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是下一个中国吗?雁阵转移,再走东亚之路(组图)

远川研究所 0

作者:于长馨、陈畅

支持:远川研究所宏观组

疫情冲击下,逆全球化与产业链转移的讨论空前火热,各国高层陆续开始放话。3月5日,安倍在“未来投资会议”中表示要让高度依赖一国且高附加值的产业回国,让低附加值的产业向东盟转移,以此分散风险。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招揽在外美企回国,声称企业搬迁政府买单。

外部环境恶化,身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被推上风口浪尖。然而谈起产业转移,还有一个绕不过的东南亚小国:越南。

放眼整个东南亚,越南发展速度惊人,且与中国的发展历程有高度相似之处,都是得益于锐意改革与积极入世,享受全球化的红利。本次疫情影响下全球需求放缓,越南的制造业PMI从50%下坠到30.7%,手机、服装鞋类等出口也大幅受挫,侧面证明了越南在全球化中的融入程度。

一个时常被忽视的事实是:越南从来就不是什么小国。它的国土面积与日本相当,人口接近一亿,这个体量放在欧洲是不折不扣的大国。2019年年初,越南总理就定下越南2045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比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早了5年。

不过,越南的野心显然不止于经济,地理上紧临南海的越南长期斡旋于中美两国之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更是直接指出,越南的野心是成为东南亚的队长。



复杂的政治博弈我们暂且不讨论,聚焦于产业雁阵转移,随着投资越南的热度一浪高过一浪,一个重要问题也呼之欲出:越南,会是下一个中国吗?

01 中国与越南,同与不同

1986年,中国改革开放8年之后,越南见贤思齐,提出对应的“革新开放”政策,开启了市场化进程。三十年来越南经济迅猛发展,2018年GDP同比增长7.08%,创下过去十年新高,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表现出众。

从数据上看,2018年越南人均GDP为2564美元,处于中国2007年前后的水平;2018年城镇化率为35.7%,仅是中国2000年前后的水平;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仅为2.4%,中国早在1997年该比例就达到了5%;2014年越南人均耗电量为1424千瓦时,接近中国2003年的用电水平。



众所周知,2000年前后正是中国制造业和房地产迈向高速扩张的“前夜”,大规模产业链转移和外资涌入,当前的越南,似乎正在走我们过去走过的那条路。

越南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贸易和外资是越南发展的重要引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进出口贸易额在GDP的占比除了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有所下降外一路上涨,2018年更是高达200%。外资投入上,从2010-2019年,制造业FDI复合增速达到17%,截止2019年制造业吸收FDI占全部FDI比重已经达到65%[1]。

众多相似之外,两国在许多方面同样存在较大差异。具体看中越两国的产业结构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从2000年以来二产、三产比例变化明显,尤其是第三产业一直保持增长,但越南三大产业的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尤其二、三产业的比重,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这是为何?



储蓄率稳定是一大重要原因。不同于中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近年来在持续下降),越南的储蓄率非常低,居民部门中储蓄占据收入的比重仅为25%,很难再下降,75%用于消费,已是接近美国的水平。受此影响,越南的消费马力十分强劲,在GDP的占比中高达80%,远高于投资。

不仅国内消费稳定,由旅游业发展带动的商贸、餐饮服务等同样支撑着第三产业,制造业转移又持续推动第二产业发展,使越南三产结构保持相对稳定。

除了产业结构不同,越南在部分环节表现上也与中国走出了趋势性的差距。从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中越从2008年前后的相似水平走向两个方向,中国持续攀升至21.1%,而越南一路下降到7.9%。今日越南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状态,是越南亟需补齐的一大短板。



02 越南发展的四块基石

说起越南,我们常以为产业链转移越南最大的原因是人口红利,而在一份中金实地调查报告中发现,人口红利并不是海外投资者进入越南的首要原因,政局稳定和开放格局才是位列前二[2]。

1)政局稳定,以发展为先

越南政局稳定,以发展为先。财政积极为中小企业减税降费;银行放贷优先支持贸易、工业企业;实施外资优惠政策,支持越南招商引资。工业园区建设方面,截止2018年在相当于我国长三角城市群大小的国土面积上打造了326个园区,合计引入1.55万个项目,其中外资项目达到8500个。

一系列多角度全方位的政策中可以看到,越南深谙发展才是硬道理。

2)积极开放,拥抱全球化

21世纪以来,越南积极开放不断融入国际组织。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成为其融入地区经济合作的里程碑;1998年加入APEC,将合作关系从区域经济拓展到国际社会;2006年加入WTO,在贸易、投资、技术上打开新局面;2019年CPTPP生效,多边贸易合作再进一步。

在外汇管理上,越南自1989年金融体系改革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并且将币值稳定作为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为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创造稳定的后方条件。

3)人口四大红利

人口红利从人口数量红利、人口结构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劳动力成本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从人口数量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南政局稳定、经济逐渐发展,总人口以及其中的劳动力人口也随之不断增长,2018年人口总量达到9467万。不过越南总人口增长率已从八十年代初的2%缓慢滑落到如今的1%,劳动力增长率在2015年以前始终高于人口增长率,且在1990年和2012年出现过两个小高峰。

越南的人口数量红利仍在存在,但是已经出现拐点。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12年前后出现下降趋势,抚养比也在2012年前后开始上升。



城镇化过程、产业结构转化释放了越南人口结构红利。2005-2017年间,越南的农业人口逐渐下降,制造业人口逐渐上升。且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这一劳动力的结构转换将持续发生,释放人口红利。此外,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制造业的劳动力部分将流出转向第三产业。

从人口质量看,越南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达到93.5%,虽然次于菲律宾、印尼、中国和马来西亚,但是差距比较微弱。而且越南科教文卫投资增速较快,人口质量红利未来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劳动力成本优势更是明显,越南人均GDP虽然逐年增长,但是同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仍处于低水平,尤其相较于马来西亚、中国和泰国6000至9000美元的人工成本,越南不到2000美元的人工显得尤其便宜。



4)地理优势

越南东面狭长的海岸线送来了优质的港口资源,例如越南北部的海防港和南部的胡志明港,成为开展贸易的一大超级王牌,许多东南亚国家并不具备如此优越的地理优势。

港口优势下,南部的胡志明市是越南的经济中心,拥有全国最大的港口和交通枢纽,面积2095平方千米,人口超过600万,对标中国的上海;北部的海防为越南北部最大港口城市,是首都河内的输出港,对标中国的天津;岘港位于越南中部,濒临南海,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海港。

03雁阵转移,东亚之路

越南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产量方面,诸如洗衣机、手机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可以达到24%和30%,服装、鞋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也可以达到9%和5%。越南制造业业绩表现亮眼,吸引的FDI投资增速也高于整体,二者相辅相成。

近两年宣布在越南投资建厂的企业不在少数,如下表所示,国家涉及美日韩以及中国,行业涉及芯片、屏幕等高科技产品,也涉及纺织、鞋业等中低端产品。



2018年毛衣战影响下,美企代工厂逐渐分散生产据点,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南则闷声发大财,承接了不少企业,我们以苹果产业链为代表一窥产业转移风潮。

苹果最大代工厂富士康2018年底便与越南河内市政府讨论在越建立新的iPhone制造工厂,以减轻毛衣战的影响;2019年8月,富士康在越南购置土地建设厂房,新建越南工厂。

歌尔声学在苹果供应链中以代工AirPods为主,2019年1月,歌尔声学将在中国的AirPods生产部分转移到越南,并在越南北宁省桂武工业区投资2.6亿美元[3]。

立讯精密是国内最大的连接器生产商,也是苹果的主力供应商。2019年7月立讯精密公告对外投资的两个动作:一是在越南义安投资7000万美元建设立讯精密(义安)有限公司;二是对“越南立讯”增资不超过1.8亿美元,以越南立讯为主体进行智能可穿戴设备产品的产能扩建。

从产业转移看,我们看到越南承接产业类型上与过去中国的高度相似性,现在的中国正在冲破荆棘走产业向上之路,本土企业的力量变得愈发关键,而越南的本土力量还在承受外资的冲击。

2013年越南本土企业占工业产出比例低至49.9%,近年来大量外资设厂,比例显然在进一步降低。越南本土企业占出口的比例表现愈发明显,2018年已经达到了过去20年的最低点,2018年仅为29.5%。中国本土企业力量则在2006年达到最低点以后一步步抬升。



相较之下,越南仍然任重道远。从各个指标对比上看,越南在承接产业转移上已是一个“低配版”中国。如今,中国已经向自主品牌与制造业崛起发力,显然,越南距此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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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留园 查看原文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42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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