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块钱,就是命:一群在2元女子宿舍里等死的女人

人生研究所 0



人,全是人,

20 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

“住宿 24 小时,2 元”——这就是人头攒动的原因。

这里的人:民工大张,民工老郭,民工张艳秒......

这些民工,清一色是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四五十岁的无家可归的熬着日子等死的......

“女子宿舍”是这间旅馆的名字,也是导演戚小光正在拍摄的纪录片的片名。       

他熟练地在一只脚都塌不进去的过道里腾出一小块地儿,架好机器,开始了一天的拍摄,角落里两个正在对骂的女人被框进了镜头。

争吵的原因好像是因为几块钱,吵着吵着就动起了手,等戚小光准备去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刀子究竟是如何插进那个女人肚子里的,大概除了镜头没人看清,骂声忽然停止的时候,血已经溅红了发黄的床单。

戚小光最快反应过来,他抱起女人,和老板娘一起把她送到了医院。刀子捣碎了脏器,大出血,最后这个女人被摘除了脾脏,戚小光留下了 3000 块医药费。

争吵,在女子宿舍本来是很常见的事,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卫生纸洗发水都可能是导火索。这样的素材戚小光的镜头里拍过很多。但这次是个意外,后来他才明白过来,大概是因为那几块钱。

对他来说仅仅是几块钱,对这些只住得起 2 元一晚女子宿舍的女人来说,

这几块钱,就是命。       

他很自责,“如果我不为了镜头,在看见她们开始吵的时候就跳出来,也许那女人不会挨上那一刀”,他跟做纪录片的同行朋友抱怨:“纪录片真他妈的残酷,我他妈的废了!”

镜头捕捉了这次流血事件,可有些事件,“不流血却比流血更痛”,这不全是镜头能捕捉的。

在镜头之外的真实生活里,这些中老年女性民工的人生,就像“被腌渍的烂白菜”,打一天零工挣一顿饭,咬着牙拼着命,只为了活下去,活下去。 



2 元女子宿舍,其实是一间旅馆。条件很差,蟑螂臭虫比人多,高低不平的床架子摇摇晃晃。

2 元一晚的价格,让它挤满了人。

住在这里的女人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有着各自的苦难。

睡不着的时候,方淑珍总是想一个问题:“从来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

“就像一只流浪狗,一直被赶来赶去。”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大半辈子。

先是被老公撵。

20 岁那年,方淑珍被家里人“卖”给了同村一个老光棍。几百钱彩礼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方淑珍就这样和大她 13 岁的男人结婚了。

噩梦也就此开始。

男人吃喝嫖赌,还爱酗酒家暴,方淑珍婚后的生活每一天都在被骂被打中度过。48 岁那年,男人带回家一个比她年轻漂亮的女人,方淑珍就这样被赶出了家门。       

为了不给孩子添麻烦,方淑珍独自一人,从农村一路流浪到陌生的城市。

一开始她还能找到建筑工地倒灰卸货的活儿,晚上能在工棚里凑合着睡。

后来她老了,卖苦力的活儿再也轮不到她。

劳务市场派活儿的头也开始撵她。

她只能捡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短工,最经常的就是去医院,给那些瘫在床上不能动的老人端屎端尿,连护工都算不上,钱少得可怜。

54 岁这年,方淑珍来到这间女子宿舍,一住就是 8 年。她每天就花 4 块钱,2 块住宿,2 块买馒头和咸菜,吃两顿。       

“现在挺好的,我都看开了,自己挣钱自己花,也能有个固定的住处。”“等老到啥也做不了的时候,我就喝点农药痛痛快快地死,也不给儿子添麻烦。”

她刚刚被儿子从家里撵了出来。

前不久方淑珍去了趟儿子家,住了几天帮着把地里的农活干完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儿媳对她说:“你走吧,我们养不起你。”       

离开的时候方淑珍把攒了好久的钱都留给了儿子,“妈没用,挣不到钱,就这些了给你留着,你身体不好,该打针吃药的别忘了。”

回到女子宿舍后,别人对她说:“你儿子当初打电话给你就是为了要钱!”

方淑珍回:“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得了肺结核,我儿媳也是皮肤癌,药都不能断,他们能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我不怪他们。”

因为怪了也没用。穷人自顾不暇。谁也怪不了谁。

8 年来,方淑珍把眼泪当饭吃,直到眼泪也哭干了。她一遍一遍问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

生活里找不出答案。生活只会用更汹涌的苦难教人认命和闭嘴。 



大多数住在女子宿舍的女人都认命了,但张艳秒 17 岁的女儿小芳还不认。

14 年前一个冬天的早上,张艳秒拖拉着 3 岁的女儿小芳第一次进城,顺着街角的广告牌找到了这间女子宿舍。

14 年后的这个盛夏午后,她们仍然住在这里。

床还是那张床,就连床板上垫着的海绵、纸壳子都没变过。唯一不同的是,45 岁的张艳秒几个月前腿坏了,再也爬不了上铺,女儿小芳也已经 17 岁,不再和妈妈挤在一起睡,住在另一张床上,也要单花一份钱。

张艳秒第一天住进宿舍时,和别人哭诉自己病死的丈夫,草屋和土地被人占了,扔下一个刚刚才会走的女儿,她苦着脸抱怨,日子就像“被腌渍的烂白菜”一样。       

她一个人絮絮叨叨,到哭哭啼啼,其他人只是静静看着,并没有太多的同情。

她们不太在乎这些。因为听得太多。

几乎每一个新人来到这里,都要先哭诉一番,无非就是离婚、被打、夫亡、子女不孝......

都苦,大家都一样。                

要是哭的久了,就有人敲着床板,不耐烦地吼:“哭,哭当啥用,白扯。”对于她们而言,眼泪只是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吃饱饭活下去,才是更重要的正经事。

后来张艳秒也不哭了。

她始终记得,那是她来到这里的第四天,隔壁床的一个老妇人早早就出门去了劳务市场。

去了,就没再回来。

同屋的人说,那个又老又病的老妇人那天从宿舍下了楼,就坐在劳动力市场的马路边上,等活儿干,等着等着就歪下去,死了。

老板孙二娘让警察带走了她,她的床位,连床单都没换,很快又住进了新的客人。

还活着,就没什么好哭的。

但是张艳秒的女儿小芳还理解不了这句话。她讨厌女子宿舍,这里的人全都只为了下一顿饭活着,她们眼中只有“钱钱钱!”

她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里。       

小芳 13 岁就开始打工,只要打工的地方能提供住处,就算工钱少一点她也愿意。最近,小芳又离开了女子宿舍,走时,她对妈妈说:“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可她走得一点也不远,她打工的餐厅距离女子宿舍不过七八分钟车程。

她很喜欢这家能够提供住处的餐厅,尽管床只是几张长椅拼起来的,但在这里她能上网,能看电视,还能听客人谈论世界杯,她喜欢这里“飘着油烟味的自由空气”。

和之前的每一次都一样,但小芳总认为这次会不一样。最后,因为打碎了盘子老板把她赶了出来,在睡了一个晚上的马路牙子之后,她还是回到了这里。

但小芳还是有小芳自己的坚持。

天一亮,她就要出门去,一分钟也不多待,哪怕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哪怕她已经被冻到发抖。

她去过附近几乎所有的网吧,通过 qq 和“很远很远的朋友”聊天,像画画一样学会了 26 个英文字母。

无聊的时候,她喜欢玩一种网络上的“结婚术”游戏,新人们穿着漂亮的婚纱,在一个开满了桃花的海岛上度蜜月。

小芳觉得这才应该是她的未来,美极了。

但眼下,得先回去。

因为她饿了,她必须回到女子宿舍去,跟妈妈一起吃 2 元一顿的晚饭。 



在女子宿舍里,老板“孙二娘”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她抠门得厉害,晚上刚过八点,就嚷嚷着要熄灯断水断电。什么东西都明码标价,手机充一次电五毛,洗衣机用一次两块。

冬天,楼下劳动力市场的人冻的厉害,想要进屋暖一会儿,她一伸手:十分钟一元。

她就像个“守财奴”,口头禅是“拿钱来”,最爱做的事就是上街去捡一些别人不要的衣服鞋子,捡来了,再倒卖给住客。

尽管她抠门得厉害,但要是遇上谁没钱看病,她又很大方。宿舍里经常看见她一边嚷嚷着:“这是借你的啊,赶快去买药,不然出事了我可不负责”,一边往人家兜里塞钱。

宿舍里的人都很喜欢这个离了婚的泼辣女人。       

她常常带领宿舍的女人一起打短工,干活儿的时候她会把力气小身体差的安排在自己身边,照应着。要是有谁交不出房租了,她一天催三次“快交钱”,但从来不会真的把谁赶出去。

前段时间,上头查得严,没有身份证的一律不能住宿。女子宿舍里有一个精神病人没有身份证,被检查的人抓到赶了出去,第二天,孙二娘看她睡在马路边,又把她“捡了回来”。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孙二娘说,“我们都是苦命的人,能帮一点是一点。”

戚小光问她:“你不是老板吗?”

孙二娘笑了:“我才不是老板,大家都是打工的人。而且你说一个人一天 2 块,30 个人也才 60,能赚啥钱,她们是打工,我是给她们打工的。”       

她说:“大家都不容易,聚在一起,有个固定落脚的地方,不至于去睡马路,感觉活不下去了有个人拉一把,多少能活得像个人一点吧。”

活的像个人一点,这是她们藏在心里最深处不愿和人提起的渴望。

晚上,女人们会在宿舍里唱歌,唱《小荷包》、《十五的月亮》,唱过时很久的老歌;也有人会在狭小的过道跳交际舞,然后为“到底谁跳得比较好”的问题争论一个晚上。

她们自嘲“脚下的布鞋,与开奥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样,养脚”;她们希望“像赵本山一样,唠唠嗑也能赚钱”。

她们也说女人间的私房话,宿舍有姐弟恋,大家会笑她“武则天,老有魅力了”。

每次拍到这样的画面,戚小光就忍不住鼻子发酸。他觉得,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戚小光和女子宿舍里的女人们

镜头里让人最动容的事情之一,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们“显摆”的样子。

有人对吃的挑三拣四,嫌弃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有人把 300 元钱买的手机说成值 1000 元;有人打工回来散一圈烟,装着很大方,或者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表现出很忙碌的样子。

“这是她们捍卫尊严的表现。”戚小光说,

“就像你我一样。” 



这部纪录片拍了整整 5 年,5 年间搭档一个接一个离开,只有戚小光坚持了下来。

结束拍摄的最后那几天,刚好快到春节,戚小光让大家对着镜头说说自己的愿望。

老板孙二娘兴致最高。她希望戚小光资助她,改造这个宿舍,换上新的干净的床和褥子,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再铺上光滑的瓷砖,窗边还要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她还说要把这间女子宿舍买下来,一直开下去,开到 80 岁。

听起来蛮温暖。

有人说她是在赌这里未来的房价,但其实不是的,这个女人不过是早就知道了,她赌的是这群人无论怎样,一辈子也走不出这里。

既然这样,那就,好好活着吧,久一点再久一点。

离开的时候戚小光对她们说,要把这个片子“献给中国的农民工“,希望片子最后能在工地的脚手架前、工棚里,坐满农民工的露天电影院里放映,希望每个看到片子的人,都能产生共鸣:“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女人们笑着回答:好。一切都是充满希望的样子。

开始剪片子的时候,戚小光就想好了,关于纪录片最后的“尾声”,那应该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交待”,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但,如今,十年过去了,有自称认识《女子宿舍》导演戚小光的人透露,除了 17 岁的小芳和 58 岁的孙二娘,其他女人的出路并不太好。

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死了。而这部纪录片最终也没能上映。

彻头彻尾的悲剧。

很多年后,又是一个春节。

戚小光再次打开那些素材,熟悉的画面一帧一帧播放,他静静地看着屏幕里那些早已离世的脸孔。

此时屋外新年的鞭炮声炸得正响,恍惚间,他听见屏幕里有人说了一句:“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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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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