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危机 比芯片危机 更严重 谁来养活中国?(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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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周星驰执导的《喜剧之王》上映。尹天仇对着柳飘飘的一句,“我养你啊”,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画面。

不知道美国人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明不明白这句台词后的深意。不过那时候,他们也在操心类似的问题——谁来养中国。

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了一篇叫做《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



这篇文章中提到,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国人民的饮食会迅速多样化。中国人民会从严重依赖淀粉类主食的饮食结构,转为更多地食用副食品。

1990年,中国每年人均鸡蛋消费量为100只。我们国家的目标,是在2000年,把这一数字提高到200只。

想要蛋多,就得多养鸡。一年新增的饲料,比澳大利亚的粮食产量都多。

同时,饮食结构的优化,意味着对于水产品的需求也在持续上升。如果全部靠捕捞,那中国人一年消费的水产品总量,和上一年(1993年)全世界一年的捕捞量差不多。

如果全部靠人工养殖,那每年需要的饲料,比印度的粮食产量都高。

而且,吃都吃了,总要喝点吧。

如果中国成年人每年多喝两瓶啤酒,那就相当于“喝掉一个挪威”。

就算不喝酒,不吃水产,只吃普通的肉——1吨禽肉,需要消耗2吨粮食。1吨猪肉,需要消耗4吨粮食。

中国人想吃好,那就意味着要吃不饱,这是一个死循环。

所以,布朗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



(图为莱斯特·布朗)

当时国内不少经济学家把这本书解读成“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学者蓄意抹黑中国。但实际上,从数据上看,是真的“养不起”。

7%的耕地,22%的人口。这其中的差数,是真的填不平。

所以,“让四万万人都有饭吃”,成为了孙中山毕生追求的梦想。

所以,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断言,“新中国解决不了5亿中国人吃饭的问题”。

所以,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上,西方专家集体认定,“中国养活不了10亿人”。

很显然,如今的结果打了这些西方专家的脸。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凤阳小岗村那18位农民签过的“生死状”,比如袁隆平院士和他的“东方魔稻”。



但还有不为多数人所知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藏在背后,但却足够凶险。

粮食危机,比能源危机,以及今日的芯片危机,更为严重。

01

现代农业的特征,除了机械化,还有大量使用优质种子和农业化学品。这三者,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机械可以高价购买回来仿造,但后两者,则被西方世界牢牢抓在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诸如橡胶、化肥等新中国无法生产、但却亟需的物资,都在“禁运清单”中。

当时,化肥被列为新中国的国家战略资源,而保障化肥供应,也成为新中国的基本战略。

为了打通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渠道,在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1951年3月1日,中国进出口公司成立。

进出口公司依托香港,短短三个月,抢运了1.6亿美元物资,抢购1.4亿美元物资。其中大部分,都是农药、种子、化肥,以及化工原料。



(图为中国进出口公司首任经理卢绪章)

一直到1957年,中国才陆陆续续建立了第一批小型化肥厂。而这其中的几年,中国只能用为数不多的外汇,高价去购买这些农业化学品。

有时没了外汇,甚至只能去拿粮食换——1952年,中国和斯里兰卡(旧称锡兰)就签订了《中国与锡兰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

协定中规定,中国每年要以27万吨大米,换取锡兰5万吨橡胶。

购买农业化学品,本是想要提高农业产量,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但为了购买这些东西,却又要用粮食去换。

这种循环的结果,是我们的裤腰带,越勒越紧。

1960年,新中国建成年产2000吨的小化肥厂1533个。但这些化肥厂生产出来的化肥,肥效最高的,只有17.7%。

除了进口,我们别无选择。

1961年,中国进出口公司改名为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除了石油、塑料等化工类产品,化工进出口公司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进口化肥和农药。



(图源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官网)

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需要从西方国家购买化肥,这让世界化肥市场的价格十分坚挺。

穷的国家买化肥,诸如苏联这种有些经济实力的,就买设备。可以制造化肥的人工合成氨领域,苏联有72%的产能,完全依靠西方进口的设备。

这些钱,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西方的公司,他们便有了新的研发资金,等到新技术出现后,再把新机器卖给苏联,把新产品卖给中国。

但技术的提升,必然会导致产能激增,造成化肥价格的下跌。少赚钱,断然是不可能的。

1966年,当时欧洲化肥行业的巨头欧洲复合肥协会开始频频与日本接触,双方协商,共同瓜分中国市场。

双方规定,向中国出口的氮肥价格为每吨48美元,就算有折扣,也不得低于43美元。

而当时中国的心理价位,是每吨34美元。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1966-1975年,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共进口化肥6404万吨,同时,进口了3.3亿美元的农药。



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中国农业对于化肥、农药的需求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同时,它也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枪。外国农业化学品企业,对于中国的影响,变得愈发巨大。

到了2015年,主导全球农化和种子市场的六大巨头,分别是美国孟山都、瑞士先正达、美国杜邦、德国拜耳、美国陶氏化学、德国巴斯夫。

全部都是西方企业。

除却完成了对市场的垄断,他们还在行业内,形成了新的“霸权主义”——生物殖民。简单地说,就是“种子税”。

这些公司给各种各样的种子申请专利,然后赚取专利费。

而这些种子,几乎全部来源于发展中国家。有些是稍加改进的新品种,有些则被原封不动地剽窃,用以申请专利。

1999年,一个美国人将墨西哥农民种植数百年的黄豆起名为“爱罗娜豆”,并为其申请了专利。

自此,全世界的农民,只要种植这种“种子呈特定黄色、独特而稳定的黄豆种子”,都要向其缴纳专利费。



而中国,更是深受生物剽窃的困扰。

2002年6月,美国公布从中国引进大豆4452份。但中国官方仅同意提供了2177份。

剩余的那些,都在打着各种旗号的“生物勘探”中,被偷偷带回美国。

大豆胞囊线虫病,是大豆生产中的毁灭性的病害。美国公司解决了这一问题,同时垄断了国际市场,收取专利费。

但抗源材料,是北京小黑豆。

1904年,新西兰人将中国云南的猕猴桃种子带回了国内。在第一批猕猴桃树结果之后,他们选取了甜度高的果实进行了重新培育,进行天然选育。

1952年,他们将这种果实起名为“奇异果”,出口到世界各国。

现在,如果想要商业种植奇异果,就要给新西兰的企业交专利费。



这六大巨头,基本属于“躺着赚钱”的状态。

2015年,美国陶氏化学与美国杜邦合并。这笔世界化工史上最大的合并交易,直接创造了一个市值1300亿美元,年营业收入900亿美元的行业巨无霸。

当年,波音和美国银行的营业收入,也就这个水平。

强强联手,既提升了竞争力,也节约了诸多成本。一时间,欧洲的公司开始坐不住了。2016年,德国拜耳集团以660亿美元收购美国孟山都。

寡头的格局被进一步加剧。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原本不属于这个故事的角色出现,为“六巨头”时代,画上一个句号。

这家公司,叫做中国化工集团。

中国化工集团2004年成立,是中国最大的基础化学制造企业。作为一家央企,它一直想跻身于化工巨头行列。

2011年,中国化工集团买下世界农化行业排名第七的以色列安道麦公司60%的股权。

成为第七的中国化工集团,开始了对“六巨头”的进攻。



中国化工集团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吓了众人一跳。2015年5月8日,中国化工集团向成立了259年的瑞士先正达表达了收购意愿。

先正达是全球最具品牌价值的农化品牌,是全球第一大农药公司、全球第三大种子农化高科技公司。早在2009年,中国化工集团就和先正达有了接触。

但正式的收购要约,还是第一次提。

先正达的回应也很坚决,“先正达不卖,我们对和中国的企业做生意没兴趣”。

当时美国孟山都也有收购先正达的打算。中国化工谈一次,孟山都就加价,接着谈一次。

在经过9个多月的拉锯战后,2016年2月3日,中国化工宣布,以430亿美元的全现金报价,收购先正达100%的股份。

而430亿美元,也成为当时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并购案。



合同虽然签了,但麻烦,还没结束。

欧盟委员会表示,中国化工和先正达在市场的份额总和相对较高,可能会限制农药领域的竞争。欧盟多个国家的反垄断机构,也都介入审查。

同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也介入调查。美国参议院也就这场交易举行听证。

在经过六次延期后,2017年6月,交割才得以完成。

交易完成后,先正达的13000件专利,107个生产供应基地、119个研发基地,就全部归中国化工所有。

自此,世界农化行业也从“六巨头”时代,进入“中美德”的三强格局时代。

最近,中国化工将安道麦的股份,转入先正达旗下,成立全新的先正达集团。

与此同时,中国中化集团也宣布将自己的农业板块剥离,注入先正达集团。

新设立的先正达集团,将与德国拜耳集团,争夺农化行业世界第一的宝座。



而中国中化集团的前身,正是当年的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也是最初的中国进出口总公司。

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必在农化品上,再花“冤枉钱”。

它们的重组,也见证了中国在农化行业的蜕变——从心酸往事,到自立根生,再到扬眉吐气。

02

如果说种子和农业化学品只影响农业生产的部分,那粮价,则影响着农业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

世界粮价,是由四大粮商说了算的。

美国的ADM,美国的邦吉,美国的嘉吉,法国的路易·达孚——ABCD四大粮商。

ADM,是世界第一谷物与油籽处理厂,控制着世界谷物的流通。

邦吉是世界最大的油料商,控制着巴西、阿根廷等多个产地。

嘉吉每年粮食交易量居世界首位。而路易·达孚,也是法国最大的粮食贸易商,路易·达孚跺跺脚,俄罗斯的粮价就要抖三抖。



ABCD四大粮商,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80%的份额。

它们能控制粮价,不是因为美国的大农场农业、欧洲的中小农场农业有多么发达,而是它们最先把农业和资本结合。

前段时间的“原油宝”事件相信大家还都记得。期货市场,最早买卖的不是石油,而是棉花、大豆等农产品。

1865年,芝加哥谷物交易所推出了“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协议,也促成了标准化期货市场的形成。



这些东西,他们玩了百年之久。有了经验,也积累了财富。

凭借这些,四大粮商在上游原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的市场渠道、供应,已经形成了绝对的控制权。

他们进入外国市场,扰乱当地粮食市场的方法也很简单——低价倾销。

欧盟每年40%的财政支出,用于补贴农业。而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也让金融投资可以以“0利率”进入农业。

所以,四大粮商并不是农业做得有多么好,而是从资本源头得到的投资价格水平低。

2001年,中国对外开放大豆市场。仅仅过去3年,中国的中小型大豆加工和榨油企业基本都被美国金融市场玩死了。(关于这部分,蛋蛋姐曾经写过一篇《抱歉,中国粮价没有飞涨,让很多人失望了》,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搜来看看)



在这过程中,中国大豆市场85%的实际加工能力,被四大粮商控制。

四大粮商收购的榨油企业,只用转基因大豆榨油,万般无奈之下,农民们只好转种转基因大豆。

种子呢,自然也要从四大粮商那里购买。

而当国产大豆被转基因大豆逐步淘汰之后,中国大豆市场的定价权,自然由四大粮商说了算。

大豆产业的“微笑曲线”在种子和产品。控制完种子之后,四大粮商开始逐步控制中国的油脂市场。

2000年,ADM公司与新加坡丰益集团投资组建了益海集团。2006年底,丰益国际收购嘉里粮油,并与益海集团组成益海嘉里集团。

这个集团在中国油脂市场的能量有多大呢?中国食用油市场70%以上的份额,由金龙鱼、福临门、鲁花三大品牌占据。

金龙鱼,是益海嘉里旗下的。鲁花,是金龙鱼参股投资的。

只有福临门,是中粮的。



2007年,在四大粮商的操控下,国内食用油价格迎来一波上涨。2010年,金龙鱼等品牌又在国内掀起了一波涨价潮。

大豆的进口,由四大粮商说了算。下游产品的定价权,也由四大粮商说了算。

中国的大豆产业,一年下来,可能都只是为四大粮商打了个工。

我们的情况,甚至都算是好的——我们至少有一个中粮在死磕。诸如巴西、阿根廷的大豆产业,已经完全成为四大粮商攫利的羔羊。

上世纪90年代,巴西的农业信贷收紧,农民们没钱种植,这时,四大粮商进入了巴西。

最初,四大粮商以大豆优先采购权为条件,向豆农们提供贷款。这看起来对豆农们没什么影响,但到了收获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豆农们没有储藏设备。



没有仓储,也就意味着你的大豆卖不到产地之外,你只能卖给四大粮商。

在产地控制了货源的四大粮商,也不放钱了。他们和豆农们达成协议,在播种时,为他们提供化肥和种子,等到收获时,豆农用大豆来偿还。

收购价,当然是由四大粮商来定。

货变得越来越多,铁路、公路、和港口等运输系统为了留住这些个“财神爷”,也要相应的做出让步。

和其他公司相比,四大粮商的运输成本节约了50%。

同时,四大粮商在巴西收购了不少榨油企业,不断地延伸着自己在大豆行业的控制链。几年后,四大粮商已经控制了巴西75%以上的大豆生产。

甚至除了大豆的加工与流通,就连种子、化肥、农药的定价权,也在四大粮商手里。

在中国大豆行业又故技重施的四大粮商,已经不满足于大豆这些副粮,他们开始把手,伸到主粮上来。

建国以来,经济学家关于我们粮食是否要依赖进口,一直争吵不休。但最终得出的共识是——主粮必须自主,副粮可以适当依赖进口。

而一场“粮食保卫战”,也在悄然间打响。

03

2006年、2007年,由于极端天气影响,世界粮食大面积歉收。国际粮价有了小幅上涨。

而在这时,四大粮商开始宣扬用粮食制造乙醇汽油,企图人为造成饥荒。



2007年1月到2008年7月,大米的价格上涨2倍,小麦上涨1.7倍,玉米上涨2.2倍。

更有报道称,全球将有超过1亿人陷入饥荒。

消息一经传出,埃及、柬埔寨等国限制本国大米出口;而世界第二、第三大大米出口国越南和印度,也纷纷降低了自己的出口量。

海地居民因米价问题与零售商发生冲突,骚乱持续不断。非洲西部几个国家也都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罢工和示威活动。巴基斯坦运送小麦和面粉时,甚至都需要出动部队护送。

而当时的四大粮商和众多国际资本已经蠢蠢欲动,准备在中国身上大赚一笔。

他们开始囤积粮食,准备哄抬粮价。

当时,谁都没有在意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开始抛储。



起初,是半个月抛一次。每抛一次,四大粮商和外国资本就立马吃进。

后来,是一周抛一次。四大粮商和外国资本接着吃进,继续哄抬价格。

再后来,是一两天抛一次。四大粮商和外国资本觉得中国的粮食储备要见底,已经是强弩之末,开始疯狂吃进。

但一周、半个月、一个月过去了,中国还在抛储,四大粮商和外国资本吃不动了。

这时,有消息传出,中国的储备粮有1亿吨,够中国人民吃上1年的。

投机商人傻了。



至此,投机商败退,粮价开始跌落。

而这场让其他国家大伤元气的“粮食危机”在中国的表现是——粮价最高时,大米上涨了28%,小麦和玉米,分别上涨了26%。

除却面临突发情况的专项储备,我们还有周转储备。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年度间丰歉,避免“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

这次疫情以来,我们没有用过中央储备粮,除了个别县市,大部分地区也没有动过地方储备粮。

我们想的,做的,早已超脱温饱太多。

尾声

坦白讲,我们的战略储备,并不能让我们处于绝对的“粮食安全”。

至少,大豆就是一个隐患。

大豆出问题,那肉类、奶类、油类,都会出问题。届时,还能不能“吃得好”,又会成为一个问题。

先正达集团的成功,也不能掩盖我们在农化领域研发环节的薄弱。



我们只迈出了第一步。

因为这条路很长,它不是部分人的福祉。而是要让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吃饱饭,穿好衣,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曾经,它是个梦想,叫做“仓廪实而知礼仪”。

后来,它是个创举,叫做“耕者有其田”。

如今,你要问我“谁来养活中国”这个问题,我想,答案大抵藏在1939年的延安。

那一年,日军对我根据地实行大规模扫荡,国民党也停了给人民军队的粮饷,再加上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解放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

那时,主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随后传到了各个根据地,鼓舞了抗战将士们。

如今,我们仍在践行着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句话放在现在的语境,可能显得有点“憨憨的”,但这股子倔强和不屈,其实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中国人的饭碗,中国人自己铸。

谁来养活中国?

唯有中国人民。 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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