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北京人:外地人可以逃,我们逃去哪?(组图)
“有多少北京人是你完全没有看到的？北京人像大家想象的一样有钱吗？并不是。北京人自己都在忽略一个不可忽视的痛苦事实。”抹了把额上热出的汗，李雷顿了顿，垂眼道：“就是外地人都可以某种程度上逃离北上广，我们能逃到哪里？这儿就是家啊。”
一座城市里，建筑会老旧坍塌，相聚的人也会离散老去，但高速发展的超级都市虽面目常改，却久葆青春。它多变的容颜自有其耀眼美丽之处，而这美丽之下，亦有其残酷之处。
2019年初秋，26岁的苏北青年梁优输掉了他在胡同里最重要的一场“战役”——长达两个月的“反举报”防御战中，他和3位合伙人最终落败，失去了共同创办的精酿啤酒馆“跳海”，这家位于西城北官房胡同的小酒馆没能撑过诞生后的第一个秋天。而“跳海”的邻居、年逾五十的北京人崔健，是梁优在这场战役里的唯一对手。
七个月后，在距“跳海”旧址不远的西口袋胡同，梁优租住三年的Loft楼顶露台，他和我复盘了这场对峙。双方矛盾是天然存在且难以调和的:崔健居住的单间紧邻“跳海”，隔开他床头和“跳海”鼓噪音箱的，是堵不太隔音的砖墙。每当入夜，这家以摇滚乐为重要主题的酒馆开始运作，隔壁住户也难免要与热情的酒客们共振一体。
邻居崔健虽与中国摇滚乐的先驱人物同名，但显然没法体味这种躁动音乐的魅力。梁优在他的要求下几次压缩营业时间、约束酒客，但在酒馆开业一个多月后，他依旧拨通了“12345”举报电话，投诉酒馆扰民。
警察第一次上门时，梁优很快暂时摆平了局面。他在胡同里生活四年，住过大小杂院，受多了“老北京”的敲打，也不是首次直面邻居举报的窘境。他的上个“劲敌”是现在住所的邻居，一位离异独居的六旬老太。她在梁优和女友搬入的第一晚，就用几个砸入院中的空酒罐，表示了自己对新来者的不满，之后在梁优招待朋友的家庭party上，还以扰民为由叫来了警察。
某个春日清晨，梁优不得不攀在二楼卧室的窗边，和这个爬上离地3米的棚屋毛毡顶的愤怒老太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骂战。争端引来周边院里多户人家围观，而起因是：老人咬定这对新邻居趁她不备，偷了自家房顶上的瓦片。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有稳定工作，一个月挣得也不少，我没必要，也不可能知法犯法偷你们家瓦。”梁优试图讲理。
“大学毕业、挣钱多就了不起啊！”坐拥几间杂院平房的北京老太稳立屋顶，迅速有力地反击道。
北京二环内，胡同里常见的杂院群落。
自此一役后，类似摩擦间歇发生，长期“斗争”带给梁优丰富经验，他逐渐总结出了些胡同里的生存潜规则：直愣愣上去说道理多不顶用，胡同里老北京人爱面儿，好规矩，讲究处关系......这些不是白纸黑字的通行条例，却是胡同这个更似乡土社会的小世界里，原住民们约定俗成的社交法则。
“必须要遵守他们的规矩，比如，能用‘您’，千万不要说‘你’，这很重要......必须要跟大家打招呼，打完招呼还要多聊几句，要说‘吃了吗’......”抿了口酒，梁优把话题又拉回“跳海”:“在胡同里生存是拉锯战。你是新来的，打破了这片的宁静，还带着很多他们不认识的人来。大家一开始的排异反应很重，这跟肝脏移植的感觉很像，你要把它慢慢磨到一个规则上来。”
早在酒馆筹备期，“跳海”的几位合伙人就带上礼物多次拜访这条胡同说话最具分量的KOL，向这个在街道办工作、曾任基层政协委员的奶奶表示“归顺”，并在她指导下，分别打点了周围最可能出“岔子”的几户邻居。而在收到首次举报后，“跳海”还迅速派出四位合伙人中脾气柔和、最善沟通的申浪，前去公关崔健。
崔健和妻子都没正经工作，他仅有的谋生手段是在什刹海边为游客画素描人像，因手头不宽裕，人也精瘦，还时常被同行讥讽“炒菜放不上油”。不过崔健为人却很有几分脾气，还自封“后海艺术长廊领军者”。
“他画画的时候，浪浪就带着烟和酒去找他聊天，要让周围的同行都看见，他脸上有面儿。还要跟他抽烟，听他吹牛，最后故意留下半包烟，让他拿去接着抽。每天下午浪浪不干别的，就去做这个，干了半个月。”梁优回忆。
实际上，送烟陪聊只是投石问路，“送礼”才是申浪在KOL奶奶的指点下，得出的最优策略。这片胡同里有过类似“跳海”的外来生物，只要原住民接受了外来者的物质示好，就表示双方对和谐共处达成了某种默契。
听崔健反复讲述年轻时怀才不遇的经历小半月，也陪着抹了几回泪，申浪觉得火候到了，时值中秋，他趁夜晚无人，给崔健送去了最重的一份“礼”：一盒月饼、一箱啤酒、一盒大闸蟹，以及用“润笔费”为由头的600块现金。
崔健爽快收下，回赠一幅毛笔大字“人无癖不可交”。可几天之后，再次拨通了“12345”。而这回，因临近国庆，加上证照不全，“跳海”迫于压力只能关闭，连8000块的租房押金都没能要回来。申浪向花费诸多精力维护的KOL求助，但曾几次出手帮扶的热心奶奶，也没再出面，只评价道:“(崔健)也坏了咱们胡同里的规矩。”
“北京的规矩是纸糊的。”这次之后，梁优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普通平民是不愿意去做更多事的，他愿意管你，是因为有这个习惯和文化，一旦触及自身利益，他们也不太会管你。”
聊到这，他低声不忿道：“(有的北京人)价值观还不稳定，一会要面儿一会要钱，谁知道他要什么！”
他们实在太文艺了，镇不住场。”晃着酒杯里的澄黄酒液，33岁的“跳海”资深酒客马晓东一语道破梁优等人策略中的缺陷。这个北漂十八年，长期活跃在五环开外的河南籍蔬菜商人，2014年投资受骗，在资金链断裂后来到二环胡同里，与颇有资源的朋友搭档，做起了房产投资改造和租赁生意。
经历了数十年的拆迁、整合和改造，现今北京胡同的主体是由少数标准四合院、大量杂院平房、各异的筒子楼和一些老旧板房组成的，分为公房、私房、军产房......多数产权不清晰，又受政策限制，难以进行合规的交易和出租。也正因此，大型房产经纪公司吃不下胡同房租赁买卖的市场，只有在这斡旋多年的人，才能低价拿到靠谱房源，并熟知在快速改造后，该溢价多高稳妥脱手。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逐渐放开对外国人租赁、购买本地房产的限制。大量对中国文化感到好奇的外国人涌进了胡同，频繁的交易养活了大量本地小机构，马晓东也踏着这波潮流的尾声，一头扎进了胡同里。
不过，因为外乡人的身份，马晓东在深入胡同的过程中多受排挤，崔健这样的“拦路虎”，在早年胡同公房私租管理不严的时期，他也曾遇到一个，还给对方起了个诨号“红眼病”。
“这哥们年轻时也是有志青年，创过业结过婚，最后屡战屡败，媳妇也散了，四十多岁就跟他妈俩人挤在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公租房里边。”马晓东受委托将这对母子隔壁的房间重新装修后出租，但从动工装修开始，日子就再没消停过——“红眼病”常往空房里丢垃圾、泼水，甚至恫吓工人，还辱骂看房客，将首个租住的法国青年直接刁难到退房。
送礼、陪笑脸毫无作用，马晓东最后将房租直降到成本线以上，转租给一个满臂纹身、自带凶相的社会大哥，并和合伙人在东四大街上同这个朝他脸上吐唾沫的“红眼病”大打一场后，彻底收服了这个麻烦。
“你们两个打他一个？”我打趣。
“说实话，他一个也不够我打，”梳着油顺的大背头，套着浅灰毛衫的马晓东“啪”地将酒杯扔回桌上，咧嘴强调:“我一个人也能打，他手都没敢还。”
马晓东这类胡同房产商人改造后的小院，月租上万，价格不菲。
新人很难打进胡同的生活圈子，而其中日子过得拮据的那些人，他们更难接纳外人，这种“排异反应”，其实并非一句简单的“讲规矩”就能抹去。这是马晓东多年积累的心得，另一位“跳海”资深酒客、在胡同里住了三十多年的北京人李雷，某种程度上也认同这一观点，并为此提供了新的注解。
“现在这个时代，胡同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底层。住在胡同里，意味着我还没能买房。”饭桌上，李雷沉默几秒后，接着道：“但原来的时代里，胡同不太意味着阶层，有人富有人穷，但那是相对的，大家都是好邻居。”
他指了指身侧坐着的朋友，女孩一月花费6600元，在胡同里租了间改造后的杂院平房，有开阔的玻璃屋顶和漂亮的四爪浴缸。
“她住进了一个原本并不特别贵的房子，你要旁边的原住民怎么想？”
“他们问过我价钱，我说了后，他们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走了。”女孩插嘴。
“他们一定会问。”李雷迅速接过话头，反问：“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房主把房腾出来给到你，他们适应了几十年的邻居，换了个人，过几天又换一个。这一瞬间，地域的防守性就出来了。”
“这种防守源自什么心态？”
“源于这个世代变化太快，我们开始感觉不到，但是它在发生，我们也逆转不了。”李雷答道。
这片依旧还在使用的老旧杂院就位于热闹的鼓楼大街边。
四季循例在院子里的老树枝头更迭轮换，左邻右舍都是熟悉面孔，生活习性也差不离。快速耸立起的高楼和商圈多在二环之外，不断延伸至五环、六环......那些视线难以企及之地。
某一天，老邻居搬去了新建起的楼房，一群说着网络流行语、有着新奇爱好、花着高价房租的陌生青年，突然闯进了胡同的世界，代替了他们。这样的转变，在胡同原住民眼中隐喻着一种震撼人心的现实——这个世界已经被改变了，但有的人，却留在了原地。
“不可避免地看到自己的财产领地在不停丢失，不可避免地感觉到自己没有享受到哪怕是自认为的红利......没人能从情感上接纳这件事。人比人得死，这话你明白吧？”李雷语气低沉下来，这一刻我突然记起，他也是被遗落在胡同里的那部分人，他和母亲目前唯一的房产，是间不够宽敞、不能转手和改造的公租房。
85后的李雷算是胡同里的“异类”，事实上，虽有不少老北京固执认为“二环之内才是北京”，但85、90后的年轻“土著”已经很少出没在北京的胡同里，他们随着城中心区的多轮拆迁改造，踩着城市扩张的急切鼓点，早早撤离了这片土地。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开始大规模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千禧年前后，为助力申奥成功，路网建设全面加速。1999年国庆前夕，北京三环作为全立交的城市快速路全线建成；2001年6月，国内规模最大的城市快速环路四环“申奥大道”全部连通；2003年末，五环全线建成通车；2009年六环贯通......
与之相对的是，北京城市规划学会《胡同保护规划研究》统计显示，在1949年统计时还能叫上名字的3074条胡同，到1990年只留存2200条，2005年仅余1571条，处于保护区的671条。
“(胡同)这些年拆太多，你看就这条街，改的什么玩意儿你说说？”簋街一家临街的炙子烤肉店里，北京人周梓安晃着筷子指向窗外：“原来脏是脏点，它还有那个味儿，有那味儿你知道吗?现在没味儿了，就跟生产线上下来似的，看着都是一个厂子出来的砖。”
更早些年，簋街还叫东内大街，是上世纪90年代第一波北京人下海做餐饮生意的集聚地，2000年成为北京唯一一条规模化的通宵餐饮街。但在2002年，作为东直门周边拆迁改造的一部分，簋街原有店面一半被拆除。
28岁的周梓安出生在东城区的胡同里，在离簋街不远的东四六条一直长到十二三岁，初中才随父母搬到位于东三环外的楼房里。
新房是拆迁所得——2000年，周梓安姥爷位于东城区的旧房拆迁，获得了东三环外三套新房的补偿，随后姥姥的西城旧居也赶上拆迁，另补偿了三套新房的优惠购买资格。六套房被老两口分给了膝下的三个孩子，周梓安母亲拿到两套，一套是东三环外的甜水园一居室，另一套是回迁房，位于东五环外的东坝乡。
搬离胡同十八年，周梓安依旧怀念在那里的童年时光。毫无意义的追跑打闹是那时男孩们最爱的游戏，东四六条和七条被流水巷、德华里两条曲折小道打通，天黑后，光着屁股蛋子的男孩们抓着手电筒，在黑黢黢的狭窄路面上追打，穿梭在两条胡同里边跑边乐，响亮的笑声能惊跑墙边偶尔窜出的黄鼠狼。
周梓安在儿时曾多次穿梭过的老旧筒子楼，当年这是胡同里孩子们的“探险”胜地。
没有女孩参与这样的游戏，要被人问起原因，男孩们多会豪气嚷着：“女生没劲，我们不带她们。”
关于女孩，童年的周梓安也有些未解之谜，例如为什么她们身上总是香的，而自己是臭的？多年后才发现答案：女孩们居然每天都洗澡。当时平房没有独立洗澡间，一个院里就一根供水管，洗热水澡要去六条外陆军总院的澡堂子，周梓安觉得实在麻烦，宁可臭着。
胡同用水不便，冬天尤胜，这是上世纪90年代生活在胡同里多数孩子的共同记忆。曾住前门大街鲜鱼口胡同的北京女孩肖鱼，印象最深的是一进冬日，各家各户就会找出家里最保暖的物件，把院里水管露出地面的那一段裹起来。
“每家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用军大衣和别的旧衣服，或者不用的一些塑料品，你能想到的保暖东西都要缠在管上，不然那截儿会冻住，要冻住了，得到中午太阳足的时候，冰化了才能有水洗脸。”肖鱼也参与过这样的集体行动，但不管缠得多厚，冬天最冷的清晨，水管里依旧流不出水来。
肖鱼对于胡同的美好记忆并不多。胡同里地方不宽敞，她7岁前都和父母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开间里。女孩对独立空间的渴求来得要更早些，童年肖鱼的小单人床靠着一面粉过的白墙，她在上面用彩笔写了四个大字“我的天地”。
“在我心里，那是可以任意布置、完全归我的领地。”读小学时，肖鱼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父母把一个窄小的储物间清理出来，她开心地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搬了过去，也不管房间里光摆一张小床就挺拥挤。
杂院里被各种影视剧和老一辈北京人反复提起的、毫无隔膜的人情氛围，也为肖鱼不喜，“你家今天炒什么菜，或者买顿肉，对面的人都得知道，那种感觉我特别不喜欢，就很没有隐私。”
对少女肖鱼来说，住在胡同里的唯一浪漫，来自邻居养的二十多只猫，它们会在夜晚跳到瓦楞上，在屋顶踩出连串的细碎声响，这是她最好的催眠曲。
2003年，配合南城前门商业区的改造计划，肖鱼住的鲜鱼口杂院拆迁，父母用20万/平方米的补偿金买了一套商品房，全家搬去了二环外配有电梯的楼房。
肖鱼不愿再回到胡同，让人意外的是，周梓安也是，哪怕我拿出手机，一套套展示着朋友圈里马晓东新发布的改良平房，“你看有地暖，阳光房，独立卫浴，loft结构，这还有个露台。”
周梓安依旧不为所动，只道：“除非让我回来住四合院，我看过一院挺好，独立车库，地下挖三层，仅售1.8亿。”
胡同在周梓安心里更像一种已经消逝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无法回去的地方，今天那些被粉饰改造后的假胡同，早对他失去了吸引力。不过在外乡人马晓东眼中，胡同依旧魅力十足——在他租赁业务最红火的时候，一天能带20个租客在胡同里看房，那些原住民离开留下的空缺，很快就被外来者填满了。
“(租客)人群还在不断更替，四年前外国人多，现在是中国的90后多，再往后说不定00后就进来了。”胡同里泡了六年，见证了各种各样的老北京和新鲜租客，马晓东觉得胡同不是简单说来的“北京名片”，它的意义在不断复杂化，对于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对才念完小学就北上闯荡的马晓东来说，胡同则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2014年，背着一屁股债，刚从昌平的蔬菜大棚转战胡同时，马晓东心里还稍有得意——原来北京市中心的不少房子，竟比自己农村老家“八十年代修的房子还破”。但这种得意很快被冲散了，他诧异地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周围人的聊天内容。虽然年龄相差无几，但这里的年轻人用的是他完全不了解的表达方式和新鲜词汇，喝的是那时他已经喝不起、也没太见过的精酿啤酒。
跑业务时问题也不少，那时外国租客最多，马晓东说不了英语，用不惯微信，也不会发送地图定位，和看房人约见面地点时常惹乌龙，某次还把一个刚来中国的美国男孩误导去了东二环外七十多公里的密云区鼓楼大街。直到两人通上电话鸡同鸭讲了半天，双方才明白，此楼非彼楼。
“放六年前，咱们见了面，我只能和你说，‘诶，妹子你买点啥菜?’‘今天豆角便宜了，给你少5毛钱。’”密集的变化在马晓东身上发生了，六年后的他坐在我面前，嘴里能熟练蹦出认知、痛点、用户画像这样的互联网名词，偶尔还夹杂着几句英文。他在今天的环境里显得如鱼得水，我们约见在鼓楼东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周围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和新潮打扮的青年，谈话间隙，一个梳着前卫发型的女孩发现了马晓东，跑来熟络地拍他的肩。
“这是Jeff，他是东城区的这个。”在外媒工作的女孩翘起大拇指，热情地向同来的朋友介绍：“你们在这遇到什么问题就找他。”
因为干起活来比同行都拼，马晓东在2017年时就还清了所欠债务，他现在一年挣得挺多，手里还拢着些空置的四合院，但依旧保留着初来胡同时租住的平房隔间。房东是住在隔壁的孤寡老知青，生活不便，马晓东还总张罗着给老人买菜送水。
融入胡同的外乡人对这里存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梁优也一样。哪怕遭受了上次的滑铁卢，并时常有强烈的被排斥感，他依旧不愿搬离二环——“跳海”在死去两个月后复活，新址在商业氛围浓厚些的北锣鼓巷。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胡同，可能它给了我一些安全感。”梁优是个互联网创业者，早年住过丰台的小隔断、塞满了互联网“民工”的西二旗楼房和北漂聚集的回龙观小区。下班后的那些夜晚，鳞次栉比的楼房被斑斓的灯光密集围裹着，于其间穿行，梁优只能莫名感到孤独和身为蝼蚁的渺小。
搬到胡同后，每当走出地铁6号线北海北站，转入小巷，低矮陈旧的砖墙和浓郁的绿树慢慢环抱上来，梁优就找到了回家的安心感。胡同里灰尘大，房间开着窗一两天不打扫，地上就积下一层灰，梁优看到还能生出一种亲近，感觉自己离这个世界更近了些。
在以鼓楼为核心的胡同片区，聚集了大量和梁优一样的年轻人。“60%的人，是北京的大学毕业，然后留在这。剩下40%是喜欢北京，到这从事互联网的工作，又因为机缘巧合接触到摇滚乐和青年文化的这些东西......”梁优是“鼓楼文化”的拥趸之一，这个名词网罗了一群志趣相合的年轻人，他们会出现在各种特色酒馆，在愚公移山、MAO这样的Livehouse看演出，去中国电影资料馆看老电影，排队吃北新桥卤煮和胖妹面庄。
北京二环里的胡同群落，好似一张褶皱丰富的老人脸庞，而这群年轻人像一粒粒跳脱的沙粒，跌进了皱纹纵横的沟壑里，在宽阔的褶皱中安全着陆，持续反复地来回摩挲着，最终与皮肉粘连，成为一颗些微隆起的新痣。
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为北京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再次激活了城市的心脏，他们中的一部分在胡同里汇聚，构建出一个全新的精神社区，而庞大的城市机器也正轰隆着全速运行，不断调整的整改规划持续革新着胡同的面貌。
掩盖在繁荣变化之下的，是这片地域不断加强的折叠感。胡同的平房里并不只住着文艺青年和本地平民，几年前，北京房产限购政策还未出炉时，四合院买卖交易被炒得很热，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马晓东的小公司还售出过一套六百多平方米、价值约1.45亿的院子。投资市场冷却后，马晓东的客户里也不乏花费百万，租下一套标准进制四合院的紧要人物。
在帮一个老大哥找了套三进大宅院后，马晓东才意识到胡同里其实并行着四合院和大杂院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文化，他向我讲述老大哥“科普”给他的知识:一进院坐坐生人，二进院款待熟人和贵客，至于最里头的三进院?
“小马啊，我不说我是什么层次的人，就说我住这房子，一年那么多钱，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才能招待到自己最私密的地方?”老大哥面目和蔼，语气不起波澜，但马晓东在一瞬间就明白了对方藏在话后的意思。
“四合院文化，人就不一样，人那是身份的象征!”马晓东一抬下巴，音调也随之提高:“那是基本不会再跟左邻右舍搭个那么些东西的。”
三进的标准四合院在今天的胡同里算稀罕物，也是时下政策的保护对象，常人轻易不得住，其宅院文化依旧盛行在权贵圈子里。相较之下，星罗密布的杂院们已经被几易其辙的拆改政策扯碎撕开，曾氤氲其间的生活文化，随着上两代北京人的老去，也变稀薄了。
“现在就是胡同楼房化，各住各的。”祝强把脚卡进路边用来占车位的塑料车栏里，双手揣兜，偏头一努嘴:“喏，故事的主角来了。”他侧后方，一个佝偻着背、穿着黑色印花夹袄的白发老太，正拄着拐杖从杂院里走出来。
祝强是一直在胡同里打转的年轻土著、周梓安的发小，在东四六条跑大，高中时才搬进这个东四三条的杂院。他在这从没体验过乡里乡亲的氛围，日常交流多是扯皮打架。冲突最激烈的一次，黑衣老太和祝强拌嘴，她40岁的儿子举着菜刀，在旁嚷着要砍死祝强，担心儿子的祝父提着自家菜刀冲了出来，两把刀抵在空中，僵持在祝强耳朵边儿上。
“现在和谐多了，都是打出来的。”祝强觑了眼远远坐到树下的老人，想了想补充:“巅峰时期这老太太见我绕着走。”
杂院里五户人家，人心不齐，但倒有个共同愿景:早日拆迁，早日外搬。“都没准信儿，都吹牛说要拆，大家都很兴奋，然后一兴奋发现过了十年。”一说这事，祝强的嘴又贫起来。
祝强笑称自己已经成为东四三条杂院里的“院霸”。
2014年后，因政策风向变化，东西城区改造重点从“大拆大改”转为旧城保护，“老城不能再拆，坚持‘保’字当头”是近年来城市规划核心主张，不少街道被划进保护区。对那些居住环境欠佳、有安全隐患的杂院、棚户，东西城区在2016年启动了政府主导的二十年长期腾退计划，各街区还在慢慢摸索自己的章程，唯一明晰的是，腾退所得补偿金相较早年的拆迁将大幅缩水。
拆迁这件事，十几年间始终悬在祝强心里，到今天已经演变成中彩票似的渺茫幻想。家里的3间平房，从他住进来后再没装修过，水电线路都旧了，一家三口也住得不舒服，但祝强家总狠不下心来重新装修。
“万一拆呢？”祝强觉得自己卡在一个尴尬的境地:“我花二十多万装修完，啪，你给我拆了，怎么办？”
政策变迁带来的影响，对同住东城胡同的李雷来说，要更激烈些。2017年，东城区推行“百街千巷”环境整治提升计划，重点治理拆墙打洞，堵上了他家西面的一整排窗户，这是房间的主要自然光源;街区严抓违建，鼓励群众举报，想要原房扩宽或再挑高加盖也不可能;接着拆迁变腾退，彻底戳破了他藏在心里多年“拆迁致富”的粉色泡泡。
“现在如果我真去买房，就只能买靠近平谷的顺义。顺义还算好的，可能只能买房山，亦庄我都买不了啦。你也去过亦庄吧，也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我能去的地方还有哪呢?”鼓楼边的川菜馆子里，李雷和我盘算了一圈北京躁动的房价。他在一家互联网科技媒体工作，能看到最时兴的浪潮正怎样冲刷着这座城市，也能看到价格高企的商品房组成了一面巨大的铁网，把那些在浪潮下挣扎的弱小人群，往水面更深处压去。
“有多少北京人是你完全没有看到的?北京人像大家想象的一样有钱吗？并不是。北京人自己都在忽略一个不可忽视的痛苦事实。”抹了把额上热出的汗，李雷顿了顿，垂眼道:“就是外地人都可以某种程度上逃离北上广，我们能逃到哪里？这儿就是家啊。”
赶上拆迁政策、踩中住房改革红利的北京人，也并不意味着已经逃过那张铁网的追捕，要借此完成阶层跃迁，更是难上加难。这是肖鱼丈夫朱南知的观点。
朱南知是西城机关干部子弟、全职炒房客，手里头经营着一个主攻房产投资的小公司，有不少投资买房的周边业务。我在肖鱼家见到朱南知时，他和助手正在精心布置一场“面试”——业务委托人姜泽铭坐在餐厅的长桌边，上身是一件浆得笔挺的灰衬衫，隐在桌面下的却是条灰扑扑的肥大运动裤。桌面上两台手机并排架着，一台用以银行信贷部门视频面审的连线，一台打开了微信群界面，这是“提词器”，朱南知会在面审过程中把一些问题的最优答案发进群里。助手则把一叠准备好的厚厚文件递给姜泽铭，同时强调:“看提示时，你眼珠子要注意别左右晃，尽量保持直视前方。”
待会儿面审，姜泽铭将扮演一个融资租赁公司的大股东，要抵押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从银行贷出300万元，用于公司下阶段的业务扩张。但实际上，他只是北京一家药企的基层员工，朱南知的高中同学。
“这干的是贷款中介，行业里管这个叫渠道。”朱南知低声解释，他需要协助买房人从各种渠道获得足量贷款，并尽可能降低资金成本。姜泽铭早年贷款买下这套房，现在有银行推出利率更优的信贷产品，朱南知计划帮他借新还旧，缓解还款压力。
姜泽铭是朱南知拎出来的典型案例，姜家在老南城的旧胡同里有一套住房，是筒子楼里的两间房，地段很不错——姜泽铭上学时，冬天早晨叫醒他的闹铃是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国歌声。
十一年前房子赶上拆迁，政策不好不坏:七万五拆一平方米，再一套换一套，补贴西四环一处楼房的半价购买权。但筒子楼是一个完整的集体产权，只要一户不同意，这楼就没法儿拆。有家老人闹着多要两套，几方都没谈妥，就这样一路搁置下来。
“现在还是说拆，还是七万五。”至于换购的房子，姜泽铭自嘲道:“那得到河北去了。”
不过，姜家父母好歹给儿子攒出了新房首付，朱南知指了指自己的助理：“当年他爸摇中签要去贷款买房，他妈就坐在人家售楼部门口哭了一宿。”
“这有什么可哭的?”我问。
“我爸说要欠银行钱欠三十年，我妈就想死去，她觉着人都绝对活不到那么久。”助手接口道。最终房没买成，一家人也没再提过这事。这个祖上三代都扎在北京的男孩，直到今天，家里也仅有一套没产权的军产房。
“那时很多人的观念还没转变过来。”朱南知不觉意外，他父母之后下海经商，收入可观，但在2010年之前也没买过房子，“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时，房子市场化了，它有自己的一套价格体系，但很多人还是拿着计划经济的钱。你用计划经济的尺子去量那边，就觉得，哇，太恐怖了！人是不可能买得起房的。”
周梓安是在初中时突然意识到，房子是有价格的，不同的人会住在不同价位的房子里。他刚搬到甜水园时，家里的北面窗户能远眺到朝阳公园，不久后北边竖起了一整片高楼，朝阳公园便消失在了他的视野里——那是棕榈泉国际公寓，后来热播的电视剧《奋斗》里米莱住的豪宅。
“我以后要住到那栋房子里去。”周梓安冒出了这样的念头，并在一天放学后穿着校服走进了棕榈泉售楼处，又很快退了出来。
“贼贵！精装修，一平方米9800块。”周梓安把这个数字记到了今天，那时父母月工资才一千多，这对他来说是个天价。而后来得知此事的父母，安慰沮丧的他说：这房子不是咱们住的房子，要不他们能挡到咱们呢？
失去朝阳公园的景色六年后，周梓安大学时，父母开始为他筹备以后结婚的住房，最先看中的楼盘，是和当年那套回迁房同一地区的东坝奥利匹克花园。小区规划不错，房子也各处都好，唯一的缺陷就是南面不远处是东郊殡仪馆。
“我妈一看窗户正对着殡仪馆里烧人的烟囱，连琢磨都没琢磨，就说绝对不买了。”一家三口本来说好第二天去交新房定金，但周母念着那根烟囱，怎么都不愿去了，还反过来劝儿子：肯定没人买这房，咱也不能买！
事实上，奥利匹克花园1期在开盘后很快一售而空，又在南面陆续建起了2期、3期和4期，房价也直线上扬，成了东坝地区排得上号的高价房。两年后，在棕榈泉的房子均价达到5万元/平方米时，周梓安父母终于咬牙买下了奥利匹克花园边另一小区89平方米的新房，从东三环外举家搬到了东五环外，之后卖掉了甜水园59平方米的一居室。
现在，周梓安的新房依旧能望见母亲曾多次提及的那根烟囱，有时早上起来，还能看到遗体火化时冒出的黑烟。但这次轮到他自己来安慰自己了：“我这算不错了，奥利4期的房子，估计能闻见烧人的味儿。”
再见李雷，是在“跳海”西城区白米斜街的新店，他正坐在店外空地上和酒馆的新房东聊天。房东老杨是标准北京老炮儿、局气人物，在这条胡同里守了半辈子，家就在“跳海”后头的张之洞故居里。周围小辈见了他，都得叫声叔。
两代北京男人讨论着这些年里胡同的变迁，李雷靠着墙根比划：“您这有个羊蝎子店，就车辇店胡同往西走一点，原来有个巨高的三层(违建)。当时听说，人吹牛说你们敢给我拆喽，结果还真就拆了。”
“北边那胡同拆知道吗？靠二环那边，你说多新鲜，外边建二层，拆了，里边儿不管。你要住在那，搓火不搓火？”老杨点了支烟，倚进檐下的老藤椅里。
这条缀在北二环内沿的胡同里藏着家老店，卖的面条最合老杨口味，他常光顾，一次买面条时，正碰上联合执法队进场拆违建，城管、警察加上拆迁队，看着拉拉杂杂近百号人往里拥，后头还卡着一辆救护车。
老杨立在路边看了半响，北京爷们好抱不平的兴头上来了，问站在外围的警察：都是违建，里边怎么不拆？年轻警察也不客气，双眼一瞪：怎么，这是你家啊！
“嘿，我说‘我们家在天安门’，吹牛，也没敢说别的。你要再跟人贫，撅吧撅吧，先给你撅吧进(局里)去。”呼出一口烟，老杨语带怀念：“过去一说拆，你敢动我们家试试，你丫也不敢动啊，咱能叫他滚去。现在，哗！警戒线一拉，围了。”
消瘦的手摆了摆，老杨又补了句：“老话说得好，民不与官斗。”李雷一听，不说话了。
这两年，李雷对北京的情感变得更复杂，他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待这座快速行进的超级城市——城市的压强在不断增大，现行部分政策对一些群体的生存并不友好。2018年开始，经济增速放缓，高歌猛进多年的互联网及周边行业也都进入了低潮期。
“北京好像在衰老。”李雷这样告诉我，而他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是身边很多的优秀年轻人正在从这撤离。
梁优的好友洞洞，在疫情还没结束时离开了北京，“租了辆GL8，带着所有的家当和他的猫，回了南方。”这个31岁男人选择在一个有雨的清晨独自离开，梁优没能去送，但得到消息的那一刻，他在摇晃的地铁上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他知道，这一去后很多人难以再见，而这样的别离，也只是刚刚开始。
北京是梁优心里的第二故乡，他热爱这座包容又拥挤的城市，想要在这里长久坚守下去，但异乡人的身份，又像一片不曾消散的阴云，始终笼罩着他。
社区居委会不久前又一次“扫荡”了他的家，上门的工作人员手里捏着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A4纸，那是与他们和谐相处一年多的六旬邻居老太刚递上去的“受迫害情况说明书”，里面列数了梁优的数条“罪状”，还附上了他的详细资料。事情虽然很快得以解决，但梁优又一次明白了那个道理：“租在这和住在这，是不一样的。租，意味着你的权利低人一等，他们随时可以把你撵走。”
“你什么时候感到这个城市里的人正在被划出等级？”
“活得不好的时候。”“跳海”外的空地上，梁优握着酒杯，和我聊起近期的感受，“我能感觉到互联网的通道关闭了，之前我们都是有一些上升的可能的，但现在可能性没那么大了。”
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是从普通北漂转型为“新北京人”的第一步，梁优曾有机会尽快完成这样的蜕变，他的创业项目在去年被该领域的头部公司换股收购，对方计划业务重组后海外上市，结果先后撞上了三起“黑天鹅”事件，前景难料。梁优之前还和女友商量，等股份套现后，就能攒出一套大一点的新房首付，但现在，两人已经不怎么讨论这个话题。
“可能是我长大了，慢慢意识到，这个世界从来都是这样的，二十年前、四十年前、六十年前，其实不同的圈层就已经在形成。”安静许久，梁优的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只是它每二十年会给一些人一些机会，你要没有抓到，就这样了。”
长大也意味衰老和失去，对将近而立的青年来说，尤其如此——鼓楼文化初代拥护者们创造的痕迹，正在这片土地上逐渐被洗刷褪去。2014年，疆进酒老店宣布关闭，接着是具有标志意义的MAO撤离鼓楼东大街；2017年，热闹一时的方家胡同“消失”；2019年，鼓楼文化曾经的“心脏”愚公移山最终停跳......鼓楼“北京布鲁克林”时代落下帷幕，老地标渐次消失了，只有DADA酒吧依旧热闹，里面充满了一茬又一茬热爱蹦迪的新鲜年轻人。
“跳海”的四个创始人(从左至右：申浪、梁优、陈业、贾兆健)，他们曾是旧鼓楼文化的享受者，现在正尝试转型成为新鼓楼文化的生产者。
“DADA永远年轻！”梁优朝空中举起酒杯，仰面朝天躺了下去。他和朋友正计划开出第三家“跳海”，这是一群鼓楼青年对“庸常生活”和既定秩序的又一次顽强抵抗，只是前路，犹未可知。
暮春的风自胡同深处鼓荡而来，墙根透出的苍天古树用巨大的枝桠托住了半轮莹润月亮，细碎的柳絮在空中弥漫，像柔和的雪花，慢慢融进月光和夜色里。“呀，好美啊！”坐在空地另一端喝酒的女孩们高兴起来。
在这座城市里生活许久的人都知道，当春天的柳絮飘尽后，就是北京的夏天，这是大家公认的胡同里最好的季节。而现在，春絮稀薄，很快就是一年新夏。
（文章原载于《ELLEMEN睿士》六月刊，应受访者需求，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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