亿美元来设置这样一个超大陷阱？这个宏伟计划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但这些具体项目正在日复一日地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

　　与艾利森教授的建议相反，美国最不希望的是将任何势力范围拱手让给中国这个“大国竞争新时代”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东亚地区，北京和华盛顿的影响力交织重叠，如何共存是一大挑战。美国怀疑中国试图将其从该地区赶出去，因此在台湾海峡和南海海域加大挑衅力度，这是在考验日益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耐心。

　　温斯顿·丘吉尔说过一句俏皮话：“只有一件事比与盟友并肩战斗更糟糕，那就是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作战”。不见得。 在东亚，美国的盟友们已绷紧神经，在美国和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之间如履薄冰。到目前为止，他们中还没有一个加入美国海军在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以内的航行自由行动。

　　在从日本延伸到菲律宾再到南海的第一岛链内，美国无法保证能在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一定获胜，而一旦输了，后果非同小可：美国将失去在该地区盟友和伙伴中的威望和信誉，联盟会分崩离析，美国可能不得不打道回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美国自己才能把自己赶出西太平洋。

　　艾利森教授的结论有一点是正确的，即其他国家会心甘情愿、按部就班地生活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错觉该结束了。就算这意味着当今世界确实存在各种势力范围，中国也应该保持小心、远离它们。这些所谓的势力范围，不是中国该去填补的权力真空，而更像是充满危险的陷阱。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