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清末的摸金狂潮中,中国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图)

SME科技故事 3 Years 0

地球上形形色色的生物中，大部分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定居点”。那里或是食物充足，或是罕见天敌，或是气候温度都十分适宜特定物种的生长繁衍，因而成为了某类生物广泛分布的区域。但这些安分守己的生物列表中，显然不包括人类。

在常年冰封的雪山之巅，有我们插下的旗帜；在一望无垠的荒漠之中，有我们走过的足迹；人类的潜水钟尝想深入海底两万里一探究竟；我们的航天器甚至试图将生物的活动版图拓宽到地球以外。

对未知世界的无尽好奇与探索，是人类社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哥伦布到郑和，中西方的探险家们在那个对大洋彼岸有什么还一无所知的年代就开启了无数次探险尝试，最终加速了全人类的相互了解与联系，也伴随着许多野蛮掠夺与冲突。

循着遥远传说出发的探险家们，带回的或许是异邦的交好信息，或许是新大陆惊人的财富，有时甚至是来自文明古国的无价文物。发生在1850至1930年代我国的“西域探险热”，就是这样一段人类古老文明被发掘、考察与研究，同时也被掠夺甚至破坏的历史。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中国壁画

1856年，俄国地质学家彼得·彼得洛维奇·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从巴尔瑙尔（现俄罗斯城市，清朝称“巴尔纳廓”）出发，途经横跨中俄的阿尔泰山脉，穿过伊塞克湖对天山山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他领导的中亚探险队隶属于俄罗斯帝国地理学协会，是近代第一支进入中国西域的专业探险队。为期两年的考察成果汇成了关于天山的第一部系统论著《天山游记》，这也是近代国外团队进入中国西域探险的开端。

19世纪70年代的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13年后，第二支进入中亚的俄国探险队出现了。带队者叫普尔热瓦尔斯基，他在长达18年的时间内，先后四次率队考察中国西北地区广袤的土地。第一次探险就直接穿过戈壁沙漠到达北京。

客观来讲，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科考研究成果堪称伟大。他率领的队伍经过雅加达、北京、长江上游、西藏、青海湖、柴达木盆地、阿拉善、天山、和田等地，研究领域涉及地理、物种、商贸甚至人文及地方政治。他的五本著作及旅途中绘制的大量地图，带回俄国的近万种动植物标本直接开创了国际上对中亚地理研究的新时代，更新了当时国际认知不多的亚洲地图。

但军事学院出身的他在考察过程中也是暴戾蛮横的。他在考察团中带了大量枪支弹药，沿途以狩猎野生动物为乐趣。经过小村庄的时候会强征给养，以暴力威胁当地人给他当向导，甚至绑架村庄头人，杀死反抗的西藏游牧民族。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毫不掩饰对东方文明的不屑一顾，说“一手拿着卡宾枪，一手拿着鞭子就可以在亚洲横行探索任何地方”。1888年，这个在国际上声名远扬又在西域臭名昭著的探险者患上斑疹伤寒，死在了第五次探险伊始的伊塞克湖畔。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热瓦利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他的接班人科兹洛夫，正式开启了俄国探险队对中国文物的大型掠夺。

早在1884年，22岁的科兹洛夫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探险队中的随行少尉。1890年代他开始逐渐接手队伍的领导权，并于1899年首次独立率队探险。前期的探险延续了前辈的自然地理考察方式，取得了不少关于黄河、长江及湄公河的信息资料，成书《蒙古与卡姆》让他在国际上名噪一时。

但更惊人的发现出现在1907年至1909年的再次“远征”。横穿荒凉蒙古南部戈壁的科兹洛夫率队沿额济纳河东支向下游进入巴丹吉林沙漠，就在这里，他们发现了西夏故都“死城”哈拉浩特（即黑水城遗址）。

科兹洛夫及其考察团

科兹洛夫的队伍在这里挖掘出了两千余件西夏文物，其中就包括了目前仅存于世的西夏文、汉语双语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这些珍贵的文物被他辗转送回圣彼得堡，而他也由于此次“立功”被授予1911年的皇家地理学会创始人金奖。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1923年他再次率队来到蒙古肯特山一带进行考古发掘活动。这次又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匈奴王室陵墓，一大批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纺织品文物被送到彼得格勒。科兹洛夫前后两次考古发掘被苏联专家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而这些已消失的古文明的无价文物，又成为了前苏联炫耀于世多年的珍宝。

科兹洛夫在黑水城中掘出的佛像

探险家们对于中国西域的探险与掠夺，可以说源起于俄国学者出于学术目的的科考发现，又爆发于对古都、墓穴与文物财宝的意外发现。在利益面前，科学考察的初衷不仅被忘得一干二净，甚至成为了他们申请入境盗窃的幌子。

不过第一个意外发现西域财宝的倒不是俄国的科兹洛夫。早在1901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就在他的第一次中亚探险中发现了汉代西域的精绝国古城遗址尼雅遗迹。作为首位发现者，斯坦因前后四次来此勘测发掘文物，带走了多达十二大箱美术品和古文书资料。

而紧随他其后，美国的亨廷顿和日本的橘瑞超等人也先后闻讯而至，发掘劫掠周边的古文明珍宝。

斯坦因

斯坦因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在1906—1916十年间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收购并运送出境。这些数量惊人的佛经、精美的绘画、刺绣及雕塑轰动了整个欧洲，因此公布敦煌文献也成为了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件事。

另一个探险的同时劫掠了大量中国文物的“巨头”，是瑞典人斯文·安德斯·赫定。1893—1908十五年间，他三次进入中亚探险，以3552张手绘地图的记录为中亚的精准地图绘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在1900年的探险途中首次发现位于罗布荒原中被流沙掩埋的楼兰古城。

在随后的发掘中，这里出土有制作于公元1-2世纪的汉锦，也有晋代的手抄本《战国策》，几乎是随便拎起一件东西，就是无价的历史珍宝。然而整个20世纪初发掘出来的大量较为完整的文物，都被赫定、斯坦因等“考察团”带走了。光是赫定及同为瑞典考古探险家的安特生二人从中国带回去的文物，就让瑞典需要建起一座瑞典东方博物馆来安置，其数量之惊人可见一斑。

瑞典王子夫妇及其东方博物馆中的兵马俑展

除了西夏故都，楼兰古城，敦煌莫高窟，还有很多很多不甚知名的古城遗迹在那个我们的国力无暇顾及保护文物的年代被劫掠一空。德国人勒柯克与格伦威德尔率领“皇家考察队”在新疆挖掘了高昌古城、图木舒克遗址、克孜尔千佛洞等历史遗址，带走了大量梵文、回鹘、蒙古、古突厥、藏语文的写本，还有大量的宗教文物、壁画、泥塑等等。

光是他们有记录的1905年第三次吐鲁番考察活动，就将足足128大箱文物带回了德国。巴黎图书馆中的中国藏经遗书珍宝收藏来源于伯希和1907年对敦煌石窟的掠夺；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12件他们引以为傲的壁画收藏，来源于1923年华尔纳在敦煌千佛洞的窃取。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中国古代艺术品

到了后来，这些所谓考古、地理考察团连表面功夫的伪装也不做了。一进入中国也不观光也不探索，都是直奔盗洞抢买“拉货”，生怕自己慢了一步就抢不到好东西了。斯坦因所谓的“第三次中亚探险”，其实就是重返尼雅、楼兰、敦煌、黑水城这些已发现的遗址，再挑挑拣拣发掘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精品文物，又满载四千件佛经、文书及雕塑回国。

1930年，68岁的斯坦因率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不过这次由于中方出台的文物保护法令及民间强烈反对这些考察团进来盗运文物的态度，此次“探险”无功而返。1943年，81岁的斯坦因由着凉发展至支气管炎，最后因中风死在了阿富汗的探险考古途中。

难得的“正规军” 西北科学考察团

与之形成对比的，另一名探险者赫定看出了中国人渐渐觉醒的保护文物决心，在1927年主动“从良”与中国学者合作，成立了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更为了打消国内民众的顾虑签订了“将此行所获全部历史文物全数由随行中国学者带回北京”的协议。（后来还是死性不改带走了一些，现留存在斯特哥尔摩的东亚博物馆）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赫定晚年与我们的合作确实是一次科学考察上的胜利。科考团发现了一个大铁矿，成为后来我国大型钢铁企业“包钢”的基础；又发现了一批恐龙化石，有力推进了中国古生物考古学的发展；最大的收获是在甘肃发现一万多枚居延汉简，这是极珍贵的研究史料。