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最恶抢劫案,在中国持续14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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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

我们纪念这场全国人民浴血奋战14年才赢得的胜利,同时,勿忘国耻,勿忘这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过多么惨痛的“失去”。

纵览20世纪上半叶,日本经济发展始终与侵略战争密切相关。

1931-1945年,侵华战争十多年间,日本侵略者制定了详细的经济侵略计划,疯狂掠夺中国的工农业资源,肆意破坏财政与金融市场……给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使“中国工业化进程至少推迟半个世纪”。

日寇恶行累累,罄竹难书!


1

一个“战争暴发户”的致富心得

20世纪初的战火烧旺了日本经济。

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分得庚子赔款的7.73%,在11个国家之中排名第5。

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在中国东北、朝鲜和沙俄西太平洋沿岸的诸多权益,势力范围大增。

占有了大量资本,垄断了资源和市场,这个世纪头10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达6.5%。

1897-1906年,日本进出口总额增长1.2倍。1907年,工业、建设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67.5%,工业化基本完成。

一战进一步拉动了日本出口主导型经济的迅猛发展。1915-1919年,日本国际收支盈余累计达30多亿日元。

这时,随着日本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以天皇为首的资本垄断集团,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为首的民间财阀集团,这些特权阶层在侵略战争中大获其利。

阔起来的日本不断增加军事投入,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海军强国。1920年,直接军费几近国民支出总额的50%!

然而,一战结束后,出口锐减和国际收支恶化,将日本经济从大战景气拉向战后恐慌。同年3月,日本股市暴跌,引发经济危机。

1923年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造成10多万人伤亡,财产损失约28亿美元。

1929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日本再遭重击,农产品价格暴跌70%,工业生产总指数下降约30%,股市崩溃,全国67%的银行处于休业、半休业状态。

为了转嫁危机,日本政府强推定额生产、定价出售等措施,关闭中小企业,导致失业人数激增,工人罢工、农民暴动事件频发。

1929-1933年日本失业人数



此外,经济萧条与工业迅速发展、高度依赖进口资源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使日本陷入窘境。1920年,日本制造业生产额较10年前翻了一番。1920-1931年,日本石油进口额增加了20倍,所需主要工业原料中,90%的铁矿砂、66%的石油、100%的橡胶、94%的铅和85%的磷酸盐,均依赖进口。

经济、社会危机步步紧逼,日本政府开始谋划出路。

1927年6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8月,第二次东方会议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针对侵略中国东北做出具体安排,确定了“满蒙”独立的方针和武力侵略中国的具体原则。

日本对华侵略图谋进入一个新阶段。

2

垄断铁路,为侵略铺路

实际上,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就借其盘踞我国东北的势力,悄悄布下蚕食中国的恶局。

1905年,日本从沙俄手中接下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段)控制权,后又迫使清政府承认其对安奉铁路的直接经营权。



南满铁路袖标。  图|图虫创意


【注:南满铁路,原为1897-1903年沙俄在中国东北境内所筑中东铁路的一部分,日俄战争后为日本所占。安奉铁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借口战时军运需要强行修筑的从安东(今辽宁丹东)至奉天间的军用轻便铁道。】

1906年,日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主营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推动吉长铁路(1917年)和吉敦铁路(1928年)建成通车,逐渐建立起贯穿东北南部的铁路网。

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在东北直接经营的铁路里程已达1129.1公里。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总社旧址。  图|图虫创意


控制铁路,使日本人钳住了东北经济的“血管”,肆无忌惮地从中汲取养料。从开业到1931年,满铁铁路运输营业总收入高达15亿日元,盈余总额约9.1亿日元,最高利润率可达28.7%。

东北全境沦陷,日本扶植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满铁继续为侵略者敛财。

1936年,图宁线建成后,满铁收入创下新高,达1.3亿日元/年。

1907-1938年“满铁”运输总收入(单位:万日元)




除垄断交通运输之外,满铁还兼营煤矿开采、电气开发等领域,并拥有铁路附近属地的行政管理权,为日本在中国土地上大肆开展经济调查、制定下一步侵略计划提供了巨大便利。

1933年12月,满铁经济调查会制定《对华经济调查机关设立计划案》,成立华北经济工作调查班,下设天津、青岛及上海三个分班,计划对中国华北地区展开全面经济调查。

1934年9月,在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大力支持下,满铁向天津、青岛等地派驻专任调查员,调查当地农业生产情况。

1935年3月,满铁开设天津事务所。

此后,满铁先后派遣多支“中国驻屯军嘱托班”,对华北地区工业、金融、铁道、贸易等方面展开调查,在1年多的时间里,建立起辐射整个华北的经济情报网——覆盖天津、北平、济南、青岛、塘沽、秦皇岛、唐山、龙口、烟台、威海卫、连云港、张家口,乃至上海、汉口等主要诚市,以及北宁、津浦、平汉、平绥、胶济、陇海、正太等铁路干支线;测定了冀、鲁、察、晋、绥各省内159个矿藏的具体位置、地质构成、蕴藏量等情况。

依据所得情报,侵略者制定了多项针对华北资源的“开发方策”,如日本陆军省的《华北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兴亚院的《华北产业开发三年计划》、兴中公司的《华北产业开发计划》、华北开发公司的《华北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等,多达十余种,为接下来的侵华计划做足准备。

七七事变后,满铁接管华北铁路运营工作,成立北京事务所,继续派遣调查人员前往北宁、津浦、京汉、京绥、正太铁路沿线地带活动。

3

掠夺资源,掏空经济底盘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野蛮疯狂的抢劫行为令人发指。

一方面,日本侵略者通过公开抢劫、贸易统制和封建性剥削等方式,掠夺中国农业资源。

*劫掠农畜产品,抢占土地和劳动力。

在东北沦陷区,日本驱逐原有土地主人后无偿占有大量耕地,用以修建军事设施及铁路公路。七七事变后,关内52.6%的耕地遭到破坏。

据统计,全面侵华期间(1931-1945年),日本侵略者霸占中国耕地面积约2亿亩,共损失粮食1230多亿斤。仅山东一省就遭日军掠抢粮食145亿斤、耕畜174万头、猪羊1400万头、鸡鸭等家禽14500万只。

除抢劫财物外,日军还大肆掳夺劳动力。1940年底以前,山东被劫走的壮丁就有30余万人。

*贸易统制和苛捐杂税。

日本政府扶植傀儡政权,通过《米谷管理制度纲要》《米谷管理法》《主要特产物专管法》等法令,对农产品实行贸易统制,控制购销与加工环节,并压价收购。在华北沦陷区,小麦、玉米、高粱的收购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3。

此外,日本政府还追加各类苛捐杂税,榨取农业资源。1931-1945年,日本向中国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达1000亿元以上,高利贷剥削10亿元以上。

农民不堪重负陷入破产,良田荒废,耕地面积和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

1941年,河北荒田面积达40余万亩,山东小麦、谷子等11种农作物耕地面积较战前减少16% ,主要农作物减产50%以上。

另一方面,垄断中国工业生产,从中攫取经济利益,用于自身工业发展和战争补给。

*创办垄断性集团,控制工业生产。

为适应殖民扩张需要,1937年5月,伪满政府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对东北沦陷区工业生产实施政府统制。

同年12月,伪满政府创立对华经济侵略专门机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垄断中国东北重工业生产。1940年调查结果显示,日资占到东北工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这个数字已达到99.15%!

*“管理”“合作”,软硬兼施,侵蚀工矿企业。


战争初期,日本对沦陷区内工矿企业实施“军管理”和“委托经营”。到1936年底,华北矿业中日方资产额达2070.9万元。截至1945年,日本共从中国掠夺3.4亿吨煤炭、4970万吨铁矿石和957万吨生铁。

战争后期,为填补军需缺口,日军又采取“中日合办”方式,压低中方资产折算额,侵吞华商资产。1939年,潍县华丰机器厂被强制折价50万元,转为合办,用于军火生产。

*大批工业产品流向日本。

1930-1943年,东北抚顺西炼油厂共生产重油842861吨,96.6%用于”满铁“运营和日本海军。

日本全面侵华期间,从青岛港运往日本、朝鲜等地的原盐即达3873万余担,约占同期山东原盐总产量的70%。

另外,这些被日本人控制的企业严重压榨中国工人的劳动价值,其工资往往只是同岗位日本工人的1/3到1/2;更可怕的是,侵略者治下,生命被视如草芥,1937-1941年,丰满水电站中共有6000余名中国工人死于谋杀、疾病和劳动事故。

4

搅乱财政金融,啃噬经济根基

20世纪3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经济危机,纷纷向国外倾销过剩商品,回购白银。受此影响,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入超,国内存银大量外流,金融市场动荡,银号、银行纷纷倒闭或歇业。

1935年,在英国的鼓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改革,废止银本位制,禁止白银流通,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法币为流通货币,由银行控制汇价,并与英镑挂钩。

此后,国民政府对全国金融财政统一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经济形势。



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

为了保住并扩大在华利益,贪婪的日本侵略者使出浑身解数驱逐法币、侵蚀中国经济。

*抢占银行,洗劫法币。


随着战火蔓延,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将当地中央银行及其金融机构据为己有,同时,强占私人银行、银号、钱庄当铺,掠夺黄金、白银和现金。

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全国沦陷区内,35家公私银行共损失了4.1亿元,这笔巨额现金绝大部分被直接运回了日本国内。

*开设日伪银行,伪造法币。

1932年,为方便经济掠夺,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通过“伪满”政府成立“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满纸币,统一东北金融;1935年,在东北沦陷区改发日元,把东北金融纳入日元系统。



“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全套五枚。

接下来,日本侵略者策划“华北自主币制”,将华北金融体制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纳入属于日本及其伪满洲国的“日元圈”。

1937年3月,伪冀东地方政权成立的冀东银行开始另行发行纸币和辅币,即“北方券”;1938年初,日本扶植王克敏傀儡政府,在北平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独占华北四省二市的伪联银券发行,实际上成为华北沦陷区的日伪中央银行。

1941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筹备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以驱逐法币势力。截至1942年,共发行中储券12.12亿元。

此外,为打击法币,日本还积极支持伪造法币、利用法币套购外汇等金融犯罪行为。仅1940年,日本侵略者就伪造了2亿元法币。

*掠夺税收,降低关税。

在沦陷区内,日本全面截获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税源,并推行特别关税。

【注:统税,指特定货品的货物商品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东北、华东、华中、华南城市的厂矿是其主要税源。】

冀东特别关税与中国关税比较




【注:其他货物所缴特别关税额约为中国关税的1/4。】

结果,大量日本商品得以减征或免征关税进入中国市场,国民政府的税收收入则严重缩水。1937-1940年,沦陷区进口额增长230%。而1939年,国民政府的税收收入只有4.3亿元,较三年前减少了60%。

*支持走私活动,变相窃取中国税源。

1933年,日本便在冀东从事走私活动;到1937年,走私货值已达3亿元,中国海关为此损失税款约1亿元。

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走私活动更为猖狂,1938年的走私额相当于当年正规贸易额的60%。到1941年,日本走私据点已遍布中国各地,多达70余处。

金融市场遭到严重破坏,国内物价飞涨。根据上海解放前物价统计,1941年底上海物价总指数高达1774.5(以1936年的物价总指数为100计算)。

同年,上海米价为238元/石,到战争结束时竟涨至150万元/石,上涨约6300倍!

5

共铸挽救中国经济的最后防线


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两党求同存异,相互配合,挽救中国经济的最后防线。

国民政府适时调整经济战略,实行由平时向战时的转轨;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政策,有效打击了日军削弱中国国力的企图。

【注: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从各主要部门抽调人员、组建经济部,将其作为战时经济建设主管机关。与此同时,实行经济政策转轨,在工矿业、金融、贸易、粮食产销等领域实行经济统制, 以适应战时需要。】

*工厂内迁,保留经济力量。

七七事变前,我国除东北地区以外工厂总数为1万余家,资本总额超过20亿元。为了保存这部分经济实力,1937年,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地区工厂搬迁到内地。针对军需工厂,国民政府强制搬迁,并给予诸多政策优惠,如补助迁移费,迁移免征或减收转口税、落地税及运费,并拨给建厂地皮。

1938-1940年,内迁厂矿448家、各类机器材料7万余吨、技术工人1万余名。此外,闽浙两省还自行搬迁厂矿191家,总计639家。

工厂内迁,不仅保存了部分经济实力,还将资本、资金、人才、技术带到内地,促进了内地工业发展。1945年,大后方工厂已发展到600余家,极大缓解了军需及民用物资紧张程度。

*推行战时税制,实行金融、贸易统制。

三大税源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后,国民政府着手进行税制改革,扩大旧税种征收范围,推行战时新税,用以抵消部分税源损失。此外,国民政府还发行公债来筹措财源,实行田赋征实以稳定物价、保障供给。

1938年,国民政府改组成立贸易委员会,总揽外贸管理权,对非必须品进口予以严格管制,尽可能节省外汇;1939年,设立“四联总处”,作为战时最高金融决策机关, 强化政府金融的绝对控制,严格限制携运法币出口及口岸汇款。

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物资限制出口政策,为防止物资外流,商人外出贸易必须带回物资、不得带回伪币,以防伪币流入;大量发行本币,建立本币市场、排斥伪币。



晋冀鲁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纸币,有效打击“联银券”流通。


同时,封存已流入的伪币、不予流通,但准许携带出口、到沦陷区购买日方物资,以伪币反制日方。1945年,仅山东解放区就排挤出价值几十亿元的伪币。

6

垂死挣扎,黎明前的至暗时刻


二战末期,日本在东方主战场节节败退,又在太平洋战场耗尽海空兵力,战败已成定局,“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计划面临破产。然而,山穷水尽的侵略者仍不思悔改,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最后的疯狂榨取。

*农业剥削变本加厉。

1943年9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要求山东完成规定量的农产品生产,以供日本军用之需。其中,棉花444384担、花生仁60000吨、羊毛46000吨、牛皮88000张、苇席2950000张……满篇天文数字,是对中国农业的最后压榨。

*滥发公债和伪币。

从1942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仅仅3年8个月的时间里,伪满洲国发行的公债就达195380万元,相当于此前10年发行额的总和。

1944年底,“满洲中央银行”的伪币发行额为58 亿余元,到1945年8月则达到80多亿元;同时还大肆发放遣散费,到11月国民政府派人接收时,发行额已超过130亿元。

1945年1月至4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共发行伪币187亿元,而8月一个月竟然发行了301亿余元。

汪伪政权“中央储备银行”的发行额更是天文数字。8月中旬,“中央储备银行”以发放遣散费为借口,发行伪币24917亿余元,这一数字到9月时竟达46618亿有余,一个月的发行额相当于此前五年发行总额的46.55 %。



汪伪政权“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

*出售黄金,转移债务。

战时,日本曾让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向“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借款,充作军费,总金额相当于1792亿日元。

日军投降时,正金银行存有掠夺而来的15433条黄金,重量共计约154330两,本应收归中方管理。然而,从1945年8月开始,正金银行先后分3次将这批黄金送到“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当时市场最高价格作价,共值联银券490亿元,用以偿还“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正金、朝鲜银行的借款。

直到10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被接收时,还有216亿日元存在朝鲜银行,这笔存款在战后也未被退回。

另外,战败前,日本曾在台湾大发公债,到1945年8月10日,已达6.54亿元。

13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两天秘密布置了逃债任务——鼓励当地日侨将手中的债券在日伪银行处登记,并带回国内;实在带不走的,交由朝鲜银行等其他日本控制的境外银行寄存保管。

结果,大量公债被带回日本。当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银行时,这里只剩下1675万元公债,整整相差了38倍,日本政府理应偿还的债务规模大幅缩水。

在华北等其他沦陷区,日本政府也用同样的方式,悄无声息地逃避了巨额战争债务。

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使“中国工业化进程至少推迟半个世纪”。

参考文献:

1.张利民、刘凤华著,《抗战时期日本对天津的经济统制与掠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齐百顺,《日本占领时期“兴安省”经济统制政策研究》,内蒙古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3.王海军,《对华侵略与近代日本经济述论》,曲阜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4.王真,《论日本侵华期间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

5.郑忠,《略论抗战时期宁沪地区城市经济环境的恶化》,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6.刘大可,《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在山东的经济掠夺》,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7.石嘉、程涛,《七七事变前后满铁对华北农业资源的调查研究》,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1期;

8.戴建兵,《日本投降前后对中国经济的最后榨取和债务转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

9.高秀清,《“九一八”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经济侵略论析》,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

10.吴景平,《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与国民党转向抗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等等。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3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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