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诺贝尔文学奖8年后首出新书:莫言这些年去哪里了?
人生难得一次狂嬉笑怒骂皆文章
作为一个文学热爱者，这么多年，我一直试图为莫言画一张“像”。
通过这张“画像”，我想努力呈现我对他的认知：沉默寡言、克制冷静；但另一面，是他不为人知的特质：怀旧、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柔软得像一泓秋天的湖水的悲悯之心.....
但这次采访，让我们打开了走进他内心世界的一扇门。这扇门外的他，曾经让我们高山仰止；而这扇门里的他，更为真实、笃厚、通透与生动。
丰富蕴藉、意趣无穷，于人于作品而言，往往是一脉相承。
2012年，对于莫言和中国作家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无论那年以什么方式书写，都将被浓墨重彩镌刻进中国文学史。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奖的中国籍作家，在授予他的颁奖词里，最后一句点睛之笔是：“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的春潮淹没了很多同代人的声音。”
在此之后整整8年的时间，莫言被外界质疑陷入了诺奖“魔咒”，再未推出任何一部新作。
作家苏童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更高的期待，一度使他无法持续创作。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却对莫言深信不疑：“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因此这八年，是莫言深陷“俗务”，又一次次努力挣脱，蓄势而发的八年：“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
今年7月底，莫言如约出版了新书《晚熟的人》。
在书的封面上，赫然入目，印着这样的两行字：
“十年蓄积，人事全新一言掷地，壁立千仞。”
对于莫言而言，这是一场盛大回归，更是一次重新出发。
而书名中的“晚熟”，并非“早慧”的反义词，莫言对此有他独特的认知：
“‘晚熟’我想是有很丰富含义的词、一个短语。首先从艺术角度来讲，我想任何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不愿意过早的把自己的风格固定住，而这个艺术的求新求变，这恐怕是所有创作者的一个最根本的一种内在的追求。”
除了在艺术上不作茧自缚，在莫言看来，“晚熟”还代表着一种“厚积薄发，大器晚成”以及“韬光养晦，伺机而动”的大智慧。
1985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横空出世，那年，他还不到30岁。
次年，他便创作出了震惊文坛的《红高粱》。因此，从成名的年龄来看，莫言绝不是大器晚成的作家。
因积习所致，一个诗人和作家常年形成的风格很难改变，囿于固定的窠臼之中，往往故步自封，但莫言希望自己的风格不断求新求变，包括题材和写法，也能不断超越以往的局限。
而这本《晚熟的人》，让作家的名字第一次真实地出现在文章中，这显然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此“莫言”非彼“莫言”，尽管他们有灵魂上的相通之处，但也有作为“使者”的身份。
对于这一别具匠心的安排，莫言解释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
在新作中，“莫言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
在他笔下，曾经的宏大叙事，在这12篇独立的故事中，演变成普通轶事，化为小人物的软肋。
在《红唇绿嘴》中，“高参”覃桂英熟悉互联网运作规律，为了赚钱，兴风作浪，无所不用其极。
在她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捧杀与棒杀全凭她的一句话，翻云覆雨之间，就能在网络上掀起滔天巨浪。
在文中，她说了一句入木三分的话，“网络能把人变成鬼，也能把鬼变成人，当然也可以把人变成神......”
个中深意，耐人寻味。
读完这12个故事，我发现，这部小说颇得散文的真味——“形散而神不散”，每个人物与故事之间纵横交错，串联起的，是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社会的世态百相。
在他的很多小说中，故乡高密是恒常的背景，在这块他无比热爱和敬畏的土地上，红高粱映红了天边，人们在这里生老病死，艰辛劳作，挣扎求活，上演了一出出时代和命运的悲喜剧。
《晚熟的人》仍以他熟悉的故乡为背景，但令他无限怅然，又倍感荒唐的是：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夜之间成了赫赫有名、热闹非凡的旅游胜地，各种新造的景观——“土匪窝”、“县衙门”纷纷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坠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为景点。”
对于故乡“今非昔比”的变化，莫言倒是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
书的最后，忠实地记录着12个故事成于初稿和定稿的时间，其实从获得诺奖之后，他就已经启动这部书的创作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谓“十年磨一剑”。
多年来，莫言对文字，有一种近乎“洁癖”式的苛刻与珍惜。
这种苛刻与珍惜，是让他写出卷帙浩繁的巨著的原因，更是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历经漫长的数年，才迟迟创作出首部作品的最好解释。
珍惜自己“羽毛”的人，才能让那些“羽毛”永远闪耀着动人的光泽。
谁的青春不迷茫？谁的人生轻而易举？
但有时我们恰恰忘了，在一个浮躁和喧嚣的时代，保持缓慢的能力，拥有持守的能力。“速成”的成功学只能贩卖焦虑，唯有脚踏实地，静水流深，才能真正获得生命的成长。
正如莫言曾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母亲”这个形象，在莫言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在新书中，莫言再次用细腻的笔触去写母亲，写“自己”为不能对母亲尽孝而羞愧难当。
“像我母亲这种生了病多半是拖着熬着靠自身的免疫力而痊愈的人，偶尔用一次抗生素，那效果就格外地显著，只输了两瓶药，她就说好多了，并说肚子有点儿饿了。我回到棉花加工厂，拿着我那个破瓷碗，想去食堂给我母亲打点儿饭。
我翻了一口袋，只有两斤粗粮票和一毛五分钱菜票。
无奈何，我只好打了三个窝窝头，一毛钱的炒豆角。
我往医院走，心中羞愧无比，为我每月一次花两毛钱去理发，为我与工友凑钱喝酒，为我花两块多钱买一双尼龙袜子，总之，我痛恨自己无能而奢侈， 让重病的母亲跟我一起啃窝头......”
在他的心中，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她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如野草一般坚韧顽强。
“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
后来，他从母亲的口中终于知道了答案：对于长辈，母亲要尽赡养之责；对晚辈，她要给儿女们树立一个榜样：不能动辄绝望，不能于人生的战场“临阵脱逃”。
所以，尽管母亲大字不识，尽管她可以在人间的一切苦难面前死去上百次，但她承担的角色，肩负的重任，让她不敢死，不能死：
“无论她忍受多么大的痛苦，身体上病痛，还是心理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她都必须坚持下去。”
多年后，当已经成为父亲的莫言，在漫长的陪伴与见证女儿成长的过程中，也一次次体会到了“你不止是你，你还是儿女的父母，你还是至亲的靠山”这句话的千钧之重。
他写当年陪女儿参加高考的情形，字里行间的焦虑与担心，和中国千千万万个与孩子一起经受大考的父母是一样的心情。
文中，他写女儿在考完化学后，由于理解错误而擅自改动了题干中的一个字，为此担心当做作弊处理而大哭。
他百般劝说与安慰，又四处打电话，为哪怕根本不可能出现的结果做着提前的“善后”，然后在精疲力竭后守护着女儿的梦境：
“凌晨一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
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祷告佛祖保佑，让孩子一觉睡到八点，但愿她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都是她的弱项……”
小儿女难解人间事，只有当他（她）自己成了父亲和母亲。
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授奖词里有这样一句：“莫言的想象，飞越于整个人类的存在状态之上。”
尽管他的想象精骛八极，神游天外，但他的骨子始终脱离不了一个最朴素的愿望。
当我们问他，如果您将忘记所有，您希望最后一个忘记的是什么？
他诚恳地回答：那就是对人类的爱的渴望。
我丝毫没有觉得这个回答巧言令色或者冠冕堂皇，这让我想起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那句名言：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
纵观莫言的很多作品，都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对人类苦难的强烈同情和悲悯。
不管是《蛙》还是《火把与口哨》，无论写什么样的故事，将人物置于什么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中，我们都能在莫言的作品中看到对人性深刻的诠释跟刻画。
因此，他说“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
但他没有将这种伤害化为复仇的力量，而是升华为悲天悯人的情怀。
最终，能塑造和改变自己的，不是外界的裹挟和影响，而是一个人内心强大的底色。
“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作家，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黑暗岁月？那就是希望。”
人都说星火燎原，其实，在我们每一个步履维艰的阶段，在每一个生命至暗的时刻，能够“燎原”的，唯有爱与希望。
每代人的青春与人生主题各有不同，不过，相同的一点是，都要遭逢外部困境和内在困境的博弈。
但真正的英雄，“永远都不是外化的降妖除魔，而是内在的艰难跋涉。”
走遍千山万水，即便归来已不是少年，但愿你永远心怀朝阳，永远热泪盈眶：
正所谓“人生难得一次狂，嬉笑怒骂皆文章”！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