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激烈内心现实 美国怎么可能放弃在港利益?(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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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国安法”落地之后,引发国内外关注。这部继《基本法》之后,最重要的涉港法案也一度被认为是中央治港思路的重要转折,中国大陆的主流舆论认为,“港版国安法”将成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压舱石,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则指责其戕害了香港的自治地位和人权。美国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关税待遇,英国政府则宣布,将对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民众放宽签证,并指“港版国安法”严重摧毁《中英联合声明》。围绕国安法的舆论争议,多维新闻专访国际问题评论员、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他分析指出,国安法的出台主要是为了给港府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时提供法律依据,本来应该由港府自身完成的立法,因为激进势力的破坏导致流产,中央不得已出手补漏洞。




支持港版国安法的人群普遍期待,国安法能够维护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AP)


多维:港版国安法已经在6月30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全票表决通过,并正式生效。国内舆论普遍认为,国安法的出台是堵住香港地区国家安全漏洞的重要举措。不过,回顾去年一年的动荡,香港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国安法出台之后,对于香港而言更重要的事情是全面改革,你认为如何将香港的全面改革和国安法的出台联系来看?全面改革应该包含哪些重点?

储殷:香港的全面改革和港版国安法,其实遵循的是一个逻辑。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由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制度建设越来越有必要。

总体来看,香港内部改革要解决几大问题:第一,安全方面要解决外部势力渗透。为什么会有从国安法到香港内部改革这一系列动作?就是因为香港现在已经被一些境外势力当作颠覆中国政权、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支点。此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还不错,外部势力对于香港的动作也并不大。但这几年随着中国崛起,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牵制升级,香港的外部渗透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第二,要解决经济问题。香港内乱不断,其实某种程度上与香港的金融城市空心化有关,制造业基本上没有了,都是做大陆的转口贸易。这就导致中下层,尤其是年轻人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香港年轻人思想走偏。其实很简单,因为香港金融化之后,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好岗位在就业市场中占的比重大大降低,基本是靠第三产业来支撑就业。更重要的是,这些好岗位还是全球性的,香港的年轻人竞争优势非常小,导致更多的人只能流入服务业这样的第三产业。但是,服务业岗位又面临长期增收困难的问题,香港有一个群体被称为“万元党”,指的是很多香港底层民众的收入为每月一万港币左右,这个数字10年来都没有变化。然而这十年间,香港的物价飞涨,这个收入的群体自然就有很多不满和怨言。

虽然香港看起来是一个富裕城市,但它需要一场大刀阔斧的“精准扶贫”。从某种程度来看,香港是一个畸形的城市,房价高企,资本却承担着非常少的社会责任。香港是全世界对资本最友好的城市,富人的纳税幅度最小。这一切导致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这是香港一定要解决的内部问题。

第三,香港的下一步改革尤其要改掉殖民地文化心态。香港经历了英国殖民时代,所以回归之后的香港文化表现了两个特点:其一,在价值观上敌视大陆,很多人不问实际情况、不问内容就“逢陆必反”。其二,因为地位特殊,在中国发展的各个阶段,香港也成为了很多被中国大陆边缘化的人的栖身之所,使得香港文化氛围中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反体制情绪。香港这个社会挺有意思的,在经济方面,有很多与大陆联系紧密的商人阶层,但在政治文化方面,又偏向于与大陆疏离,甚至敌视,政治经济两方面并不协调。

香港的动荡,本质上是一场内部博弈。所谓的“港人治港”口号背后其实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一次博弈。可以看到,香港的很多政治文化中心成为了类似“占中”事件的发起点,比如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所以,有必要矫正香港的政治文化,让年轻人有底线意识。一国两制的实践必须建立在一国的前提下,“一国”教育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政治教育,是一种文化建构的产物,离开了这个文化建构,两制就会出现大问题。香港要从政治文化上做出很大改变,就应该加强港人的去殖民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第四,重建香港的政治安全体系。港版国安法一定要落地,需要有关部门、人员、经费和制度实践的全面协调。殖民时期的香港其实有类似机制,英国管它叫“政治安保处”。但在交接的过程中,由于涉及意识形态,这个机制的资源并没有对接过来。所以,要重建一个国安体系,加强香港的国家安全制度建设。此外,还要改革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的司法制度。关于一国两制的制度建设,由于香港和大陆法系有差异,需要时间磨合,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再回到港版国安法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实在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中央才会走这一步。过去大陆对香港的治理以怀柔为主,寄希望香港人自己完成立法。但现在港独势力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了极端主义的苗头,再加上外部势力干预,香港社会的内部制度建设走向瓶颈。本来国安立法的任务应该由香港完成,但香港有一批人利用政治和社会运动极大地破坏了这个过程。所以大陆不得已出手划定底线,我认为大陆往前迈一步,是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最后,我不认为未来香港的政治现实会出现巨大变化,还没有到这一步。现在港版国安法的主要目的是遏制香港一些组织的暴力化倾向。在反修例示威游行过程中,出现了使用燃烧弹、汽油弹的行为,太恶劣了。还有就是清理境外势力在香港的谍报机关,这两点都非常重要。

也因此,香港的政治现实还是会得到尊重,香港的政治稳定也是港版国安法推行的主要出发点。大陆非常清楚香港的重要性,虽然民间流传一些香港的地位会被内地城市取代的观点,但其实,香港依旧对于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还是会珍惜香港的独特制度环境和城市功能。

香港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应该会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中央应该还是希望香港自我成长、自我调节。实际上,在港版国安法提出之后,香港内部的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部分人清醒过来了,也有一部分人知道收敛了。中国文化中的行为方式就是,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大家一起稳住局面,当前国事多艰,一动不如一静。

多维:港版国安法中规定,设立第四个驻港机构,即驻港国安公署。除了对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提供监督、指导的作用之外,在特殊情形下可以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这被一些舆论声音解读为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收紧,甚至有人担心香港的自治地位会遭到削弱。在你看来,中央应该如何掌握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这两者之前的平衡?

储殷:确实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但我认为这是想多了。港版国安法的出台真的是被少数乱港分子逼出来的,如果他们不闹得这么凶,中央根本下不了这个决心。激进的示威者都开始在游行中使用燃烧弹,开始与美国的情报机构勾连了,完全突破了底线。



香港街头出现了“重建家园”的广告牌。(新华社)


所谓的行为层面的“全面管治”完全是猜测,不大可能发生。我们非常清楚香港的繁荣稳定与香港的独特政治制度有关,全面管治就会扼杀香港的活力,这一点非常明显。高度自治的核心是在香港内部培养香港本土精英的“一国”意识。只要“一国”是一切的前提,两制就没有问题。一旦他们背叛了“一国”,那么两制就会出现大问题。

2014年中央提出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主要针对两点:一个是对司法终审权的明确,另一个是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也就是说,港版国安法最主要是起象征作用,安全制度是主权问题,不容讨价还价。一国两制的初期为什么没有这些问题?因为初期还没有港独势力,现在是激进的港独势力逼迫中央必须重申主权。仔细回顾香港动乱的过程就会发现,真的就是极端派一步步把温和改良派所希望的改革前景破坏了。

多维:所以你认为港版国安法与香港的高度自治之间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储殷:没有。很多人对此的刻意误解成了一种“时尚”,其实没那么一回事。港版国安法本来应该由港府自己完成,但整个立法过程被极端派破坏之后,立法已是遥遥无期。港版国安法的出台,并不是为了让大陆可以事无巨细的介入香港事务,而是给港府提供管理香港的法律依据。

如果港府可以自己完成23条立法,就可以给自己提供法律依据,但完成不了,那么事关国家安全的法律依据就会一直缺位。中央政府帮助完成立法,香港政府就有法可依。香港司法采用的是普通法,与大陆法系有区别,但中央政府仍然尊重香港的法制精神,最大的目的还是提供法律依据。

多维:港版国安法提出以来,中国也遭受到了主要来自英美的巨大国际舆论压力。比如说美国参议院就在6月25号通过《香港自治法》,这也被外界看作是一个对港版国安法的反击,你怎么看香港问题背后的中美博弈?

储殷:不用担心。中美双方在香港的交火一定都是表面上的。美国人还是会识趣的,美国一直保持与中国有斗有和,双方之间的冲突多了去。美国这么多年其实早就摸索出了两个经验,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嘴上说说就行,行动上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动作。实际上,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已经叫停了运作香港问题的资金,我认为中美高层在香港问题上是有默契的。

所以双方可能更多的是舆论战。我相信美国一定会收敛对香港的介入程度,香港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地,而且单单就香港这么一个地方,就有8万美国人居住,还有大量的美国公司。香港是美国人挣钱最多的地方,所以美国会完全放弃在香港的利益吗?所有意识形态最后都要以实际利益的兑现为考量,中美都是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所以不用过于担心。

特朗普何以三次转变对香港态度


中国港版国安法6月30日晚11时正式生效前1天,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公布了回击该法的举措。其中包括停止向香港出口防卫产品;停止给予香港不同于中国内地的经贸优惠待遇,包括出口许可豁免,以及评估进一步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这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中国“一国两制”已经成为“一国一制”刚刚过去1个月的时间。



5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发布对华行动主题的演讲,就港版国安法表明立场。(AP)


5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对华行动方案时,再次从经贸、安全和防疫等层面,重复了针对中国的批评,最后将话锋落在了香港,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变为“一国一制”。他提到要在签证、关税、贸易和引渡等领域改变对香港的相关政策,尤其考虑撤销香港享有的优惠地位。


只不过,当时特朗普并没有公布具体举措和时间表。在此期间,美国尝试联合欧盟,多方施压中国“重新考虑”或撤销该国安法。现在港版国安法正式生效,也促使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借香港议题升级同中国的博弈。

从避谈到制裁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特朗普对香港的姿态至少经历过三次转变。根据前国安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新书爆料,在2019年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谈判过程中,特朗普就曾明确向白宫国安及经贸团队下达指令,避免让香港议题干扰贸易谈判。

在2019年香港市民抗议期间,特朗普曾将示威成为“骚乱”,甚至寄望中国人道地处理香港问题。为了自己同中国的贸易协议,特朗普之前甚至拒绝就“六四事件”30周年发表声明。同年的大阪习特会期间,特朗普甚至“请求”中国通过贸易协议帮助他连任。















根据博尔顿在新书中的爆料,在2019年6月18日特朗普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通话中,两人讨论了贸易和华为问题,香港也有提及。特朗普当时告诉习近平,自己看到香港的抗议,但这是中国内部事务,并要求幕僚团队不要以任何方式讨论香港。而习近平则提到,香港引渡问题虽然引发了示威,但它的目的是为了弥合香港法律现有漏洞,其中也涉及严重的刑事事项。最后,习近平强调香港稳定与繁荣对中美都有利,其他国家应该避免干预香港事务。

博尔顿在书中说,特朗普在那次通话中几乎默许了所有习近平关于香港的表述。之后,香港被移出了白宫议程。

但在2020年初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后,特朗普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记者会上提到,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会包含香港民主及人权议题。

可见,特朗普如何关注香港完全取决于他个人政治利益的评估。当贸易谈判顺利时,他拒谈香港,以免危及协议。当第一阶段协议开始执行、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开启之际,他又愿意借香港议题施压中国,获取更多谈判筹码。

现在,特朗普对香港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

2020年上半年和中国围绕新冠肺炎(COVID-19)的舆论战当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攻击更多地转向了“意识形态”领域。由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因为疫情无法重启,特朗普为了连任,在稳住第一阶段协议的前提下,只能更多地打香港牌和台湾牌。



2020年4月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席特朗普主持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记者会并讲话。蓬佩奥在这种公开场合多次支持对华强硬。(AP)


现在,特朗普政府将在贸易、签证、海关、旅行和引渡等方面调整对港政策,使其等同于中国内地面临的美国限制,包括制裁相关中国官员。

个人连任和右翼施压是主因

特朗普对港态度转变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借香港议题发力也体现特朗普政府全方位对华博弈的思路。相比围绕华为等议题的技术博弈,香港议题正是美国右翼势力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主要倚重点之一。

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也符合左派的诉求,符合当前华盛顿整齐对华强硬的政治气候。一方面,特朗普和左派总统候选人拜登(Joe Biden)比拼对华强硬,自然不会在包括香港在内的所有涉华议题上有所松懈;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内部右翼幕僚占据上风,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当前的对华关系。

比如,中国6月30日通过港版国安法当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此举正将“一国两制”变为“一国一制”。蓬佩奥称,美国不会对香港的这种遭遇袖手旁观。这份声明基本上延续了5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关于香港问题的表述。


或者说,特朗普当时的演讲稿内容就出自蓬佩奥。根据前国安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新书爆料,特朗普的所有演讲稿都要经过国安幕僚斟酌,最后再由特朗普加入“个人化”的内容。所以,特朗普对香港发力,很有可能也是蓬佩奥等右翼幕僚建议的结果。

当然,特朗普本人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对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并不感兴趣。但为了连任,他只能利用好内外压力、附和华府对华强硬势力,实现自己执政利益和连任竞选利益的最大化。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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