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和平,都是拿命换来的”(图)
▲ 2014年3月28日，搭载437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专机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礼兵护送覆盖着国旗的437具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进至棺椁摆放区。（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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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我们是幸运的。”赵英远说，为什么我们中国能取得胜利？我觉得我们中国军人是不怕死的，我们敢于和敌人拼命。
“停战的那一刻特别高兴。我们把所有房间都点上蜡烛，防空洞门口遮光的棉布帘也掀起来了，终于不怕火光暴露目标了。”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南方周末实习生 梁健豪责任编辑 | 姚忆江
朝鲜边陲重镇新义州，与中国辽宁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一江相隔，南北相望。
1950年7月，越过三八线的美军飞机，肆无忌惮地向新义州城投掷炸弹。这座自明朝以来的通商大城，数次变成一片火海。
不少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入朝第一站，就是新义州。
“我们先从辽宁丹东乘火车到朝鲜新义州，然后从这里下车徒步行军，向目的地进发。”原志愿军后勤部一分部运输一团战士杨庆茂回忆。在志愿军中，曾流行这样一句话，白天是美国飞机的，夜晚是志愿军的。
千里行军、物资匮乏、战火无情……面对恶劣的环境和强大的敌人，志愿军战士们浴血奋战，打出了中国的军威国威。
85岁的志愿军老战士陈汉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这一代人吃够了战乱的苦。童年时经历抗日战争，青年时经历抗美援朝。正因为经历过艰难困苦，所以更知道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1
运输，“就像蚂蚁搬家”
“当时老美的飞机过了鸭绿江，东北人担心战火烧到国内来。”
杨庆茂是辽宁海城县南台镇人，在家里排行老四。1950年秋天，大批解放军部队来到南台镇驻扎。18岁的杨庆茂心中隐约意识到，这可能跟邻国的那场战火有关。
唇亡齿寒，户破堂危。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作战，全国各地掀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杨庆茂告别亲人，参军入伍，于1951年1月5日入朝，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志愿军战士。
杨庆茂入朝之际，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结束。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接连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圣诞节前攻占朝鲜的计划，扭转了朝鲜战局。接着，中朝军队更是将“联合国军”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
胜利背后，是巨大的战争物资消耗。
多年后，洪学智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三次战役后，我军战线迅速南伸，运输线已延长到500-700公里，再加上敌机疯狂轰炸，运输工具缺乏，补给更加困难……
入朝后，杨庆茂被分到志愿军后勤一分部运输一团工作，负责多个前线主力部队如38军、39军等部队的后勤物资保障。
一列列火车载着白面、大米、炮弹、胶鞋等物资，从中国运到朝鲜。杨庆茂的任务就是把火车拉来的物资，卸装到汽车、卡车上，随后再由汽车兵送到前线。一年多的时间里，杨庆茂和战友们用肩扛、用手提、用小推车运，“就像蚂蚁搬家。”
运输兵分成甲、乙、丙三等劳动力，杨庆茂最羡慕甲级劳动力，“他们能扛400斤白面，4条白面袋子都能摞起来扛。”
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主力转入休整。“联合国军”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等弱点，随后迅速调整部署，在战役结束仅一周后就恢复攻势。随后，抗美援朝第四次及第五次战役接连进行，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展开“拉锯战”。
隔一段时间，志愿军运输线都会遭到极大破坏。
“日夜有飞机巡逻轰炸，白天投炸弹，晚上飞来飞去找目标。而且，美军飞机俯冲得非常低，我白天在山坡上隐蔽时，都能看清驾驶员的头盔。”今年88岁的杨庆茂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前方战士浴血奋战，跟敌人直接枪对枪、炮对炮，我们后方就是天天跟飞机打交道。”
除了飞机，杨庆茂也对南朝鲜特务活动记忆深刻。
“他们伪装成朝鲜老百姓，秘密在北方活动。一发现有物资火车进站，就对外发信号，遥控美国飞机来轰炸。他们还经常在暗处打黑枪，很多夜里站岗的战士都因此牺牲了。”
物资迟迟无法运到朝鲜前线，是杨庆茂和战友们最难过的日子。
“那段时间只能天天吃炒面和压缩饼干。时间一久，很多战士患上了夜盲症。”杨庆茂记得，晚上执行任务时，大都由一个视力好的在前面开路，后面的人就一个扯一个的衣角，磕磕绊绊地走，“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
1951年6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负责管理志愿军在朝鲜境内的一切后勤组织和设施（包括铁路、军事运输在内）。同时，志愿军开始实行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适应了朝鲜的地理、交通条件和作战要求。
2
“反绞杀”战
1951年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表示，愿意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经历了五次战役，中朝军队也意识到，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彻底歼灭敌军的困难性。同年7月，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然而，这场谈判却异常艰难，出现长达两年多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赵英远是原志愿军23军67师野战医院的文化教员。1952年9月，新婚不久的她和丈夫双双入朝。她随大部队从江苏太仓出发，经辽宁丹东进入朝鲜。此时志愿军的入朝物资供应，已经有明显改善。
“我们当时已经不是一把雪加一把炒面的状况了。”赵英远记得，部队临行前，每名战士领了10块压缩饼干。压缩饼干有手掌大，手指肚厚，是由花生、芝麻制作而成的，非常有营养。但缺点是比较硬，牙齿不好的同志都咬不动。
23军入朝时，冬季尚未到来。每个战士都要自己背冬装，棉衣棉裤加起来有8斤重，此外还要背干粮、1支十字镐等。行军路大多在大山里，每次行军都是一次负重爬山。“昼伏夜出，千里行军，战士们又累又困。有时候走着就开始打瞌睡，一头撞到前面的战友身上。”
1951年8月起，“联合国军”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绞杀战”，目的就是为了切断中朝军队后方供应。为打破美国空军的空中封锁，保障交通运输，志愿军发起了“反绞杀”斗争。
靠近前线的野战医院也遇到了物资紧缺的困难，医护人员们绞尽脑汁克服困难。
医生们在防空洞里架起大铁锅烧水，滚烫的蒸汽遇到锅盖后凝结成水滴，收集起来就成了天然的“蒸馏水”。前线没有血库，医院工作人员就主动献血。作为文化教员的赵英远也加入献血行列。“当时野战医院的条件很差，只能自力更生。”
美国飞机依旧让志愿军们头疼。“有时候行军很久，好不容易到达一个休整地点，可还没放下背包，飞机就来了。晚上住宿的时候不能点蜡烛，门帘也要用可以坠下来的厚棉布帘，方便遮光，就是怕暴露了目标。”
渐渐地，志愿军积累了和美国飞机斗争的经验。各部队都开始设置了防空哨岗，安排专人在山头上放哨，在飞机靠近时鸣枪示警。为了做好防空工作，部队行军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挖防空洞，战士们随身背的十字镐也派上了用场。
相较于男性，志愿军女兵的困难更大。据赵英远回忆，朝鲜冬天很冷，夜里行军的时候，遇水涉水，遇火蹚火，女同志也不例外，棉裤是湿的也要继续穿着走，最后很多女同志得了妇科病。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志愿军节节胜利，图为战士们欢呼上甘岭战役胜利。
3
英雄长眠异乡
1952年秋，中朝军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线进行具有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作战，攻占了“联合国军”许多营以下阵地。战斗，也愈发激烈起来。
赵英远所在的志愿军23军67师野战医院，距离前线只有数公里。热心勇敢的朝鲜老乡们，将负伤的志愿军战士从前线抬下来。轻伤员直接就近医治，重伤员则在登记信息后由随时待命的军用卡车直接转运至后方。
一天晚上夜深时，从前线抬下来一个重伤员，整个屁股都被炮弹炸掉了。赵英远在登记时发现，这名伤员居然是一起共事过的机关干部，姓王。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干部也下沉到了一线连队，拿笔杆子的王干事也上了战场。
赵英远没有想到，两人居然以这种方式在战场上相见。她不禁问道，“王干事，你怎么负伤了啊。”王干事也认出了她，勉强说了一句，“我很辛苦……”随后，这位身负重伤的战友被送上卡车，运往后方医院。“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世。”赵英远感慨道。
战争年代，牺牲不可避免。运输兵杨庆茂就多次死里逃生。有一天中午，他和几位战友在防空洞里休息。突然一架美国飞机来空袭，一个炸弹在距离防空洞不远处爆炸，留下一个巨大的弹坑。气浪掀开了防空洞厚厚的“盖子”，洞里的人直接被埋进土里。万幸的是，大家都没受伤。
“有一次美国飞机来了，我和战友两个人到防空洞隐蔽。这时他对我说，‘小杨，我有一件东西落在宿舍了，我得回去拿。’我听后急忙劝他不要去，说太危险。但他说‘不怕’，说话间人就钻了出去。结果，飞机炸弹落下来，他就牺牲了。”
70年过去了，年逾八旬的杨庆茂已记不清战友的姓名。“我只记得他是一个炊事员，四川人，个子比我矮。”
朝鲜国土有80%被群山覆盖，群山中安放着许多烈士的忠魂。
1953年4月，“学生兵”陈汉平和战友们乘坐卡车奔赴三八线附近的五圣山时，曾途经一处志愿军的坟墓群。透过车窗，上千座志愿军墓碑映入眼帘。
“那不是几十个或者几百个，而是一整片一整片的山上都是墓碑。还有很多都是无名墓。”据陈汉平回忆，那些坟墓都很简陋，大部分墓碑都只是一片木板。上面写着“×××同志，××人，××岁，原属×××部队，×年×月×日在××战役中壮烈牺牲。
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中朝军队连续发动五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将敌人赶回三八线，敌我双方转入战略对峙。这是志愿军某部渡过汉江后围歼残敌。（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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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炮弹全部打完”
陈汉平参加志愿军，是在1953年春天，抗美援朝作战已有两年多。
陈汉平老家在广东宝安县，读初中时，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战斗英雄给陈汉平留下深刻印象。1953年初，在考虑毕业志愿时，他和多名同学放弃了当工人的机会，怀揣“报国梦”主动报名参加了志愿军。
那年春天，一列火车载着新兵们从广东驶往东北。陈汉平记得，当时的运兵车由运货车改造，新兵们就在车厢里打地铺。一节车厢有二十多人，吃喝拉撒都在一起。运兵车每停靠大火车站时，战士们就下车，每人拿几个馒头上来。“不可能在车站里慢慢吃”。
在辽宁安东，陈汉平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志愿军第16军32师95团，驻守地为朝鲜三八线附近的五圣山一带——那个出现黄继光、孙占元等战斗英雄的地方。
进入朝鲜，陈汉平看到了战争给朝鲜带来的满目疮痍。“一路上看过去，到处是破汽车、破坦克，以及炮弹炸出的弹坑。”
陈汉平还记得，朝鲜街道上很难看到一个男性青壮年。行军路上，他和战友借住在朝鲜老乡家，家里只有一个“阿伯吉”（老爷爷）和“阿妈妮”（老奶奶），没有一个年轻人。
战火淬炼了中朝人民的深厚友谊，朝鲜老百姓视志愿军如亲人。借宿后第二天，志愿军从朝鲜老乡家启程。临到上车时，朝鲜老百姓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送给志愿军，让战士们吃个早餐再走。
“老乡们拿出苞米饼、地瓜、苹果、馒头给我们吃，我们不要。上了车之后，老百姓们追过来，把地瓜、苹果扔到车上……”陈汉平说，“最后我们实在拒绝不了就留下了苹果。苞米饼和馒头都是朝鲜老乡们救命的口粮，我们不能拿。”
1953年7月27日，这是抗美援朝老兵们铭记的日子。
当晚，驻地在三八线附近的陈汉平惊异地看到，停战前一刻，对面阵地疯狂地向天空发射炮弹。枪炮声轰鸣中，照明弹、曳光弹也相继照亮了夜空，“就像是要在最后一刻，把炮弹全部打完一样。”
在23军67师野战医院的赵英远也记得，眼看就要到停战时间了，战士们正要准备跑出防空洞庆祝。正在这时，却听到飞机俯冲的声音。“直到最后一分钟，美国飞机还来轰炸了一圈，炮弹就落在我们防空洞前面。”
1953年7月27日22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停战协议上签字。那一瞬间，朝鲜半岛三八线上，三年间未停息的炮火戛然而止，万籁俱寂。夜风中只有硝烟和火药味渐渐消逝。
“停战的那一刻特别高兴。我们把所有房间都点上蜡烛，防空洞门口遮光的棉布帘也掀起来了，终于不怕火光暴露目标了。”
“那天晚上，大家都很欢欣鼓舞，几乎没有人休息……”
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将士们利用阵地坑道阻敌。（资料图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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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牺牲的战友相比， 我们是幸运的”
1953年8月5日，志愿军后方勤务第一大站政治处给杨庆茂颁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杨庆茂荣立三等功。
立功后，杨庆茂也向家里寄出了第一封平安信。“打仗三年，从没给家里写过信。家里人都以为我牺牲了。”
赵英远终于和丈夫团聚，二人同在朝鲜却天各一方，新婚后不久就双双来到朝鲜，一别三年。停战后不久，二人专程到三八线附近拍照留念。1954年底，赵英远怀孕后回国，生下健康的女儿，其丈夫则于1958年底才撤回国内。
“学生兵”陈汉平再次回到了学校。停战后，解放军体育学院面向军队招收学员，入选学员可以回到广州上学，在朝鲜的志愿军也分到了一定名额。“我上学的时候体育成绩就很好，游泳、跳远很拔尖。一听到能回家，我当然高兴了。”陈汉平报名参加了军体的招生，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回到广州上学。
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访问朝鲜，经中朝双方商谈决定于1958年底从朝鲜分批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1958年10月26日，志愿军总部公报称，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
70年光阴似箭，当年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小姑娘，都成了耄耋老人。
88岁的杨庆茂依然声音洪亮，精神抖擞。他抚摸着自己三等功勋章，向南方周末记者感慨：“立功不容易啊，这都是扛炮弹拿命换来的。”
89岁的赵英远刚刚做完一场手术，大病初愈。虽然远离老家多年，她的话里依然带着明显的吴侬软语口音。“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我们是幸运的。”赵英远说，为什么我们中国能取得胜利？我觉得我们中国军人是不怕死的，我们敢于和敌人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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