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拍3个中国家庭20年:奋斗一生,只换来无常(组图)

一条 0

1998年,纪录片导演郭熙志回到家乡安徽大通,

拍摄自己身边三个普通家庭的故事,

计划做成三部长片,

没想到一拍就是二十年。



《渡口编年·陶家》尚在制作中


这三部片被统称为《渡口编年》,

其中的《周家》和《贺家》于2019年完成。

并很快被无偿发布在网络上。



在片中我们看到,

一个男孩,从不经人事到结婚生子;

一个父亲,从身强力壮到最后得了癌症凋谢。

二十年的物是人非被压缩在数小时里,

令人唏嘘。



导演郭熙志拍完了邻居,

接下来想讲讲自己对家乡的记忆。

在启程回乡继续拍摄前夕,

我们去深圳采访了他,

“没有人能看到草生长,

但是我试图看到草怎么生长起来的。”



自述 郭熙志 编辑 宋远程





《渡口编年》这个系列包括《陶家》《周家》《贺家》,相当于三部家族编年史。这三家都是我的邻居,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渡口,依水而生。之所以选他们,是因为当时并不是为了讲几个故事,主要还是想反映转型期的社会结构。



比如说《陶家》里的人物,是原来的老队长,他是当时渡口小单位的权威,二十来人的领导;《周家》里的周朝阳是我的同学,他们夫妻俩是渡口的下岗工人;《贺家》的主角贺国平,则是承包渡口的资本家。



电影拍摄之初是1998年,当时正值渡口推行股份制改革。我拍转型社会,就是想看看市场经济的影响延伸到个体身上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贺家》:民间的圣人

贺国平是我的邻居。他不太热衷于表面工夫,不是那种喜欢弄虚作假的人。我印象当中他没怎么上过学,但他坚持锻炼身体,肌肉很发达。他母亲去世得早,所以他后来烧饭、负责家务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一开始拍他的时候,老实说我对他没什么好感,因为我觉得他从小就争强斗狠,属于那种顽劣之辈,用我们那边的方言讲就是“吊烧”。后来我才发现他其实是个很有情有义的人。



渡口承包是贺国平最辉煌的时代,但是后来因为经营上的纠纷,他被法院赶出渡口,于是失去了经济来源。由于法院对他的财产是一直紧盯着的,所以他不能上街去开车,只好靠他老婆开车挣钱。而他又比较愿意在家里头烧饭,所以就这样一直烧下去,形成一个“男主内女主外”的格局。



他身上有我们文化中那种连续的东西。他劝老人要注意身体,引用曹操的“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春节时招待客人说,“你们多吃,’莫笑丰年腊酒浑’。”我一开始对他没有什么感情倾向,后来真的成了兄弟。而每次见面主要是以喝酒为主,所以拍摄内容也就全变成他烧的那顿饭。



导演郭熙志(左)和贺国平

有个朋友看过之后说,《贺家》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拍做饭拍了4个小时。但是做饭这4个小时中间,贺国平的性格完全展开了。

他会跟当地的小孩老人一起玩,也帮助人家做事,自己的老岳父也照顾得很好。老岳父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大小便失禁,贺国平每天要给他洗衣服。夏天的时候给老人擦背,毛巾里拧出来的水都是油乎乎的。他的很多表现,实际上能看到一些非常传统的价值观念,那种感觉我称之为“民间的圣人”。



贺国平最后得了癌症,开了一大刀,然后在我这个年纪死去了。到现在为止,我交往的朋友很少有超过他的。最后拍摄本身已经不再是取材了,而是变成相处,变成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建立最亲密的关系。

《周家》:二十一世纪的小镇青年

《周家》主角是周朝阳夫妇的儿子周鑫。他父母很早去世,在亲戚家长大。他念小学的时候,我每次回去都给他买些书,包括《古文观止》《红楼梦》这些他看不懂的书。也许是因为他还看这些书,所以他虽然没考上大学,但在这方面比普通大学生还略强一点。



因为从小失去父母,他很多时候表现出的那种自信,其实是非常假的。周鑫读小学时,大家还指望他能考上一个高中,结果最后只上了一个职业高中。在职高,大家上课就像是坐茶馆,看小说的看小说,睡觉的睡觉。他常常跟这样的同学在一起,像一群动物一样混不吝地唱各种各样的歌。



我拍周鑫的时候,发现他一辈子有一条线索,就是从小就喜欢唱歌。片中有个细节,他在江滩上一边拿着石头打狗,一边唱了一段《老鼠爱大米》。拍下这一幕时我心里五味杂陈,因为他的父母就是淹死在这条江里。他在船上,而父母亲躺在水底。



《周家》这部片里,周鑫仿佛一直都在唱着歌,不同年代唱的也不一样,就像贾樟柯的《小武》《站台》。从《老鼠爱大米》,到周杰伦,一直到后面他当兵,在部队唱军歌。通过歌声,他在我的面前完全敞开了。虽然我也不太清楚他唱的什么内容,但是我知道他在厨房里掂大勺时唱的那些歌,大致都围绕着爱情,围绕着人类最纯真的情感。



周鑫到最后也没能离开老家。他在渡口不远的杏花村吃上了国家饭,现在有了孩子以后,也不再喝酒了。他和贺国平的儿子贺奂都很聪明,但囿于成长环境,没能在青春阶段专注学业。很多观众说,假如周鑫接受了高等教育,也许会比现在更有出息。



大通:被历史遗忘的故乡

1965年,我出生在安徽铜陵。我的家乡大通在铜陵的南岸,是一个千年古镇。可能安徽人自己都不知道,在清朝咸丰年间,大通作为长江中下游的盐税关卡,在当时富甲一方,被称为“小上海”,也是安徽的四大商埠(安庆、芜湖、大通、蚌埠)之一。



大通古镇曾有十三处渡口,我老家的清字巷渡口是其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古渡。在那里能看到《清明上河图》式的百业兴盛,从西班牙式的教堂,到九华山头天门的香火缭绕,还有一座接一座的城隍庙、莲花庵,它的繁华程度远超想象。



由于水路运输衰落,陆路运输崛起,大通渐渐被历史遗忘了。我回去时,整个铜陵只有二十几万人口,高于四层的房子都很少。但到了上个世纪末,你会感觉到外面在微微发生变化,社会通过经济的方式开始跟世界接轨。1998年安徽推行股份制改革后,经济慢慢热起来。工厂、楼房,还有那些灯红酒绿的酒店在不知不觉间出现,我们的社会一下子变得陌生了起来。



这个古镇现在是一个4A级景区,而曾经的渡口已经变成废墟,有点“白茫茫世界真干净”的感觉。那里还剩一面墙,春天的时候开满了花,有些女孩子到窗户边照相,把它作为一个景点,可是那里面其实发生了很惨烈的事。下岗工人周朝阳夫妇为了讨生活,不小心掉进水里活活淹死了。这样一个非常悲哀的地方,但是它现在成了一个景点。

二十年的拍摄是一场漫长的偷渡

1983年起,我在上海读了7年文艺学,毕业后回到了铜陵电视台,在那里干了差不多10年,然后去深圳电视台干了10年,现在又到深圳大学干了10年。总共是三个10年。

八十年代在大学,各式各样的文化思潮集中从西方传播过来。当时的我们作为年轻人,对那种革命性的东西很感兴趣。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其实我回老家是想写一部类似《百年孤独》的作品。



导演郭熙志(右二)

当时正处于一个时代的交叉口,制作上从大机器到小机器,题材上也从宏大题材转向普通人。九十年代我在电视台工作,业界普遍追求那种非常悠远,有点像民族志的内容,比如《最后的山神》或者《藏北人家》。但回到家乡我突然发现,其实身边正在发生的历史就非常有意思。这才有了拍《渡口编年》的念头。



因为跟拍摄对象们的关系很熟,所以每年回去都带着机器拍一点。08年大雪的时候,在雪地里折腾了半个多月,甚至把拍摄器材弄坏了,有些丢盔弃甲。拍摄过程中,有时会突然产生一种荒诞感:假如哪天我突然死了,这些素材怎么办?二十年的累积,就像西西弗斯,不知道自己往上推是不是还有意义。



来到深圳以后,回去拍就更困难了。每年春运很难买到票,我就用记者证挤在餐车。暑假也几乎没有出门旅游,基本都是回老家。可以说《渡口编年》就是我用业余时间,开展了一场漫长的“偷渡”。

二十年的变迁,可以体现在《贺家》里的两个空间:外面日新月异,肯德基、KTV进来,城市里出现了模仿白宫、古希腊、意大利风格的建筑;而贺国平家里那个狭窄的厨房始终都只有几平米。



除了空间上的对比,一开始我也打算穿插一些时事来体现时代感,但后来发现这些东西其实不重要了,日常生活中那些煎饼子的场景可能比这更厉害。我看到贺国平专心致志地煎饼子,仿佛是一位意大利的玻璃工艺师,在等待着作品最后成熟的一刻。但是他其实只是为了煎一个饼子。



我觉得电影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故事。我用编年体拍20年的跨度,这其中的时间性最主要是体现在生命上:生命由盛开到凋谢。《圣经》里有句话说,“没有人能看到草生长”,但是我试图看到草怎么生长起来的。



周鑫(右二)和郭熙志(右一)

一个男孩,从少不更事的顽童,长成一个成家立业的青年;一个父亲,从身强力壮的英雄,到最后得了癌症瘦骨嶙峋。一列火车,从古镇的坟地边擦肩而过。很多中国人关心“时间”,比如老舍的《茶馆》。时间会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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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2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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