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员工摆地摊1周只卖了4份零食 送外卖遇到同行

6月，已是年中，电影院里春节前的大红灯笼还高高挂着。影院经理唐璐提不起精神收拾，从1月22日接到“疫情期间，暂停营业”的电话通知起，影院已停业140天。没了观众的影院冷冷清清，大红灯笼更显突兀。停业期间，唐璐很少再去影院，她无暇为装饰这些小事分神，只出不进的账本赶着她奔走。“活下去”才是大事。

为了“活下去”，唐璐想了不少办法，先是降低员工薪水，每月只发1000多元的生活费，后来还是撑不住，9名员工裁去了一大半；也曾尝试在街头摆摊，将库存的零食、可乐半价出售，但她带着员工站到脚痛，等得心凉，一袋零食也没卖出去，只得让员工把卖不出去的零食带回家喂鸡。她听说有家影院开发出新项目，出租场地拍摄婚纱照，辗转联系上后，负责人告诉她，3个月只接到一单生意，收入1000元。

开门营业，才能有生机。唐璐折腾几番，收益甚微，把希望全押在“复工”上，为了交上影院房租，她卖掉了自己的私家车。5月8日，国务院印发通知，提出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影剧院，她在影院从业者交流群里转发这则消息，觉得“总算有希望了”。但咨询相关部门后，她还是没等到复工的标准和日期。

“一颗心被吊起，又摔下。”一些关于影院复工的小道消息不断传来，不久又被否认，唐璐在希望与失望间被反复摔打，“不敢相信消息是真的，又期待它是真的”。

6月5日，《证券时报》报道称，根据国家电影局通知，全国电影院的开业必须执行统一的时间安排，相关部门正积极组织片源，制作影片硬盘及密钥，并适时安排上映档期。截至记者发稿，唐璐等影院从业者尚未接到相关复工通知。

各行各业因疫情在1月底按下的暂停键，如今已逐渐重启，但唐璐觉得电影院像是“掉队”了。中国电影家协会发起的《电影院生存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2%的影院在3月底已预期面临停业风险，500座以下的小影院受创更重。

没想过停业时间这么长，唐璐开始计算自家影院还能撑多久，她所在的影院经营者交流群里，人越来越少。从3月份开始，100多个人陆续退群，有人留下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影院无力继续营业，寻有意者接手”，但没人接话。 



停业期间，唐璐很少回到影院，空荡荡的影厅让她烦心。

 



转行：送外卖时，我遇到了

同样送外卖的电影院同行

 

催单提示音又响了。放映员李志远快速扫了眼送达地址，托着外卖袋子，小心紧跑了几步。他提醒自己，待会送外卖时第一句记得道歉，最后别忘记说，“祝您用餐愉快”。

影院停业的第三个月，在影院工作四年的李志远骑上电动车，成为了一名兼职外卖员。

他没更多选择。自1月23日始，李志远工作的影院停业，没有观众也不再需要放映排片，他的角色成了闲职。为了削减开支，老板决定，从2月起每名员工只发放1500元的生活补贴，相较他原本的薪水，下降了3000多元。

他不是个例，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的调研报告中，20%的影院在3月底进行裁员，12%的影院正调整员工薪酬。

生活压力骤然增大。李志远吃住都在家里，省了不少开销，但他每月有3000多元的账单要还，刚到手的生活补贴全填进去，还有一半的窟窿。日子久了，积蓄所剩无几，他不得不向父母伸手求助。父母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批评他“游手好闲”，催促着辞掉影院的工作，赶紧重新找活谋生。每次话聊到这儿，他就一闪身躲回房间，尽量“少打照面儿”。

李志远舍不得辞职，工作四年，不说同事，他觉得自己和影院的机房都处出了感情。

但还钱的压力摆着，他得想办法。三四名同事熬不住离开后，李志远没提辞职，先在家附近找了份工作。干了没两天，影院经理通知他，“有好消息了，准备复工”。

他所在的云南省在2月25日发布《云南省电影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推进电影企业安全防护有序复工的意见》，不少影院筹措着防疫物资，打算开业。

没多想，他辞职回了影院。但复工准备还没做完，经理又接到了国家电影局“全国影院暂不营业”的通知，员工们被迫重回各家。

他只得重找工作。“只要影院复工，我肯定会回去上班。”李志远计划着，找个时间自由的兼职工作，以便“有叫必回”，送外卖是为数不多的可选项之一。

从早上9时到晚上10时，李志远骑上电动车在街巷穿梭，运气好的时候每天能挣200元，不好的时候只有70元。相较熟悉的放映室，他搞不太懂送外卖的门道，餐送晚了，常被客户骂。他已觉得满足，吃点苦、受点气都不在意，庆幸还能凭体力挣钱还债。

一次送餐途中，他与电影院的同行“狭路相逢”。对方比他在电影院工作的时间更久，是前辈，隔着口罩，拎着外卖袋的两个人都有点尴尬。简单打了招呼后，李志远没再多问，他知道前辈的孩子正在上学，还要养家，处处都要花钱。

在另一个城市，影院前台刘佳也动了改行的念头。

停业时间越久，日子越发艰难。刘佳所在的影院实行“停薪留职”，这140天里，她因为住的地方离影院最近，每隔两天回去值次班，每月尚有300元的补贴，其他同事则颗粒无收。她尽力减少花销，自己到菜市场买菜，回家煮饭，很少点外卖或外出就餐，也没再想过零花钱。

但除了吃穿，单是每月的房租就要800元。到了交房租的日子，刘佳把微信消息打了好几遍才发过去，希望房东能通融。房东见她之前都准时交钱，这次没多催促。

还是要找其他生计。奶茶店、酒店、小吃店，见到招人广告，她都去碰碰运气。但不论哪家，对方都要明确的时间，问她“打算干多久？”刘佳没了话，心想，“干到电影院复工就回去。”她喜欢在影院待着，留恋每天工作完、看最后一场电影的感觉，但影院哪天能复工呢？她也说不准。

放不下电影院的工作，刘佳最后还是回到了影院旁的那间出租屋，等待复工的消息。 



部分影院在门外摆出打折出售的饮料、零食。

 



期待：复工准备了一星期，

电影放了四分钟后再度停业

 

也曾有影院等到过复工的好消息，但“复工”状态很快又被切回“暂停”。

3月27日——唐璐清楚地记得，停业2个月后，她的影院又见到了观众。当天下午，四五名观众检票进厅，但电影刚开始四分钟，她的电话响了。当地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语气急促，催她“赶紧停业，立刻关门”。

停业通知来得突然，唐璐蒙了，“不知道怎么和观众解释，人家屁股还没坐稳呢。”她硬着头皮关掉电影，除退掉票价外，还给每名观众额外送了可乐和优惠券，一路赔着不是。

为复工做的准备也成了徒劳。提前一个星期，唐璐就开始张罗申请复工，打扫卫生、计划排片、培训员工都还好说，付出的是时间，囤的三四箱口罩和酒精却是实打实的钱。3月份，口罩还是紧俏商品，她托了几层关系才买到，算上消毒机、酒精，花费了近17000元。

唐璐影院再次停业的这天，各地短暂复工的影院都重归“暂停”。3月27日晚，国家电影局通知，“全国影院暂不营业，已复业的立即暂停营业，具体复业时间等国家电影局通知”。

收到这则通知时，李志远和同事正期待着第二天影院的复工情景，平台上的电影票刚上架1个小时，卖出了30多张，比预想的情况要好。起初担心观众热情不高，他们将平日43场的排片量缩减了一大半。

但他没想到，售出的票还得一张张退回。有老顾客一通电话打到影院，问“怎么又不能看电影了呢？”李志远答不上来，只好重复道歉。

“什么时候复工”关系着影院从业者们的生计，也成了他们每天最关心的问题。5月8日，国务院印发通知，提出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影剧院，“影院要开门了”的消息再度引发热议。

唐璐连着打了几个电话，询问当地相关部门具体的开业标准和时间，对方说“再等等”，就这样一个月又过去了。她觉得自己在重复的希望与失望里“麻木”了，不再听到复工的零星消息就激动，认定“没有具体开业时间的通知，意义不大”，但还是守着微博，怕错过消息。

现下复工也止不住影院的亏损。影院开业后，工资按照正常标准发放，人工成本上涨，但新片投放意愿低，重映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有限，票房收入估计会大打折扣。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猫眼研究院的“观众观影意愿调查”显示，36%受访者认为适合观影的时间节点是9月及以后。

“刚复工的前两个月，票房肯定不好看。”唐璐清楚，影片制作方和观众都需要时间恢复信心。据中国电影家协会调研，半数影院认为，要达到疫情前的观影状态，至少需要3至6个月的恢复期，还有影院认为需要半年以上时间。但她觉得，复工早晚，都需要经历这个过程，眼下的等待才让她迷茫。

 



一家影院拿出电影海报、帆布袋等在街边摆摊。

 



自救：摆了一星期地摊，

卖出去4份零食，2份卖给了同事

 

9名员工，在影院经理唐璐裁员后，只留下了4个人。

裁员前，她盘算了许久：财务负责管账，放映员和技术员有专业技术，裁掉再招人，还得重新培训，剩下的前台和保洁人员“可替代性”最强，招待和打扫的活，自己也能干。

裁员的不止唐璐一家影院，被裁掉的员工没再多说什么。她挨个发红包，许诺“只要开业，一定让老员工们回来”。但她也不知道何时能复工，甚至不敢打保票一定能撑过这次停业。

“每天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她形容停业的影院，像是个“不断失血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血往外淌”。她在一个县级市经营影院，设有5个厅，全年分账后的票房收入100多万元，春节档的营收就占了近四成。

收入断流，但花销还在。影院每年房租50万元，物业费每月3000元，半年的电费累计也有近2万元。虽然停业，但唐璐不愿关掉影院外的展示牌，她总觉得，灯亮着，也是告诉观众影院还“活着”，“怕大家忘了我们”。备战春节档的零食、饮料，还囤在影院库房，10万元的货款也欠着供货商。

为纾困影院，国家电影局在4月29日的电影系统应对疫情工作视频会议中呼吁，对电影院要给予特殊扶持政策，积极协调出租方减免租金。但唐璐租赁的房子不属于国有文化企业资产，难以享受到房租减免优惠。

自救创收，成了影院止损的办法。唐璐交待员工在微信朋友圈里销售零食饮料，一律半价，想靠低价“回血”，也带着员工摆起地摊。5月20日那天，她想趁“520”的噱头，把薯条、可乐、爆米花从5楼影院搬到商场一楼，给员工鼓劲儿，“怎么着也能卖出去几包”。

但摆地摊卖零食，只是听起来热闹。9个员工在朋友圈里吆喝了半个月，只卖出2桶爆米花，“520”的地摊甚至无人光顾。唐璐灰了心，“满大街都是奶茶店，谁会来买电影院的可乐？”零食退不回去，自己也吃不掉，她最后送给员工带回家喂鸡。

李志远和同事也摆了一个星期的地摊，零食拢共卖出去了4份还是5份，他有些模糊。但他清楚记得，为了招揽生意，自己买了一份，同事买了一份。

“对影院来说，摆摊的宣传意义远远大于卖货赚钱。”一名影院经理翻出了往年电影的签名海报、短袖、帆布包等衍生品，拉起《唐人街探案》《姜子牙》等宣传牌，摆上街边小摊。路人围过来，十人里有七八个人问，“什么时候能去看电影？”她觉得温暖，摊位一旁立着牌子，写着“虽然不能复工，但我们依旧期待在影院与您相见的那一刻！”

夜幕降临时，放映员李志远还在送外卖的路上，路过热闹的火锅店和烧烤店时，他也忍不住想，“同时暂停营业的饭店都开始等位了，电影院何时才能开门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