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洋人医院 如何在战乱中守卫中国一座城?(组图)

清光绪初年，来自苏格兰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梅藤更（Dr.David Duncan Main）和自己的夫人一同来到杭州，创立了广济医院（现浙二医院前身）。 

100 多年前，时任杭州广济医院院长的梅藤更在查房时与自己的小病人偶遇，一老一小的动作定格成中国医学史上关于医患关系最著名的一张照片。



今时今日，浙二医院中高挂的梅藤更与小患者鞠躬照

 

但广济医院与中国人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1928 年，梅藤更的朋友、学生苏达立( Stephen Douglas Sturton) 接替他成为了广济医院的院长。



「同穿一条裤子」的梅藤更（右）与苏达立（左）

那是中国最为动荡的年代，一场浩劫正在向杭州扑来。而苏达立带领下的广济医院将在这场劫难中张开双臂，遵循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与千千万万中国人站在一起。

 

 

烽烟岁月

 

1932 年 1 月 28 日，「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拥有笕桥机场、中央航校的杭州成为国民政府前线空军基地，负责捍卫首都南京与经济中心上海。

 

当时，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就收治了大量在空战中负伤的空军将士，其中，就有后来淞沪会战中，死守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的八十八师士兵。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当晚，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达战令，计划在次日发动袭击，企图一举覆灭中国军队的航空兵力。

 

8 月 14 日，台北松山机场送走一阵轰鸣。日本最精锐的鹿屋、木更津海军航空队共出动 18 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其中，9 架飞到杭州，奉命轰炸笕桥空军基地。

当日，由茅以升主持设计的钱塘江大桥仍在建造之中，这座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也遭到侵华日军空袭。

 

茅以升在《钱塘江建桥回忆》中回忆道：「轰炸的时候我正在第六号桥墩的沉箱里面和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的电灯全灭了，一片黑暗……电灯一灭，大家以为高压空气也出了事，而没有高压空气，江水就要涌进来，岂非大家都完了吗？」

 

时任广济医院院长的苏达立记录道：「空袭发生在下午 4 点……空袭警报呜呜作响。我接到医院电话，匆匆回去。汽车驶至钱塘江大桥附近，被路警阻止，我们在濛濛细雨中等候了 2 个多小时。其间，听到日本重型轰炸机飞越钱塘江上空及炸弹爆响声，并看到数架中国空军战斗机正在惊险追击中。」

当时的杭州刚刚刮过一场台风，空军第四大队调防笕桥机场才着陆，还来不及加油就遭到了空袭。在恶劣的条件下，第四大队队长高志航率美制 BF2C(霍克III)战斗机 27 架紧急起飞，双方在杭州城上空展开激战。

 

苏达立写道：「第二天，又有三次空袭警报。有一次就在广济医院上空，职员们跑到走廊上观看，眼见中国空军英勇击中日本轰炸机三架，均焚毁坠落。」

 

8 月 14 日，中国空军击落日机 3 架、击伤 1 架，仅有 1 架飞机轻伤，打破日本的「不灭神话」，取得了首次空战胜利。此后，国民政府将 8 月 14 日定为「空军节」。

 

 

天堂之下

 

然而，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和平。

 

据苏达立回忆，在随后的四个月里，杭州共遭受了 251 次空袭，这座以风景优美闻名于世的城市在一次次轰炸中，变得千疮百孔。

 

从空袭第一天起，广济医院就陆续接到受伤的空军飞行员及其他受伤人员。有一天，医院接到通知要求在下午三点收容 35 个重伤者，但下午四点送进来的重伤者竟然超过 60 人。

 

当时，淞沪会战刚刚打响，许多伤兵与难民挤在一起，自上海郊区搭火车来到杭州，天气炎热、医疗条件恶劣，伤兵们还要躲过日本飞机的空袭扫射，到达杭州时，已经在没有医疗的情况下熬过四天四夜，广济医院的医师护士及其他职工沉着应对，妥善安置了伤兵。



将女儿送离前，苏达立与家人在杭州的最后一张合影


按照国际法，教会医院可以在红十字会的名义下救治伤兵，由于广济医院为英国教会所创办，因此，也称得上是杭州城中一个重要的「庇护所」。

11 月 15 日，杭州市政府卫生处张处长来到医院，请求广济医院接收一千名无法撤退的重伤官兵，以避免他们在杭州沦陷后遭受日军杀害，并许诺，附近公立学校校舍可拨交使用作为重伤分院，并下拨一切必需费用。

苏达立立刻找到杭州市长周象贤，周象贤当场打开保险箱，取出已准备好的支票国币 5 万元交给苏达立，用来筹备重伤分院，对于财政拮据的广济来说，5 万元已经可支持分院半年的经费。11 月 22 日，经过慎重选择，无法撤退的 660 名重伤官兵转移到了重伤分院。

当时的湖州福音医院院长孟杰恰好带领部分职员以及医疗器械撤到杭州，接手了重伤分院的工作，杭州著名律师田浩征担任业务部工作，为收治难民奔走呼号。

在战乱中，难民的疾病防治一直是个难题，孟杰花了很大精力对难民营里将近 1 万妇女和儿童进行照料，对他们作预防注射、除虱和传染病隔离。

几个星期之内，送到杭州的伤兵已达万人。当时，连灵隐寺都辟为了最大的临时伤兵医院，但远远不断的病人还是住满了所有医院、学校、寺庙及其他公共大厦。

而与愈来愈多伤兵相对的，是杭州城内逐渐稀少的人烟。

就像是暴风雨前夜四散奔逃的蚂蚁，10 月底开始，有能力逃走的市民，都尽可能带着所有财物离开了杭州；到了 11 月 20 日，原本人口 80 万的杭州城只剩下 10 万人左右，另有约 10 万人暂时逃离了市区，隐匿在郊区各村镇，暗中观望动静。

所有人都在等待，但他们并不知道，第二天等来的究竟是黎明的曙光，还是更深的黑暗。


苏达立与广济医院职工合照

苏达立回忆，经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朱孔阳提议，由苏达立发起，邀请杭州城内多位有声望的外国人联名向中国守军司令部、并经由英国、法国及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向日方发出请求书，恳请体念伤兵、难民，并顾及天然美景和传统文物，希望能避免在杭州市区内作战，请求书幸获中日双方军事当局同意。

但这一请求，并未起到预期中的作用，杭州，最终还是从天堂跌落。


从教会医院到集中营

1937 年 11 月 16 日，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工程处接待了一位南京政府派来的重要客人，他是南京工兵学校丁教官。在出示了一份南京政府绝密文件后，丁教官对茅以升说，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丁教官告诉茅以升，炸药已直接由南京运来。

12 月 23 日，为阻滞日军南下，茅以升挥泪炸毁了全面通车仅 89 天的钱塘江大桥，只留下残存的桥墩。在大桥被炸的那天晚上，茅以升在书桌前写下：抗战必胜，此桥必复。




被炸毁的钱塘江大桥

12 月 24 日，杭州沦陷。

圣诞节，这个本应充满和平与友善的节日，对于当时的杭州百姓来说，却是苦难的开始。

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在日记中记录，「圣诞节中午，日军开始大规模占据杭州的房屋，傍晚冲进民房肆意掠夺，杭州惨遭恐怖统治的序幕被拉开。全杭州市 90% 被劫掠，许多妇女惨遭凌辱，12 岁到 60 岁之妇女在此时都失去安全感。时常有受害妇女被送进医院治疗。另一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是日军放火烧屋，数处火警都很靠近医院……」

12 月，各教派（包括佛教）携手设立难民营，并推选苏达立任红十字会秘书长，当时的红十字会，会员包括中、英、美、法各国人士，难民营中悬挂起英、美、法等各国国旗及红十字会会旗。在无尽的恐怖中，无数妇女、儿童和老人涌进红十字会难民营，在自己的土地上，寻求这些旗帜的庇护。

英国著名记者田伯烈当时身在杭州，每天都要领着城内亟待帮助的妇孺撤入广济医院中，他写道，「自日军占领杭州以来，我们的医院（广济医院）里就有许多受难的妇女，其中两个因为日本兵追逐从楼上的窗口跳下，折断了背骨，一个并且折断了腿骨。抢劫、伤害、屠杀、奸淫、放火，有增无减，整个杭州变成了恐怖的城市，只有外国人的房屋内和收容所内是安全的。」



日军踏过西湖断桥

杭州沦陷后，苏达立经常以红十字会秘书长的身份巡视市郊小村镇，救治伤员。

据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周东华教授介绍，有一次在杜桥，苏达立救出遭日军大炮轰击的村民 33 人，第二天又从大火中救出数位妇女。在另一个村子，苏达立和医院员工与日本兵遭遇，出示红十字会证件后仍被日军带到部队检查核准后才被放行，此行又救出 23 人。

当时的杭州，已经从天堂跌落炼狱。

苏达立记录道，1938 年初，闸口已是无人地带，只见到处是遗弃的尸体，因无人收尸而臭气熏天。有的刚被枪弹射死不久，仍浸在血泊中，也有无头尸体仍保持跪下姿势，有被砍头而未全断，背部被劈开的。

就连惯看生死的医生苏达立都忍不住感叹道：「其恐怖凄惨状，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



广济医院的难民们

1938 年，日军宪兵侵入广济医院并架设机关枪，共捕走 100 多位痊愈期伤兵。苏达立愤而抗议，并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联络，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加以报道，最后日军当局为缓和各方谴责，允许苏达立携带少量粮包探监，后来又允许每周探监诊疗。

当时，蕙兰中学也是杭州城内主要的避难处，当时的难民还是远远超出了预设，以至于避难处的人们只能挤挤挨挨地坐在水泥地上，难民们一天只能吃一顿烧得很烂的米饭，一周有三天能吃上盐，四天能吃少量的咸菜。

蕙兰中学校长葛烈腾（Edward H.Clayton）在回忆录《天堂之下》中写道：（条件艰苦）但她们都不在乎。只要能进来，坐在美国国旗下，得到红十字会的帮助，她们别无所求。

城内的避难处需要有人彻夜巡逻，以拦住想要闯进来索要妇女的日本士兵。晚上，常常有士兵踢破大门，想要冲进避难所，而那些「外国人」则不得不起来，把这些士兵送出去。

杭州沦陷后至 1939 年之前，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联手杭州著名律师田浩征，医治了中国伤兵一千多人，在这座城市最危急的时刻里，广济医院、蕙兰中学、仁爱医院、弘道女中及青年会等地作为避难所，共接纳了 2.5 万名妇女和儿童。


尾声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对英国和美国宣战，在上海的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当日傍晚，日军突然闯入广济医院，医院自此处在日本宪兵随时「监视搜查」中。

1942 年 11 月 11 日下午，苏达立被日军宪兵拘捕，次日被押送到上海海防路集中营监禁，集中营内关押了 360 名外侨，年龄最小者 21 岁，最大者已 74 岁，日军称他们为「危险的战犯」。



  苏达立回忆录《从教会医院到集中营》

1945 年 6 月底，苏达立被日军强行转移到一个管控更加严格的集中营，直到日军投降后才被释放。

1948 年 5 月，钱塘江大桥在茅以升的主持下成功修复。1952 年，苏达立和「战友」田浩征律师一起骑着自行车来到钱塘江边，苏达立站在钱塘江大桥上，最后一次深深地注视着这座他为之付出一切的城市，道：「等我下次再经过这座大桥，我要说再见了，杭州。」

之后，这个曾在风雨如晦的时刻守护杭州的医生，带着少年的壮志、中年的仁爱、晚年的苦痛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只剩下一座历经风雨沧桑的医院，依旧矗立在这片土地上。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