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万字长文调查披露美国抗疫不力的内情(组图)
上个月，纽约州皇后区埃尔姆赫斯特医院的新冠病毒患者正在使用呼吸机。
今年2月初，成千上万从中国返程的美国人抵达机场。他们可能是一种致命病毒的携带者，被转移到少数几个城市接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下称“疾控中心“)的筛查。
他们的到来引发了当地和州政府官员的紧急行动，敦促旅行者进行自我隔离，并监测是否有人患病。这是对美国公共卫生系统能否控制传染病的最早测试之一。
但疾控中心的努力失败了，其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通知系统发送的从机场收集到的信息里面，充斥着重复记录、错误的电话号码和不完整的地址。
几周以来，官员们一直试图利用疾控中心发送的名单来追踪乘客，在不同的电子表格中搜索每趟航班的信息。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署主任莎伦·巴特说：“这太荒唐了”。当通知系统在2月中旬下线，暂时中断了乘客数据传输时，当地官员们在电话会议上听得目瞪口呆，因为疾控中心针对称受感染的旅客可能会偷偷从机场溜走这个问题的回应让他们相当惊讶
。
据两名卫生官员回忆，疾控中心当时是这样说的："放他们走就好了”。
有缺陷的应对措施对一些卫生部门来说是一个早期的预警。在美国疾控中心面临其成立74年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这些部门对该机构的信心被动摇了。
现在，新冠病毒已经渗透到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导致逾10万人死亡。
长期以来，美国疾控中心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卫生机构，但它在早期的检测过程中犯的错误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今天美国试图重新开放经济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受制于技术老化和公共卫生报告系统失灵，该机构未能及时统计感染和死亡人数。它在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方面也犹豫不决，包括没有及时预警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的风险。
根据纽约时报查阅的数千封电子邮件，以及对100多名各州和联邦官员、公共卫生专家、疾控中心员工和医务人员的采访，在新冠肺炎肆虐美国之际，疾控中心努力在谨慎判断和快速行动之间权衡取舍。在与公众的沟通中，该机构领导层几乎不露面，发布的指导往往延迟，信息有时令人困惑，造成了公众的不信任。
曾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治疗冠状病毒患者的麻醉师斯蒂芬·奥茨金说：“他们让我们失望了”。内华达州最高卫生官员理查德·惠特利写信给疾控中心主任，称各州与该机构之间出现了“沟通不畅”。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茨克猛烈抨击了疾控中心的病毒测试，称政府对疫情的应对将“作为严重失败载入史册”。
这是内华达州最高卫生官员写给疾控中心主任的一封信，表达了对沟通不畅的担忧。
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阿希什·贾哈说："疾控中心不再是可靠的处理公共卫生危机的机构"。
甚至在病毒考验着疾控中心应对能力的同时，该机构及其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还面临着来自特朗普 所未有的挑战，后者一再希望疫情能自行消失。他从公共卫生机构抢风头的做法，反映了特朗普在任时反复无常的表现中的常见模式：
在推特上的公开谴责，对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嗤之以鼻，政策或决策不一致，以及怀疑政府内部的 "深层国家 "正在努力迫使他下台。
注：“深层国家”指非经民选，由军队、警察、政治团体等所组成的，为保护其特定利益，秘密并实际控制国家的集团。“深层政府”长期以来被阴谋论者引用，用来质疑一些国家在民选政权外另有实际统治者。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关于美国被“深层政府”统治的传闻甚嚣尘上。
特朗普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对从疾控中心泄露出来的信息越来越感到不满。他们认为，泄露这些信息的目的是让总统难堪，并为一些决定提供支持，而这些决定无视了对美国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混乱更深层的担忧。与此同时，疾控中心的一些人对他们遭受的压力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被迫提出曲解事实的建议，只是为了帮助特朗普巩固他的政治地位。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位于亚特兰大，其职责是保护美国免受从炭疽热到肥胖等公共健康问题的威胁，并作为对抗这些威胁时权威的信息源。鉴于它的历史和资源，该机构本可能成为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相反，疾控中心的失误削弱了美国的应对疫情的能力。
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副局长彼得·卢里多年来与疾控中心密切合作，他表示：“这个机构成立就是为了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然后他们搞砸了，非常可悲的，抗击疫情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疾控中心的支持者表示，该机构只是由各州和地方卫生部门、医院、政府机构和供应商组成的庞大网络的一部分，他们对新冠疫情的发展速度、范围和凶猛程度都没有做好准备。支持者还指出，立法者长期以来未能为美国目前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优先提供充足的资金。
克利夫兰的传染病专家艾米·雷说，疾控中心“没有得到足够的赞扬”，她补充说：“通过观察新冠病毒如何传播，疾控中心在和全世界同步了解情况。”
疾控中心拒绝了我们多次提出的对其高层官员进行采访的要求。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疾控中心作为美国政府更大范围内应对疫情措施的一部分，提供了我们所掌握的最好的、最新的数据和科学认知。"
声明说：“全球性的紧急情况正在影响整个美国。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这意味着它需要政府的全面应对。”
特朗普今年3月访问了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并与该机构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进行了交谈（特朗普左手边站立者）。
一、"干预不是我们的文化”
3月初，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带领特朗普参观了疾控中心亚特兰大总部的高科技实验室，总统讲话时，他站在旁边。
特朗普戴着一顶红色的“让美国保持伟大”帽子，宣称“任何想要测试的人都能被测试”，他还声称自己在科学方面有“天生的能力”，并指出即使在病毒蔓延的时候，他也可能会举行竞选集会。
当雷德菲尔德和特朗普对着摄像机摆好姿势时，他这样对总统说：“感谢你果断的领导力，帮助我们把公共健康放在第一位。”
这一刻凸显了疾控中心及其领导者面临的挑战。为了防治病毒，雷德菲尔德不得不在总统反复无常的要求，和职业科学家们的期望之间走钢丝，前者任命了他，后者归他领导。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在那个月的某天，政府官员要求疾控中心为他们希望分发给数百万美国人的布制口罩上印制的标语提供反馈意见，其中包括 "让美国再次健康起来"。
据一位熟悉讨论情况的人士称，虽然这事儿最终没干成，但疾控中心的官员们其实已经同意了这一要求。
68岁的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曾被白宫的幕僚们视为盟友。但随着冠状病毒危机的加剧，他在电视出镜和国会听证会上模棱两可的态度，激怒了只愿与大人物和最坚决支持者为伍的总统。
雷德菲尔德是前军方病毒学家，专门研究艾滋病。在特朗普任命的首位疾控中心主任辞职后，他成了这个职位的第二人选。他没有领导政府机构的经验，尽管在之前的共和党政府中，他曾被考虑担任相关职位——他经常告诉同事们，他最喜欢在非洲或海地治疗病人。
1996年与雷德菲尔德一起在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创立人类病毒学研究所的罗伯特·加洛说，他曾警告过雷德菲尔德不要接受疾控中心的职位，否则将面临 "巨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大量的政治博弈、大量的压力"。
在担任疾控中心主任之前，雷德菲尔德是一名专注于研究艾滋病的病毒学家
加洛也是全球病毒网络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在一次采访中称赞他的好友雷德菲尔德是“一位出色、敬业的传染病医生”，但同时也表示，雷德菲尔德“在沟通方面无能为力”。他补充说：“他沉默寡言，从来都不愿意站在前面——也许是因为极端的谦虚吧。”
美国疾控中心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旨在控制南方的疟疾，成立时很有一种学术机构的感觉。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执行主任乔治·本杰明说："在那里，专家们用的是科学的速度来工作——你得花时间去研究”。
该机构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的一个部门，拥有1.1万名员工。虽然不能制定政策，但它指导联邦和各州公共卫生系统，并向政府领导人提供建议。
疾控中心最富传奇色彩的专家是流行病情报部门的疾病侦探，即调查疫情爆发的快速反应人员。但据疾控中心现任和前任员工，以及与该机构有密切合作的其他人表示，从大的方面讲，该机构厌恶风险，追求完美，不适合在迅速发展的危机中随机应变，尤其是在一场让国家陷入停滞、让经济陷入瘫痪的危机中。
在该机构工作了近四十年的乔治·施密特说：“干预不是我们的文化”。据他形容，疾控中心越来越官僚化，被 “难以形容的、繁重的等级制度所压制”。
据该机构前任官员说，这种严苛的文化塑造了科学家们的野心，同时也将一些人禁锢在一种固化思维方式中。由此造成了疾控中心在疫情中最严重的失败，未能在早期向全国各地的国家实验室提供有效的诊断测试。
今年1月，疾控中心很快开发出了一套成功的测试系统，设计上是高度精确的，但使用起来很复杂，结果并不比海外生产的版本好多少。而在制造寄往美国各州的测试包过程中，疾控中心马虎的实验室操作污染了其中的许多产品。再加上政府未能迅速建立商业和学术实验室，导致测试上市时间推迟，并在几个月的时间时一直限制着美国可测试的数量。
1 月下旬，该机构派出流行病学专家前往西雅图，帮助当地卫生官员了解当时美国已知的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是否感染了其他人。这名患者是一位曾去过武汉的35 岁男子。
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免下车检测中心。延迟的检测阻碍了美国压平疫情曲线的能力。
在第一轮测试之后，该机构对测试标准添加了很多限制。今年1月，当华盛顿州和其他地方的医生转过来大约650名可能被感染的人员名单（这些人要么曾与确诊的患者接触过、要么曾被送入医院，或有其他风险因素），疾控中心只同意检测其中的256人，主要包括了由从武汉市回来的旅客和他们的密切接触者。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检测能力有限，疾控中心通常不建议对无症状者进行检测——尽管外国医生报告称，患者可以在无症状的情况下传播病毒。雷德菲尔德在今年2月接受CNN采访时提到了无症状传播的可能性，但疾控中心直到3月底才强调这种传播方式。
今年2月中旬，疾控中心官员宣布了一项全国监测计划，即通过检测流感样症状患者的样本，确定病毒是否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传播。这项工作原本计划在西雅图、纽约和其他三个城市开始，但在如何推进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后，它没有实行。
当月晚些时候，美国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越来越担心，那些从韩国、日本、意大利和其他被病毒吞噬的欧洲国家涌入美国的游客。
在与疾控中心的通话中，忧心忡忡的各州官员们不断询问：“有没有扩大旅行监控的计划?”
一名来自纽约曾参与这些通话的人说，该机构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我们还在积极考虑这个问题。”
在与雷德菲尔德等人会面几天后，特朗普于3月11日宣布了欧洲旅行禁令，但为时已晚。后来的基因组追踪显示，欧洲旅行者早在2月中旬就把新冠病毒带到了纽约，然后病毒在当地及全国各地成倍扩散。在西雅图，新冠病毒在2月底袭击了养老院。
今年2月西雅图疫情爆发时，医护人员与一名养老院的病人
华盛顿州金县的首席卫生官员杰弗里·杜琴说：“如果能够及早进行检测，我们本可以更早地认识到疫情的规模，更早采取预防措施，减少病例。”
无论是疾控中心现任还是前任员工都表示，一开始的问题部分在于，该机构最初负责应对工作的部门——病毒性疾病部规模较小，专注于传染性呼吸系统疾病研究的员工也远远少于流感部门，而正是流感部门最终发挥了更大的主导作用。去年离职的病毒学家皮埃尔·罗林说：“他们很快就被要做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
现在，超过3000名疾控中心员工正在协助应对新冠疫情，分析数据，开展实验室工作，并到当地卫生部门需要帮助的城市部署工作。而其他联邦机构也参与其中，包括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加快了抗体测试的使用速度，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负责运送呼吸机和其他物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了疫苗和可能的治疗方法——但疾控中心仍占主导地位。
即使在疫情之前，雷德菲尔德也一直保持低调。有时人们会看到他在自助餐厅的角落里独自喝着咖啡。
尽管雷德菲尔德是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的一员，但他发现，与美国最著名的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和艾滋病专家、前疾控中心医生黛博拉·伯克斯相比，自己黯然失色。
与此同时，雷德菲尔德与自己手下一些员工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他的一名同事回忆，雷德菲尔德曾说该机构的科学家对自己的角色有一种“短视”的看法，并将他与自己的首席副手安妮·舒查特的关系形容为”越来越紧张“。舒查特是疾控中心的职业科学家，在机构中深受尊敬。
雷德菲尔德最近没有去亚特兰大，而是在位于巴尔的摩的家和白宫西翼之间来回奔波。一位了解雷德菲尔德想法的人说，他感觉“有点像困在岛上”。
疾控中心仍然有很多捍卫者，他们说，该机构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对抗一种隐形的、此前不为人知的病毒。西雅图港景医疗中心重症监护室的医学主任詹姆斯·唐恩说：“当发布消息时，疾控中心行使了自己的职责，那就是确保了消息的可信度。即使进展缓慢可能会令人沮丧，但我认为他们相当深思熟虑，试图维持稳定化的调查。”
雷德菲尔德拒绝就本文置评。但在最近接受《国会山报》采访时，他说：“我认为疾控中心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
在上周的一次新闻简报会上，他承认，美国必须努力改进追踪疾病爆发的系统，但他对疾控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未能发现冠状病毒何时开始在美国传播的说法提出质疑。“我们从来没有对新冠病毒的入侵视而不见，”他说。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总部从华盛顿迁到亚特兰大，给人一种学术机构的感觉。
二、数据网络
在21号楼内（即美国疾控中心光洁明净的总部所在地，有12层楼高），没有什么比迅速、准确地获得有关新冠病毒如何传播、患者是谁、如何最好地治疗患者，以及美国能以多快的速度重新开放的信息更重要的事了。
但事实证明，对于该机构陈旧的数据系统来说，获得这些信息很困难，其中许多系统依赖地方卫生官员通过电话、传真和数以千计的附加到电子邮件中的电子表格中收集到的或共享的信息。除了一些特殊情况，这些数据大都不够整合、全面或不能交叉使用，因此无法及时得到结果。
疾控中心无法准确地统计出接受检测的人数，也无法汇编完整的人口统计资料，甚至无法及时统计死亡人数。这些数据系统中至少有部分系统的备份是用可记录的DVD来储存的，这种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末是最先进的。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该机构在错误的时间出现了盲点，在收集和处理有关病原体的信息时，或在与最需要这些信息的人(一线医务人员、政府卫生官员和决策者)共享数据的能力上受到了限制。
乔治城大学微生物学教授朱莉·费希尔的研究领域是社区对新发疾病的防范，她表示：“这些具体的、颗粒状的数据有着巨大的意义。我们在决策和使用公共卫生资源方面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今年2月，当疾控中心官员敦促各州追踪来自中国的旅行者，以发现可能的感染病例时，该机构求助于一个名为Epi-X的计算机网络。它向各州官员发送电子邮件，每次发送一封，以便他们下载目标乘客的名单。
加州的卫生官员每天收到多达146封电子邮件通知，迫迫使他们不得不花时间将其转发到相应的地方卫生部门。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国土安全部为疾控中心收集的信息列出了不正确的日期或时间；此外，乘客数据被发送到错误的州，或者在乘客进入美国一个多星期后相关部门才收到数据。
马里兰州卫生部副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斯说：“我们得到的是蹩脚的数据。我们给名单上的人打电话，他们说，嗯，我之前是在中国，但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2月11日，内华达州最高卫生官员惠特利在一封写给雷德菲尔德的信中抱怨说，各州与疾控中心”沟通不畅“。该机构曾表示，来自中国的三名旅客可以“正常过日子”——这一建议与疾控中心要求监控这类旅客，并确保其处于自我隔离状态的信息相冲突。
一个星期后，疾控中心的Epi-X系统完全停止了发送通知，尽管航班仍在不断进港，但其已经暂时关闭了系统。该机构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各州政府官员，此举是为了 “提高数据质量”。
截至4月中旬，该旅行监控计划至少筛查了26.8万名乘客。疾控中心的一份报告援引了14例可追溯至这些乘客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但由于数据中的漏洞和错误，使这一结论还远远不够确凿。该机构接着表示，该监控计划并没有阻止新冠病毒进入加州，当地不完整的信息、高出行量和无症状传播的可能性使监控计划失效。
今年3月，美国的冠状病毒病例开始大量增加，联邦和各州官员开始要求提供信息，以便做出关键决定。这些决策包括：把国家储备中的呼吸机转移到哪里，以及在哪里建立临时医院。
各州和地方官员试图记录医院的需求，但很快就应接不暇。例如，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周，洛杉矶县公共卫生署的工作人员分别致电94家县级医院，询问护士有多少冠状病毒患者住在重症监护室，有多少患者在使用呼吸机。
疾控中心曾试图将其数据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进行改进，以便直接从医院收集信息，但该系统有很大的漏洞。最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今年4月招标了一家私人承包商——远程跟踪技术公司，结果医院却难以登录新系统。
医院的管理人员不得不自己寻找援助。俄亥俄州布兰查德谷医疗系统的负责人斯科特·马兰尼接到了密歇根州医疗系统一位官员的电话，该州的床位和设备已经短缺。他请求邻近的医疗机构分享医疗物资，或者在必要时接收超出医院负荷的病人。
马兰尼回忆说：“这位官员说，他们在电话簿上沿着75号公路寻找，看看是否有其他地方可以提供帮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卫生安全中心主任托马斯·英格斯比表示，公共卫生记录保存系统的中断，推迟了可能对新冠患者有帮助的关键数据的共享。
医院会向疾控中心寻求相关信息。英格斯比说：”是75岁的健康人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更高，还是45岁的糖尿病患者风险更高？我们应该有相关数据来迅速得知这个问题的答案，并利用这些数据来做出更好的决策。”
今年4月，当新冠疫情在医院肆虐时，布鲁克林的医护人员将死者转移到一辆冷藏卡车上。
随着疑似病例和死亡人数的增加，疾控中心很难准确地记录它们。该机构迅速雇佣了新的员工来处理来自医院的邮件。尽管如此，许多官员还是求助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该校成为了最新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就连白宫也引用了该校统计的数据，而不是疾控中心的滞后数据。
当一名西雅图少年设法以比疾控中心更快的速度汇编了冠状病毒数据，创建了一个每天吸引数百万访问者的网站时，一些工作人员感到羞愧。一名长期雇员说：“如果一个高中生能做到，疾控中心的人也应该能做到”。
多年来，联邦和州政府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以确保国家公共卫生系统拥有应对疫情所需的关键数据。例如，自2010年以来，帮助医院和各州准备应对紧急情况的拨款一直在减少。
2019年，100多个公共卫生组织向国会施压，要求他们在十年内拨款10亿美元来升级基础设施。疾控中心今年因此获得了5000万美元。然后，随着冠状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数在今年3月份，联邦政府承诺根据《紧急护理法案》再追加5亿美元。
5月12日，雷德菲尔德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这场危机凸显了使疾控中心和各州所依赖的公共卫生数据系统不断现代化的必要性。在疾控中心和全国努力了解新冠肺炎对所有美国人的影响之际，及时准确的数据至关重要。”
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在3月的一次报告中预测的死亡人数。
数据是公共卫生的基本工具之一。不过，特朗普似乎经常把它视为一种针对自己的武器。他认为检测的作用被“高估了”，因为它使确诊病例的数量增加，让美国的情况看起来很糟糕。他采用了对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相对保守的预测，但随着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的上升，这些预测都变得无足轻重。
最近，疾控中心受到了批评，因为媒体报道披露，在追踪接受检测的美国人的数量时，该机构违反了标准做法，将抗体测试的数据与病毒诊断测试相结合，而抗体测试会显示过去的受感染情况。该机构表示，这是由于超负荷工作的各州和地方卫生官员在报告结果时混淆了，但这个错误掩盖了当前疫情的真实情况。
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贾哈说：“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仍然很棒。我们都很不解，疾控中心的表现为什么如此糟糕。”
今年3月，副总统迈克·彭斯和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张“用15天时间抑制病毒传播”。
三、与白宫关系紧张
3月15日深夜，疾控中心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大胆的声明。该机构表示，所有50人以上的聚会都应该取消，这实际上是在呼吁停止大型公共活动。
在白宫西翼，总统的高级幕僚们都惊呆了。在战况室开会时，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在对指导意见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其中将集会人数限制在不超过10人——这是包括雷德菲尔德在内的疾控中心官员，在参加了几天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后了解到的事实。
不久，记者们纷纷向白宫提出质疑，问他们是否否决了疾控中心的决定。特朗普的一些幕僚对此满不在乎，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疾控中心坚称自己最了解情况的结果。
这一事件凸显了卫生机构和白宫之间的紧张关系。疾控中心的资深官员对华盛顿的做法并不陌生。但他们从未与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或者这样的白宫打过交道。
该机构不仅已经因为诊断测试存在的问题而受到围攻，其官员们还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的反应。政府由于应对疫情不力而受到批评，导致特朗普一再破坏该机构的工作。
尽管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偶尔会先于疾控中心向公众发出警告，但特朗普和他的幕僚经常对新冠病毒以及抗击疫情所采取的步骤表示非常怀疑。尽管疾控中心的科学家称它为“一个真正的威胁”，但特朗普说，这种病毒会“像奇迹一样”消失。疾控中心敦促美国人戴口罩，特朗普说，“我没必要戴。”
当雷德菲尔德对《华盛顿邮报》表示，第二波疫情可能比第一波更糟糕时，特朗普坚持要他在白宫简报会上公开声称自己的话被错误引用了。当时总统就站在他的旁边，对他怒目而视，于是雷德菲尔德只好说，自己的话被误解了。
特朗普甚至一度向他的8000万推特粉丝抱怨该机构，他说，“几十年来，疾控中心一直在查看和研究它的测试系统，但他们什么也没做。”
曾在克林顿和布什政府中担任疾控中心主任的杰弗里·科普兰说：“总有一天，疾控中心会很难有效运作，到时就会出现与遏制疫情相悖的建议、要求和命令。”
总统和他的幕僚们认为，疾控中心的公务员们（其中很多人曾在两党总统手下都工作过）是不忠于自己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急于通过向媒体泄密来在政治上伤害特朗普。据几名参与了谈话但要求匿名讨论相关内容的人士透露，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私下里开始称该机构的科学家是“深层国家”的成员。
随着危机的加深，华盛顿和亚特兰大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
南希·梅森尼耶在发布了严厉警告后被撤职
今年2月底，在公开发布新冠疫情将扰乱美国人正常生活的严厉警告后，该机构呼吸道疾病中心负责人，负责应对紧急情况的南希·梅森尼耶被撤职。她的这番言论使股票暴跌，激怒了特朗普，他事先没有被告知相关情况。疾控中心内部及其他机构的公共卫生官员认为，将梅森尼耶强行撤职是为了掩盖真相。
冲突往往集中在封锁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上。封锁令已造成美国4000万人失业，企业破产，并助长全国各地的不满情绪。
4月初，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了延长邮轮禁航令的公告，禁止邮轮在8月之前运营，并警告称该禁令可能会无限期持续。白宫曾支持最初的禁令，但私底下反对无限期禁令，担心这会对一个雇佣了数万人的行业造成永久性伤害。
这条公告很快就被撤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项禁航令将在7月结束的法令。“那些都是无济于事的，”当疾控中心和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之间爆发争执时，雷德菲尔德会这样告诉同事。
当《今日美国》援引内部电子邮件称，疾控中心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压力时，白宫很快又开始了与媒体的攻防。该报援引疾控中心官员写给同事的邮件称：“这么做很抱歉，但副总统办公室已经指示我们立即从网站上撤下禁航令延期公告”。
至尊公主号游轮在乘客和船员感染新冠病毒后停靠在旧金山。
对总统的幕僚们来说，最令人沮丧的时刻是5月1日。据特朗普的两名顾问表示，当时疾控中心的副手舒查特在没有通知白宫的情况下，发布了一份疾控中心关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定期报告。
这份报告用干巴巴的科学语言对新冠病毒的传播进行了直言不讳的评估，显示了欧洲旅行归来和大规模集会如何加速了病毒的传播。舒查特在美联社一篇名为《卫生官员说美国错过了一些减缓病毒传播速度的机会》的报道中接受采访时进一步表示：“如果更早采取行动，就有可能推迟病毒的进一步扩散。”
在总统敦促各州州长将各州从封锁政策中“解放”出来的同时，疾控中心的高级官员在4月发布了一份新的指导草案，其中充满了对解除限制的警告。报告中敦促学校、教堂、托儿所、日间营、餐馆和酒吧采取大量预防措施，并放缓重启的步伐。
特朗普的幕僚们看到这份草案时非常愤怒。对他们来说，这进一步证明了疾控中心在权衡如何以及何时重新开放全国时，拒绝考虑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该机构对宗教场所的建议尤其惹恼了一些幕僚，于是他们拒绝了教会应停止圣餐的建议。
当白宫对指导草案搁置数周后，一份草案副本被泄露。
疾控中心推迟了允许教堂重新开放的指导草案发布时间，但特朗普几乎是命令他们同意教堂开放。在5月21日访问密歇根期间，特朗普明确表示疾控中心必须支持。
第二天他又解释说：“在美国，我们需要更多的祈祷，而不是要减少祈祷。”
特朗普告诉记者：“我跟疾控中心说，你们最好公布这项指导意见。现在他们正在发布。”
指导意见中的一项建议被移除，即考虑到”有助于病毒传播“，宗教场所应暂停唱诗班和会众歌唱。两名联邦官员表示，此事尚未得到白宫的批准。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一个法律中心的主任劳伦斯·戈斯廷曾是疾控中心官员，他指责白宫在整个危机期间对疾控中心施加了过度的压力。
他说：“公共卫生就是政治。但两者是不一样的。白宫公开批评其公共卫生机构，拒绝疾控中心提出的指导方针。白宫甚至告诉疾控中心的官员们，你们不能给出指导意见。”
他还表示：“我也希望疾控中心能与白宫进行协调合作，但这不是团队合作，也不是协调。这是在对峙。”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来到纽约布鲁克林康尼岛海滩木径路的游客发现，这里许多商店都关门了，包括附近的游乐园。
四、指导意见去哪了？
伴随着抗击疫情的战斗持续到夏季，美国经济蹒跚重启，迈阿密市市长想知道，如果该市著名的海滩重新开放后新冠病毒再次爆发，他该怎么办。
医生和护士迫切地想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教育局长和大学校长们需要决定秋季如何上课。而雇主们希望得到关于是否在恢复正常工作前，对所有员工进行测试的建议。
疾控中心是他们希望得到答案的地方。作为全国重要的公共卫生信息交流中心，它肩负着双重使命：向卫生工作者提供医疗指导，同时向政治领导人、企业高管和一般公众提供通俗易懂的信息。
但许多人说，该机构有时在提供清晰、及时的指导方面做得很吃力。
3月中旬，在印地安那州贝茨维尔市郊区的玛格丽特·玛丽社区医院，医生和护士遵循了疾控中心的指导意见，即只有在治疗有呼吸道症状或发烧的病人时才需要戴口罩，然后就生病了。第一批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患者没有出现上述症状，反而是头痛、疲劳、恶心和腹泻。
该医院的执行主任蒂姆·帕特南说：“新冠病毒跨越了半个地球，而我们却没有事先告知医护人员，这种疾病的症状到底是怎样的。在疫情已经出现了两个多月后，我本以为会有更好的结果。”
长期以来，一线医生和护士一直依赖疾控中心就临床最佳做法提供建议。许多人在采访中表示，他们对该机构给予的建议感到满意，尤其是考虑到这种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
该机构已经针对灾难庇护所及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养老院、出租车、儿科诊所等场所发布了114份公告。“我们根据现有的最佳科学意见和数据，发布了无数的指导意见和建议，”疾控中心的一位新闻官员说。
其专家还为临床医生召开了十几个关于护理新冠肺炎患者的电话会议，以及面向其他医疗团体的电话会议。
但我们在采访全国各地的医生时，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在其他地方寻找关于如何安全护理受感染患者的详细建议，在邮件列表上提出关于新冠病毒的问题，或搜索在线研究文章。
在危机中，疾控中心的主要角色之一是解释其指导意见和结论，当方针改变时提供依据，并及时了解之前不知道的事情。在此前的紧急情况下，该机构的惯例是几乎每天都要召开新闻发布会；雷德菲尔德的前任托马斯·弗里登在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疫情期间，曝光度很高。
但这次，医务工作者和公众自3月9日疾控中心的领导层停止定期举行简报会后，只能从其网站发布的经常模棱两可的消息中了解情况。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詹妮弗·努佐说：“现在，他们只有网站上的PDF文件，没有任何形式的对话。这是一个真正的缺陷。”
医学专业协会和公共卫生组织有时会主动为其成员识别和强调最新情况。
密歇根州传染病主管吉姆·柯林斯在1月31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向同事抱怨道：“如果疾控中心真的能宣布疫情的重大变化那就太好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这些信息隐藏在他们的网站上，然后就当已经宣布过了”。
密歇根州的一名卫生官员抱怨疾控中心的指导方针出现了不明确的变化。
一些医务工作者抱怨说，疾控中心在儿童如何传播病毒、何时为患者上呼吸机以及如何优先使用隔离病房等问题上提供的指导很有限。直到4月27日，该机构才将可能出现的新冠病毒感染症状，扩大到包括了医学专业协会几周前就已经上报的十几种症状。
对于许多焦虑的医生和护士来说，疾控中心的一些临床指导似乎往往是受全国范围内的个人防护设备短缺所驱动，而不是出于维护医护人员的最佳利益。
最初，疾控中心建议与冠状病毒患者接触的所有医生和护士佩戴N95口罩，这种口罩可以过滤掉空气中95%的颗粒。但在3月10日，随着供应的减少，疾控中心宣布，防护程度较低的医用口罩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除非是身处病毒可能被气溶胶化的环境中。
几天后，世卫组织表示，医护人员甚至可以“在护理新冠肺炎患者时，把自制口罩(如大手帕、围巾)作为最后的手段”。
全美县市卫生官员协会执行主任罗莉·弗里曼说：“不信任感开始蔓延。我们真的受到保护了吗?”
对防护装备的弹性指导意见与世界卫生组织对外科口罩的建议相一致。但疾控中心在最新报告中没有强调这一事实，也没有给出公开解释，只是承认防护装备的短缺情况正在恶化。
本周发表的一项分析表明，N95和其他防护性口罩在保护医务人员免受新冠病毒感染方面，优于外科手术口罩或布制口罩。
学校、企业和其他组织的负责人也表示，疾控中心的建议让他们感到困惑，因其有时与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的建议相冲突。
在3月16日的一次类似事件中，白宫敦促至少在未来15天内将集会人数限制在10人以内，并“尽可能在家上学”。但几天前，疾控中心曾建议，只有在教学楼里有人病毒检测呈阳性，或有证据表明存在“大量社区传播”时，学校才应该关闭。
3月1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500名教育局长希望在与疾控中心的网上研讨会上弄清楚，为什么他们建议大部分学校可以继续开放？
但就在研讨会开始前40分钟，疾控中心取消了会议，既没有做任何解释，也没有重新安排会议时间。该机构后来告诉记者，在向教育局长们发表讲话之前，其已决定 “完全采取白宫的新指导意见”。
在迈阿密的海滩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游客、老年人和服务人员，市长丹·盖尔伯担心可能会出现新的疫情。虽然他对疾控中心最近发布的重新开放指导表示赞赏，但身为民主党人的盖尔伯说，如果病例再次激增，他希望该机构也会列出具体的应对步骤。
上个月，在圣路易斯开始部分重启后，服务员在扎啤工坊工作。
在谈到疾控中心时， 盖尔伯说：“这就好像他们说，先开放吧，之后我们再来弄清楚这是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并没有一个保护网。”
全文编译自《纽约时报》，基本无删节，强烈推荐订阅纽约时报并阅读原文，涨知识还学英语。原文链接如下：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3/us/cdc-coronavirus.html?referringSource=articl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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